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政治与经济

现代中国政治与经济中国的政治与最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什么关系，中国为什么能在20多年间保持了稳定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高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中国的社会稳定与权威政治是什么关系？中国的权威政治体制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内一直没有较深入而透彻的研究。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7月25日]刊登了一篇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先生的文章，从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方面论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中国学界可喜的现象。

欣喜之余又感觉萧文对这问题论述得还很不够，因此，禁不住再做些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权威政治体制的特点首先要在文章的开头要确定一下“权威政治”这一概念。

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术语中，一般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描述为“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见图表]。

我们没有必要步西方学者其后尘，在本文中我倾向于用“权威政治”来描述我国近一历史阶段的政治性质。

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命令与服务，统治者之所以能发号施令，就在于他掌握号令国家机器的权力，并且有着个人的威望。

服从是建立在对权力和权威认可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任何一个掌握或拥有权力的人，必须拥有使人服从的威信和威望。

在古代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和权威是通过打天下夺取政权取得的，其后继者的权力和权威是靠血缘继承获得的，下级官僚的权力和权威的获得除了有血缘因素，更多的是靠科举考试和上级长官提拔委任获得。

在现代民主社会，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和权威主要通过民主选举获得。

权力和威信结合起来，成为政治领袖的行政基础。

在这种意义上说，不管是东方古代的封建社会还是西方现代的民主社会，其政治形式都是权威政治。

其区别在于权力和权威的获得是靠什么方式。

如果是以军功为基础建立的权威政权，那么这种政治便可以称做“军功权威政治”，如果是以民众选举为基础来执掌政权，那么这种政治便是民主权威政治。

图表：政府的权力谱系民主政府——→非民主政府摘自《政治科学》第67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政体往往与获得政权的方式方法有极大的关系，凡是用武力形式获得权力的政治，由于这种方式取得政治权力十分艰难，所以在执政后其政体往往都是军功权威政治，权利的更替与延续方式是世袭制和委任制。

凡是通过民主竞选获得权力的政治，其政体特点一般都是民主制和选举制，因为这种政治体制在执政权力更替上比较容易。

权利更替的难易，通过武力夺取权力还是通过选举获得权力，这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根本区别，也是两大政治体系的根本分野。

其核心区别一个是人治，一个是法治，一个是人主，一个是民主。

现在让我们简要描述一下中国权威社会和权威政治的特征和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之后，其政治权威的建立基本上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实施的“军功制”。

这种军功制的核心是按功劳排序的等级制，按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和贡献大小论资历和级别。

凡是参加革命者都成了新政权建立的有功之臣，一批政府官员靠革命战争年代南征北战的丰功伟绩建立了个人在社会中较高的政治权威。

对革命贡献最大的领袖人物具有最高的政治权威。

具有政治权威的人在社会上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待遇。

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工人阶级这样的社会阶层也拥有了较高的社会权威和经济待遇。

总起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权威政治基本上是革命期间军功制的延续。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影响下，即使建国初期按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模式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保留了各个民主党派，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但由于共产党和其革命领袖的个人权威处于大大超出的地位，所以，中国政治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党代政的军功权威政治而非民主权威政治，在人事制度上实行的是首长委任制，在社会待遇上实行的是等级制。

这种政治的实质是由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卓著功勋的领袖实行集权领导，然后从上到下，根据资格和资历层层排序。

特别是在建国后前30年，不仅政治上实行军功权威政治，就连经济上也实行了权威经济，其表现形式就是计划经济和首长经济。

军功权威政治的核心是在军功制的基础上论资排辈，在首长制的管理下实行官员任命。

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权更替形式。

封建时代的权威政治一般都是与世袭制度相联系的，而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并没有明确地沿袭这一制度，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世袭制的影响。

军功权威政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实践。

这种基础和实践就是自隋朝以来发展起来的科举制。

科举制的诞生打破了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世袭等级政治体制，创立了唯才是举的官员录取制度。

军功制、世袭制加科举制和委任制使中国古代政治具备了明显的权威政治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主要承袭了我国传统的军功政治，但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共产党人基本上放弃了世袭制和科举制，即使是军功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被一度打破，在选拔干部和官员时不讲究资历和学历，有些人平步青云，王洪文当上了国家副主席，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

由于这些制度的放弃，导致建国后一段时期干部队伍的素质受到很大影响。

权威的建立与丧失应当说自建国以后，我们党的干部选拔和提拔制度就失去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科举制”，基础知识的考试被取消，军功制更多地代替了科举制，加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政治主要建立在“军功制”和“世袭制”而非“科举制”上。

在“科举制”被彻底取消后，又未能较好的实行民主制，即公众选举制，这样就使我国的政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

工农出身的大老粗干部过多，影响到政府官员的行政能力。

任人唯亲现象比较严重，也影响到一些干部的群众威信。

有些官员的权威不是靠工作政绩获得，而是靠与领导的亲密关系。

譬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秘书”接班现象。

这就使这些“秘书”首长的政治权威大打折扣。

近20年来，中国党政两部门的干部基本来自三种人，一是干部子弟，二是秘书人员，三是共青团干部。

干部的选拔方式既非军功制也非科举制，更多具有的是世袭制的意味。

当科举制和选举制都消失之后，军功制的权威政治便随之瓦解，政治权威便随之下降。

所以，中国权威政治的基础自文革以后已经受到较大削弱，一些官员的政治权威已经不复存在。

时至今日，中国的权威政治已经处在强弩之末，或者说已处于权威正在丧失的阶段。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仍然用权威政治来描述中国政治，显然已经名不副实。

中国政治已经处在一种既非军功制也非民主制、既非人治也非法治的状态。

虽然自改革开放之后，人事组织部门曾在干部提拔的标准方面注重了学历和文化程度，近几年又加强了对国家公务员的考试，某些部门采取了竞争上岗等措施，但这种仅仅对于低层官员采取的“科举制”不足以弥补高层政府的政治权威。

如果仅有权力而无威信和威望，那么这种政治也难以称其为权威政治，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权力的软性化。

中国权威政治的解构更表现在经济领域，权威制度首先遇到的挑战是在微观经济方面。

30年的实践结果证明，计划经济效果不佳，权威政治首先在经济方面受到了挑战。

于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做出改革和调整，将计划经济这种权威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由于“军功制”和“权威经济”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消失，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增长和发展。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通过20年来的市场发育，第一批从市场中诞生的经济权威已经出现，例如联想集团的柳传志、青岛海尔的张瑞敏，这样一些企业家已经通过市场的检验获得了社会公认的领导权威。

这批市场经济中诞生的经济权威已经与计划经济下的首长权威泾渭分明。

一句话，中国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

现在该轮到政治领域中的新权威了。

在这期间，中国的权威政治虽然在政治领域里也在不断被解构，部分官员已经不具备权威的基础，但中国的社会秩序依然得以维持和稳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和当政者承袭了第一代建国者的政治余威，军功制一代的政治权威仍对社会发挥着作用。

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权威政治最大的优点是通过战争年代建立的权威去取代在和平时期竞选的代价。

这就是使中国社会既节省了政治选举所消耗的经费又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权威经济----计划经济的放弃以及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就构成了中国20多年来经济稳步发展的宏观背景。

意识形态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我认为中国20年来之所以出现经济高增长，除了仰仗于权威政治体制对社会秩序低成本地维护，更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弱化有密切的关系。

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减轻了冷战的对抗，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大幅减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国防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41%，次年增至43%，其后大幅下降，1973年降为18%以下。

即使这样，我国军费开支与GDP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超过10%，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比例降到1-2%之间，这等于中国经济每年多增长出8到9个百分点。

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导致我国宝贵的经济资源进入了与人民群众消费相关的生产领域。

仅这一因素，就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

军费的减少还仅仅是一方面，中国政治成本减少的另一方面是弱化政治投入，放弃政治运动，将人民大量的精力转向经济建设。

萧功秦先生这样分析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其政治社会结构进入‘后全能型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政治模式’，这是发展政治学的概念。

这种发展模式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执政层主要是以技术型官员为主体，这一执政层一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的决策风格。

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从左右两极意识形态与政治势力的拉锯冲突中摆脱出来，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意识形态保守派不断边缘化，此种技术型官员执政模式无疑发挥了作用。

第二，这种后发展国家的权威政治，具有低政治参与与高经济投入的特点。

可以认为，权威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参与与高度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我们要对中国技术官僚倾向于淡化政治的特点进行分析。

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了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政治？在邓小平时期，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避免为政治争论而消耗国家财力。

在邓小平之后，则是为了创造政绩，建立技术官僚的新权威。

这里面仍然有“军功制”的影子。

在和平时期不能在军事上建功立业，但可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成就。

所以，近20年里，经济战线的“军功制”表现得十分突出。

哪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成绩就大，提拔得就快。

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军功制。

技术官员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创造经济政绩，主要是为了弥补他们的权威缺陷，因为这一批干部的权威既不是来自军功也不是来自选举，他们有必要在从政过程中建立自己的新权威。

这种唯经济至上的新权威运动，大大地减少了中国人花在政治运动上的资源消耗，中国从突出政治转向突出经济，结果使大量的资源向经济建设方面配置，相比起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怎能不大幅度增长！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研究技术型官员执政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