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雨果的中国情结

法国作家雨果的中国情结

维克多·雨果是19世纪法国的著名作家，是世界大文豪，也是广大中国人民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在中国脍炙人口，由这两部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遗憾的是，在中国，却很少有人知道雨果还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一份难解的情结。

一、雨果眼中的中国

在法国作家雨果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古老、神秘、文明的国度。

雨果是小说家。他在长篇小说《笑面人》提到过中国：“中国在发明方面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印刷术，大炮，气球，麻醉药，都是他们先有的。”一个知识渊博的外国作家在自己书中提到中国，是件好事，但并没有特别令人惊讶的地方。

雨果是诗人。1853年的《惩罚集》中有一首讽刺诗《一个安分守己的老板在家里》。诗前有一段题词：“可我却有幸生在中国！我有宅第可以蔽身，我有饭吃，有酒喝，我生活中有种种方便，我有衣穿，我有帽戴，有众多的消遣；说句实话，财大福大，是我的造化！”署名的竟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叫“田寄世”（Tien－Ki－Chi）的中国“文人”。雨果看过“田寄世”的作品！或是听过“田寄世”的讲话！可是，不必高兴。法国的雨果研究家们

认为，“田寄世”只是伪托，并无实人。不过，雨果创作时脑子里有中国文人的概念，很值得我们重视。不知道雨果根据什么，才创造出“田寄世”这三个音节来！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焚毁了中国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给世界文明史带来了空前劫难。1861年11月25日，在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吉利海峡的根西岛上，雨果以一个政治流亡者、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身份，写下著名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握住文明和野蛮的标尺，大义凛然，对圆明园的被毁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历史总结。雨果痛心，雨果为圆明园的消失感到痛心；雨果愤慨，雨果为东方文明的珍宝被毁而感到愤慨；雨果谴责，雨果谴责英法联军的野蛮行为；雨果大声疾呼，倾情讴歌圆明园在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总结了艺术的两种起源：“一是理想，理想艺术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和帕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相同。”对于这一段雨果议论的理解，我们可以从雨果一篇题为《趣味》的评论文字中得到更充分的理解：“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从这个开始分道扬镳的双重暗影里诞生艺术中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在雨果的艺术观里，最高的趣味有两极，即以“太阳神”为代表的希腊艺术和以“龙”为象征的中国艺术。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希腊艺

术的最高境界是帕特农神庙，而东方艺术的最高典范是圆明园。雨果虽然一生都没有领略过中国文化的结晶圆明园的风采，但在他心中知道，圆明园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如同金字塔对于埃及的意义，巴黎圣母院对于法国文明的意义，圆明园的惨遭毒手，如同摧毁了法国的巴黎圣母院，而其最终造成的损失，要比金字塔与巴黎圣母院的毁灭更胜，因为圆明园不仅是中国文明的结晶，更是一种艺术的极端，世界艺术的奇迹。雨果义正词严地站在了中国人民这边，是中国人民在最无助时，唯一站出来谴责侵略者的外国作家，他自此成为中国文明，中国人民的朋友。

雨果与中国有特殊的情结。

二、雨果与中国人的交往

雨果没有到过中国，却与中国人有过不少的交往。

雨果在1851年12月1日写了一首名叫《中国花瓶》的小诗，诗的副标题是“赠中国小姑娘易杭彩（Y—HANG—TSEI）”，诗是这样的：

你，来自茶国的小妹，

你做的梦又奇又美。

天上有座大城崔巍，

中国是天城的城郊。

姑娘，我们巴黎昏暗，

你在寻找，天真烂漫；

找金碧辉煌的花园，

以及孔雀开屏美妙。

你笑看我们的天顶，

有小矮人高高兴兴，

对着你瓷白色眼睛，

把纯洁的兰花轻描。

这首小诗里有两个惊人的事实。第一，此诗“赠中国小姑娘易杭彩”。赠诗的受收者应当真有其人。“易杭彩”是译音。从诗中内容看，“易杭彩”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易杭彩”是谁？怎么会认识雨果？怎么会见到雨果？雨果研究家让·戈东教授认为，“易杭彩”是个孩子，不一定会说法语，雨果是大人，但不会说中文。雨果不可能在大街上遇见不会说法文的“易杭彩”。雨果和“易杭彩”的会面，必须通过一个中国人，一个认识雨果的中国人，是这个中国人把“易杭彩”带到雨果家里去的。我们有理由提出许多问题。例如，这个中国人为什么到雨果家里去？难道仅仅为了安排雨果和“易杭彩”的会面吗？更大的问题是：这个中国人又是谁呢？关于这些问题，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丝一毫的线索，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国作家雨果第一次和中国人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851年12月1日，或是更早的日子。第二，小诗写于1851年12月1日。1851年12月1日，这是个什么日子

啊？这是1851年12月2日的前夜。1851年12月2日又是个什么日子啊？这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个亲王总统，这个未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的日子。从此，法国从第二共和国走向第二帝国。从此，雨果开始流亡，成为海外的流亡者，也从此开始了雨果文学创作的新阶段。原来，雨果一生政治生命和文学生涯发生重大转折的前一天，是在家里接待一个中国小姑娘和至少一个中国人，是在家里创作一首题为《中国花瓶》的诗。

另一个雨果可能与中国人有接触的推测来自雨果的中文名字：“夷克裰诩拗”。这个中文译名不是中国翻译家给雨果的，而是雨果在巴黎的一位好朋友的女儿寄给他的。雨果在1867年5月31日的记事本里写道：“我的中文名字，由泰奥菲尔·戈底耶的女儿（茱迪特·戈底耶）寄来。”雨果把寄来的自己的中文名字和释义剪下，贴在记事本里。今天看来，这个中文译名用字冷僻，但以音译音，没有从英文转译的味道。雨果生活的19世纪，世界掀起中国热，这位好朋友的女儿有许多中国朋友，很有可能是这些中国朋友为雨果音译姓名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雨果是在65岁的时候就有了“夷克裰诩拗”这个中文译名，比鲁迅、苏曼殊等翻译雨果小说时给雨果起的译名“嚣俄”要早几十年。

雨果与中国人的最后一次接触是他83岁生日的时候。这一天，雨果收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国各界人士的贺词。其中，有一位叫“林忠正”的中国人写的贺词是：“谨贺神翁八十四寿∕辱儿林忠正”。这位林忠正到底是何许人还有待研究，但可以推知的是这位林忠正先生应该是中国人，在所有的贺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