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 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严选材料)

黄庭坚“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说见于《答洪驹父书》，文存本集；“夺胎换骨”论为释惠洪《冷斋夜话》所载，亦传于世。前者着眼于语言，后者立足于诗意，侧重点所各有不同，而基本精神和核心实质却是一致的：强调在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进行超越前人的艺术创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全部历程中，学习、借鉴、继承、创新，是每一位作家都必须经历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在黄庭坚之前，已有众多的作家和批评家不同程度地实践或论及到它。

周秦时代的著述，虽然向来被认为是“词必己出”，但仍不乏因革的实例。孔子有“周监于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言，孟子亦有“吾于《武成》去二三策而已。”（孟子·尽心》）之说。唐代魏征在《隋书经集志集部序》中指出：“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论相袭。自斯以降，其道弥繁。”

汉代以史传和辞赋成就最高。刘熙载所谓的“汉家文章，周、秦并法”，即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指出了汉人对前代的学习和继承。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便是司马迁胎息于前代史书，“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久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的《汉书》不仅体制沿袭《史记》，部分“记”、“传”亦夺胎于《太史公书》，然其简练整饬，详赡

严密，“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当世甚重其书，莫不讽诵”，成为与《史记》相媲美的巨著。可见，班固呕心沥血之创造。辞赋大家扬雄，其《甘泉》、《羽猎》承司马相如，《七谏》因袭楚辞，《解嘲》模仿东方朔《答客难》，而于后世均有影响。班固的《两都赋》模仿扬雄《蜀都赋》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承流接响而开京都大赋一体。其他如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而傅毅作《七激》、崔骃写《七依》、张衡写《七辩》，作者继踵，因袭不绝。散文写作方面更是形成一种因袭、模仿、创新的风气和成见，“文当于前后”、“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方可“名佳好，称工巧”，故王充《论衡》书成，因“独抒己见，思力绝人”，“稽合与古，不类前人”（《自纪篇》）而受到时人非难。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文学的自觉时代，随着文学意识的增强和作家群体的出现，在文人创作的独立性与作品风格的个性化越来越鲜明的同时，前代的那种因革求新现象有增无减。“建安文学”代表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今存诗篇，全仿汉代乐府，然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其脍炙人口的《观沧海》本于相如《上林赋》，为人称道的《短歌行》三、四两解，半章、整章地袭用《诗经》成句，却浑然天成故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建安之杰”曹植，秉父风，学乐府，或袭旧题，或制新篇，“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名作《美女篇》

仿《陌上桑》而细致华丽又迥异其趣；《七哀》袭学《古诗十九首》情调酷肖而多幽思寓意；传颂千古的《洛神赋》则胎息于宋玉《神女赋》而又度越前人。“正始文学”的代表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其八十二首《咏怀诗》规摹《小雅》和《古诗十九首》而自具特色，为历代名家所竞效。

西晋“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傅玄取法曹操，一面从乐府中吸取营养，一面模仿改造，用旧题作新诗。其《西长安行》模汉乐府《有所思》而将表现对变心人得决绝态度改作描写请不忍绝的缠绵心境；《秦女休行》仿魏代左延年之作而形象具体丰富生动又远非左作所能比。太康文坛名家陆机因模仿《古诗十九首》创作出《拟古诗》十二首，名重一时，其于乐府多因袭旧题，敷衍成篇，词句工丽，间以排偶，开宋齐以后形式主义诗风之先河，甚至被斥为“踵前人之步伐，不能流露性情”。左思“业深覃思”，“祖述汉魏，而修词造句，全不沿袭一句”（《野鸿诗的》），其“摹《二京》而赋《三都》”（自序），构思十年，“拟议数家，传辞会义，抑多精致”，陆机为之辍笔，洛阳为之纸贵。其《咏史》诗，“似孟德尔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创成一体，垂式千秋”。东晋陶渊明“协左思风力”（《诗品》），文辞不群，独超众类，后人称其篇为“千秋之诗”，然亦“法汉人而体稍近”，“情旨则真《十九首》之遗”。诸如《拟古》受曹操影响而有文采，《饮酒》与阮籍《咏怀》相近而富有情趣。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派，“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其《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则被称为“诗中之日月”。鲍照在南朝诗歌成就最高，号为“乐府第一手”，而其代表作均是拟古之作，诸如《拟行路难》十八首，《拟古》八首等。

与汉代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文学理论热潮的兴起，人们开始注意到文人创作中因袭变革的普遍现象，并把它提到理论高度去认识。东晋葛洪说：“古书者虽多，未必尽善，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对前人作品已经开始采取较为客观的审视态度，并承认了承袭创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陆机也看到了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文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指出了创新的方法，：“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风骨》），而且还看到了文学发展的规律性：“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

隋唐时期，文学创作的因革，在理论上开始走向系统化，在实践中更加普遍和广泛。释皎然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中的因革情况，归纳出“偷语、偷意、偷势”三类，以为“偷语最为钝贼”、“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而“偷势才巧意精，若无联迹”（《诗式》），体现出他反对辞语、立意的因袭而倡导艺术形式模仿的主张。韩愈称扬古代

“词必己出”，指责“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窃”，明确提出文应“能自树立不因循”，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李翱进一步提出“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李德裕的《文章论》则认为因革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尽管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承认因袭的合理，要求艺术的创新，已成为唐代文学思潮的重要方面。王勃《滕王阁序》传颂千古，其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即由庾信《马射赋》“荷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脱化而来，但“虽有所祖，然青愈于蓝矣”。韩愈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于庄、骚、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资”（《艺概》）。柳宗元为文本之书、诗、礼、春秋、易、谷梁、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史记，“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点化功夫更为精到。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即由陶潜“挥杯劝孤影”衍化而来，易趣却更加丰厚。李白乐府诗大都是点化前人而构造新境，或“不与本辞为异”而在艺术上度越古人，或对原作提炼深化，熔铸新意，皆达极意，胡应麟以为“擅奇古今”（《诗籔》）。较之李白，杜甫尤擅锻化。其最精辟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即由《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俭，涂有饿莩而不知发”等锻化而来，“此皆古人久已说过，而一入少陵手，便觉惊心动魄”。他的《望岳》名句“一览众山小”亦从《孟子》“登泰山而小天下”锻化来。皆得夺胎之妙！

宋代是古代封建文化高涨时期，因革前人的成功范例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