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_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

2012年第2期第37卷(总第179期)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2，2012

General No．179

Vol．37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

———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

王永兵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余华的小说创作深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经历了两次创作转型:由抒情转向叙事、从想象/观念世界走向现实/真实世界，两次转型不是告别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而是更加贴近两位大师的精神世界。余华的创作转型与整个新时期文学整体审美范式的转变几乎同步进行，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不只是余华一个人的创作现象，而是一种共相，是新时期文学告别感性走向理性、求变创新走向世界的诉求与标志。

关键词:川端康成;卡夫卡;余华;新时期文学;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35(2012)02-0021-08

不论什么样的作者都是从读者开始做起的，所以余华说:“没有一个作者的写作历史可以长过阅读历史。”多年来，余华一直保持着阅读的饥渴，在他阅读的作家当中，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特别值得一提，他认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分别代表着文学的两极，前者是无限温柔的象征，后者则是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川端康成把读者引入绚烂的肉身，卡夫卡则将读者导向沉重的精神炼狱。［1］这两种“红与黑”式的创作风格对余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是促使余华创作转型的重要原因，其中还隐约透露出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变化的内在轨迹。因此，讨论川端康成、卡夫卡与余华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单个作家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其中还牵涉到整个新时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及其自身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一、抒情与叙事的纠缠

余华是最受读者喜爱的新时期先锋作家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在读者中引起一番轰动，迄今为止光是选择余华小说作为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就多达一百多篇，这放在整个当代文学中也是佼佼者。在众多研究余华小说的论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暴力”，比如吴义勤先生认为“余华可能是新潮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个暴力倾向者。他的许多小说不仅以暴力作为主题，而且甚至还常常以冷观和审美的态度为‘暴力’造型”;［2］陈晓明先生在评述余华小说时反复提到“暴力”，认为余华小说崇尚幻觉和暴力，连表达方式也具暴力色彩;［3］美国学者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用“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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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9-19

作者简介:王永兵(1968－)，男，安徽和县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美先锋文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09BZW062)

极境，暴力奇观”作为标题。［4］但令人奇怪的是余华本人不但无视其笔下那些充满血腥和死亡气息的暴力场景，而且在谈论别的作家时也从来不提暴力，他将这么多年来阅读中外文学大师的过程，称之为“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川端康成、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山岛由纪夫、舒尔茨、罗萨、辛格、拉克斯奈斯乃至于鲁迅这些文学巨匠带给他的感觉，既不是暴力也不是死亡而是温暖和感动。这与余华内在的抒情气质有关。余华自小生活在柔风细雨的吴越小镇，饱受温婉柔美的江南文化熏陶，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和历史上那些浪漫飘逸、直抒性灵的吴越才子、江南文人息息相通，温柔灵秀的江南文化基因造就了余华抒情性文学气质，并将贯穿其创作的始终。也正因为如此，余华才会与擅长抒情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拍即合，将其视作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一千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许在别的读者心目中，川端康成是另一副模样，但在余华眼中的川端康成就是“无限温柔”的化身，这种“误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根源于余华本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期待。读一读余华早期发表的《星星》、《竹女》、《老师》、《看海去》、《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等作品，我们就会感知川端康成对余华有多么重要!这些带着“一点点恩怨、一点点甜蜜、一点点忧愁、一点点波浪”的小说看起来略显稚嫩青涩，连余华自己也不大看上，拒绝将其收入文集中，大有悔其少作之意。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星星》、《竹女》等的非同一般、别具一格。以发表于《北京文学》1984年第3期的《竹女》为例，小说中年迈的父亲前去探访十几年前寄养在渔户家的女儿，女儿却认不出父亲，惊愕的父亲看到女儿如今生活幸福，也就无憾地离去。小说欣喜之中带着淡淡忧伤、无奈情绪，很好地表现了父亲那种感伤、欣喜的复杂感情。这一成就要归之于川端康成的文学遗产，川端康成的小说充满感伤和抒情气息，像《雪国》那样“以日本传统文学的悲哀与冷艳结合的余情美为根基，展现了一种朦胧的、内在的、感觉性的美。虽然有颓伤的倾向，但也不能否定其净化的主要一面”。［5］从故事情节和结构模式来看，《竹女》与川端康成的《久违的人》更为相似，只不过人物关系稍稍不同而已，《久违的人》讲述的是父亲和他的前妻的关系，当鳏寡多年的父亲带着女儿去见久违的前妻时，却遭到了对方的否认，到底是谁看错了谁?小说并没有说明。余华将后者中的夫妻关系变为父女关系，并在其中注入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元素，比如对新时期改革开放富民政策的歌颂等等，尽管《竹女》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方面与《久违的人》相距甚远，但敏锐而富有文学感觉的余华却很好地继承了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感伤和抒情气息，并将此牢牢植根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1986年余华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的重要推手当属卡夫卡，余华将卡夫卡对自己的启示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文学的形式是自由的，作家更是自由的，作家完全没有必要被某种形式所拘束;第二，意义在小说中具有巨大魅力，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将其表现在作品中;第三，优秀的作家都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要有纯粹个人化的感受。［6］191－195余华的这些启示说到底就是叙事和如何叙事的问题，因为只有叙事才能产生意义，才会有叙事方式的探究和经营，作家才会真正面对“虚构”、“叙述”这些重要的小说诗学问题。通过阅读卡夫卡的《乡村医生》、《饥饿的艺术家》、《在流放地》、《城堡》等一系列小说，余华终于领悟到小说的力量不在于抒情，而在于叙述，因此他对卡夫卡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说“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余华反过来批评川端康成排斥意义，与卡夫卡的特立独行相比，川端康成缺少偶然因素，代表日本文学某种共同标准，并且“川端康成过于沉湎在自然的景色和女人的肌肤的光泽之中”。［6］195说川端康成缺少偶然性代表日本文学的某种特点比较容易理解，但说他排斥意义我不敢苟同，川端康成的作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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