徐小平：中国合伙人

这部影片的解读空间确实开阔多了。

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部影片对改革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叙述有些窄化或简化，尽管我知道编导有理由这么做，而这么做在票房上也确实成功了。

中国人的改革时代的“中国梦”如果终究只是落脚在以企业家精神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显然是对改革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丰富且多元内涵的一种过于简单的抽离及变形。

抽离，意味着从丰富而多元的内涵中仅仅抽取出一元或两元内涵来，而省略掉其他多元的丰厚。

这样做，也就等于对时代精神做了一次变形化处理，也就是加以了个人的窄化式理解或曲解。

想想看，当这三位教育企业家一道庆祝“攻陷美国”胜利时，我不知道这是对改革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喜剧式张扬还是反讽式诠释？当然，如今这个年代，应当理解谁都拥有时代精神的诠释权这一事实，只是不同的人可以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及个人趣味去加以不同的诠释而已。

不过，或许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可讲，而是可以仅仅从常识角度去看，就知改革时代的精神内涵不能被仅仅窄化为企业家精神及其在美国上市成功了。

上面一直在谈论的时代精神，不过是对一个时代或年代的社会生活价值系统或称文化价值系统中的集体意识的一种简明概括而已。

这个文化价值系统与其说是仅仅按照某个先知或杰出个人事先设定妥当的既定程序演进（诚然这种作用不可否认），不如说是人们事后从那个时代生活中呈现的种种文化价值现象中反思和抽离出来的，而且这种无论事前还是事后的反思与抽离，归根到底都是个人化的和难以寻求一统的。

对我们的生活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对过去生活中已有的时代精神的真实的和确定的回忆，这种真实的和确定的回忆可能是一种奢望；真正重要的是对这种时代精神在当代生活中的活的形象的重新认同。

通过这部影片到底要唤醒怎样的时代精神记忆，这直接关系到我们以怎样的姿态走向未来，也就是以怎样的文化价值观去瞻望和建构与飘逝的过去密不可分的未来。

狄尔泰说过：“我们这一代，要比以往受到更大的推动去试着探索生活的神秘面纱，这面孔嘴角上堆满了笑容，但双眼却是忧伤的。

是的，允许我们努力奔向光明，奔向自由和美，然而却不是抛弃过去，完全标新立异，我们必须带着旧神去进入每一户新居。

”（2）如果每一代人都注定了要带着过去进入未来，那么，我们当代生活中的数代人对改革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各自的自觉理解和认同，以及相互对话和沟通，显然就具有了不容分辩的重要性。

在当前公共领域中的多元价值观相互激烈碰撞的时刻，分歧在所难免，而对话和沟通显得愈发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陈可辛等编导的《中国合伙人》虽然难免留下一些遗憾，但毕竟给了我们一次集体反思与争辩的机会。

（王一川，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100871）
（2）[德]狄尔泰《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为影片《中国合伙人》做一个清晰的类型界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影片参考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创建新东方学校的真实经历，以徐小平自传式的剧本为基础，进行了陈可辛式的再创造，呈现为当下的《中国合伙人》。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位原型人物，以或坚决或温和的态度，在不同的程度上否认了影片和“新东方”的联系。

俞敏洪的态度最为明确，他在微博中发布：“最近不少朋友问我陈可辛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是不是以新东方为原型拍摄？新东方有没有参与投资？我到今天也没见过陈可辛或任何演员，所以我不知道这部电影和新东方有什么关系，当然更没有参与投资。

徐小平和我提过这部电影，但我坚决反对把新东方搬上银幕，所以现在和未来这部电影和我都没有关系。

”（/p/t/235240092036141）影片创意的始作俑者徐小平，则在演讲中谈到，“《中国合伙人》最终剧本只用了我剧本的18个字，中国合伙人、新梦想学校、还有3个主角名字，这使我很‘愤怒’。

”（/13/0527/11/ 8VSKIBTD00253I4M.html）三位原型人物之中，王强的态度最为温和，他说，“我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真的要跳出新东方来看这个戏。

”（http://roll.sohu. com/20130516/n376134058.shtml）
毫无疑问，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传记片。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的变迁，一代企业家成长的故事，是陈可辛一直十分关注的主题，只是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直到徐小平的剧本递送到他的手中，
“新东方”三位创始人的分分合合、
《中国合伙人》：传统/现代？东方/西方？
田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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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情谊，为这位香港导演提供了最具亲和力的情感模型，受到触动的陈可辛执意执导这部成本并不高的电影，并参与了投资。

影片《中国合伙人》从最单纯的叙事层面来说，是一部三兄弟联合创业并取得成功、情感发生裂痕并获得弥合的成长主题励志故事。

这也是影片处理得最为游刃有余的层面。

三位主人公成东青、孟晓俊、王阳，与其说他们对应于原型人物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不如说对应于经典的成长主题和兄弟情谊的叙事模型。

这其中，孟晓骏的设定可以称之为“精神导师”，成东青是毫无疑问的有缺点的成长中的“主人公”，王阳的设定则是“亲密伙伴”。

这类人物关系的设定在同类型影片中比比皆是，从《美国往事》，我们可以寻找到“麦克斯”、
“面条”、
“其他兄弟”；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哈尼”、“小四”、“其他兄弟”；甚至在《天龙八部》中，我们也能够在“乔峰”、
“段誉”、“虚竹”身上发现类似的人物关系和情感模型。

这其中，“精神导师”提供强大的价值体系和与生俱来、不加遮掩的原始欲望，为主人公的精神的成长和自我的释放提供标杆；“亲密伙伴”则为主人公提供密切的行动配合以及情感依赖。

前者在更多的意义上是理性的象征，而后者在更多的意义上承担感性的责任。

在《中国合伙人》中，有一个十分经典的细节，验证了孟晓骏的“精神导师”身份和王阳的“亲密伙伴”地位：他们是亲密无间的三兄弟，一起打架、学习、交女朋友、恶作剧。

但当成东青肺结核住院的时候，王阳戴着大口罩来看望他，但孟晓俊却因为要考托福，担心传染，不肯露面，只是把他从不外借的英文辞典送给了成东青。

成东青会因此记恨孟晓俊这位好朋友吗？不会。

相反，当他拿到这本辞典的时候，一张写着“早晚有一天你会成为我嫉妒的人”的书签，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励。

尽管，孟晓俊后来承认，这张书签其实是他写给自己的，成东青只不过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

但对于成东青而言，这几个字，这本辞典，标志着孟晓骏作为精神导师的经典意义的完美实现。

三兄弟的线索在影片中是相当清晰和完整的：相识——缘起于成东青入学第一天，孟晓俊和王阳的隔空对吵，三人不打不相识；相知——成东青追随着二人，课堂上奋不顾身维护跟老师、同学们发生冲突的他们，以此获得了“投名状”，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分离——毕业后，
“精神导师”出国，
“亲密伙伴”失恋、下海，成东青创业；重聚——三兄弟联手开创新梦想；分裂——因办学理念不同而分崩离析；再聚首——因共同危机而冰释前嫌。

准确的人物定位、清晰而又不乏波折的叙事线索，使得《中国合伙人》在叙事的第一层面获得了成功。

这是一部好看的励志片，有着可信的兄弟情谊，具备创业故事的真实质感——当然，这要感谢“新东方”。

刷小广告、充满煽动性的演讲、厂房办学，这些充满
质感甚至特殊美感的细节，为影片的人物和叙事寻找到了接地气的立足根基。

不过，影片也仅仅是在这最初级的叙事层面取得了成功。

如果“向更深处漫溯”，影片在更深的意义上，是一部经不起推敲的作品。

在跟“中影”谈合作的过程中，韩三平和陈可辛达成了共识：影片要表现中国、尤其是北京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变迁。

这个主题，同样可以唤醒陈可辛导演的强烈共鸣，因为，他的代表作《甜蜜蜜》表现过类似的主题：1978年之后来到香港的内地新移民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和情感体验。

在创作《中国合伙人》的时候，可以说，陈可辛导演确乎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力图使影片超越简单的励志故事，成为有标志意义的杰作。

甚至，《甜蜜蜜》的成功经验，他也会拿来借鉴，比如，选择充满怀旧意义的流行歌曲，使影片充满时间的味道和质感。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齐秦《外面的世界》，苏芮《一样的月光》，罗大佑《光阴的故事》，《Leaving On A Jet Plane》，Beyond《海阔天空》……听来同样充满了《甜蜜蜜》式的怀旧味道和时代质感。

但是，表现中国内地三十多年的时代变迁，仅仅有流行音乐和三兄弟的故事是不够的。

影片在剧作层面，陷入了两个深深的陷阱，使得影片在精神内核上成为香港电影制作者对中国内地发展历史的武断和臆想，并带有经典的意淫式的自我满足。

陷阱之一：“精神导师”孟晓骏人物设定偏颇，导致“成长中的主人公”成东青误入歧途。

《中国合伙人》中的孟晓骏，代表的是“西方”，这使得成东青对孟晓俊近乎受虐式的仰望，表现成为“东方”对“西方”的梦想。

相对于孟晓骏的强势和阳刚，成东青所表现出的弱势和阴柔，事实上，是好莱坞电影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

最极致的表现，就是影片《蝴蝶君》中尊龙饰演的中国男间谍，化装成女性，嫁给法国外交官，十年左右的婚姻，居然没有被发现。

这种叙事关系，委婉地表现在《中国合伙人》的人物界定中。

片中是孟晓俊爷孙三代都曾留学美国。

美国，既是孟晓俊的宿命，也是孟晓俊的“滑铁卢”。

在美国经历挫败回到北京的孟晓俊，失去了当众演讲的能力，但是，美国依然是他的光环。

从美国归来的孟晓俊跟成东青之间的关系，依然是阳刚、强势和阴柔、弱势的关系。

孟晓俊演讲失败退回后台，成东青出场以时差原因为他开脱；孟晓俊提出的无数提案，成冬青一直在谦卑地喊着“Yes”；因为上市而发生分歧，成东青第一次喊出“No”，兄弟情谊分裂，他为孟晓俊购买豪宅以示安慰，却被孟晓俊鄙弃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梦想。

成东青对孟晓俊的包容、忍耐、爱惜甚至讨好的行为，对孟晓俊所象征的他所不理解的世界所表现出的仰望，甚至到了缺乏自身主体意识、对孟晓俊的阳刚伟岸充满了依赖感的程度。

DISCUSSION ON NEW MOVIES 新作评议041
片中有个相当意味深长的细节：影片开场，面对美国签证官，成冬青说，他崇拜的偶像是“孟晓骏”，不是签证官所说的“孟子”，已经明确地传达出了影片自身的价值体系——这是一部古老的、阴柔的东方仰望年轻的、阳刚的西方的作品。

不错，东方和西方的关系，确乎是中国改革开放甚至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必须面对的暂时还无解的谜题。

香港因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港人自身身份认同的问题，对于东方与西方，更有着强烈的关注和独特的审视视点。

作为香港出身的导演，陈可辛很自然地将“新东方”三兄弟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东方”和“西方”。

但事实上，影片的主创可能从来都没有剖析清楚，“新东方”创业史的实质，更多标志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不是东方向西方的仰望。

确实，在俞敏洪励志讲演之中，依靠外语成绩出国留学，改变命运，是他最富于煽动性的内容。

“新东方”名字的来源，也似乎标志着东方与西方的联系。

但翻开“新东方”的历史，通过三兄弟的分分合合，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传统和现代的纠结，而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对峙。

俞敏洪的形象，也绝不是一个单纯仰望西方的东方象征。

影片开场，曾经表现过成东青与俞敏洪相似的身份背景：一个来自乡下的孩子，渴望通过上大学改变人生，一位强势能干的母亲决定了他的命运。

这大约是成东青与原型人物俞敏洪最为吻合的一场戏。

在“新东方”的创业过程中曾起到过独特作用的母亲形象，在影片中被有意模糊掉了。

这位母亲，标志着古老中国的传统：吃苦耐劳，十分强势。

徐小平和王强等“新东方”创始人对这个家族企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将俞敏洪的母亲和妻子请出“新东方”，据称俞敏洪曾下跪向母亲表示愧疚。

这位强势的中国母亲，虽然失去了职位，但依然在“新东方”校园中保留着一间很小的办公室。

去家族化，是“新东方”摆脱古老的家族手工作坊，迈向现代企业的第一步。

这种蜕变是痛苦的也是必须的。

“新东方”的创业史，是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

一群办培训班的教书匠，深入完全不熟悉的商业领域，在挣扎和痛苦中，摸索出了现代“新东方”模式。

“新东方”上市之后，俞敏洪多次表示懊悔。

因为，为了维持上市公司每年20%的增长，“新东方”不得不快速扩张。

这违背了他的初衷：一个教书匠自我实现的梦想，还带有80年代的人们对自由残存的渴望。

但是，现在的“新东方”穿上了红舞鞋，被商业模式驱使，走在一条停不下来的大路上。

现实中的“新东方”，实现的是中国传统文人梦向现代商业模式的蜕变。

西方在这个过程中，确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新东方”仰望的不是西方，它仰望的是改变的、新的东方。

影片中对其他女性角色的设定，也表现出主创有意将现实中传统/现代的关系，实现为东方/西方的转变。

在俞敏洪创立“新东方”初期，他的妻子也同样功不可没。

在影片中，妻子被处理成为初恋女友，这位女友在出国之后音讯皆无，在成冬青成功之后，曾带着儿子惊鸿一瞥地出现，而她与成冬青之间的距离已经十分遥远。

香港传统的三兄弟的叙事模型中，往往有一位处在三角关系中的女性角色。

《中国合伙人》却与众不同，片中没有贯穿的女性角色，成东青的母亲仅在开场露面；女友，更像是孟晓俊的一种分身——她跟孟晓俊都既代表、也向往着由美国所象征的西方，也因这一共同点成为成东青的偶像；孟晓俊的女友，则是孟晓俊的一部分，是失败的美国梦的牺牲品，在孟晓俊回国之后，索性就消失了。

这几位女性形象，都不足以支撑起女一号的职责。

女性形象的缺失不是剧作的失误，而是有意为之。

《中国合伙人》不需要女一号，片中真正的女一号，是由成东青所象征的东方。

片中真正的男一号，是由孟晓俊、成东青女友、孟晓俊女友、美国所联合象征的西方。

“精神导师”孟晓俊的“西方”界定，使得“成长中的主人公”成东青不得不成为“东方”的象征。

故事也从“新东方”原型创业故事极为经典的传统/现代的艰苦蜕变，被偷换成为东方/西方式的香港身份认同主题。

陷阱之二：霍元甲、叶问、黄飞鸿时代的终极解决方式。

主人公的形象界定为东方和西方的象征之后，影片最为重要的高潮场面，也无可避免地发生了错位，陷入了霍元甲、叶问和黄飞鸿时代的终极解决方式：跟洋人打一场擂台，战胜了洋人，获得了意淫式的虚幻满足。

在影片高潮场面，三兄弟重新站在一起，曾在美国受挫的孟晓俊、从来没到过美国的土鳖成东青、被美国女友当做超重行李舍弃的王阳，面对侵权指控，慷慨陈词，一洗心头愤怒，并解决了三兄弟的矛盾根源——上市问题，让华尔街响起了“新东方”上市的锣声。

观众也在虚幻的擂台上，看到山姆大叔被打倒在曼哈顿甚至华尔街，再一次获得了意淫式满足。

影片开头一厘米的误差，也必然使影片在结尾陷入误区。

何况，《中国合伙人》从一开场，就已经在人物设定上发生了巨大的偏差。

究其根源，并非主创渴望表现中国内地三十年变迁的动机不够诚恳，只是，再强烈诚恳的动机，也无法改变作为香港导演的陈可辛的深层意识，对于他而言，能够触摸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传统到现代的痛苦蜕变是非常艰难的，但，表现香港深入骨髓的东方/西方的主题，却游刃有余。

《中国合伙人》因此成为这样一部略显奇妙的集合体：《投名状》中的兄弟情谊，《甜蜜蜜》中的怀旧和温柔质感，《黄飞鸿》、《霍元甲》、《叶问》的中华必胜主题。

（田卉群，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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