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创作的先锋性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表现

摘要：余华是当代中国先锋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他的作品突破传统小说在形式、语言方面的限制和常规模式，在叙述形式、叙述语言、叙述母题、叙述结构等方面体现出自己特有的品质。本文将从他作品的先锋话语、暴力与死亡母题、叙述模式等几个方面探究其小说作品的先锋性表现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主要表现在：１先锋话语余华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走上文坛后，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超越常规语体界限的叙事特征。传统小说中的词语、句子是用来描摹客观实践的自然行程的，它的意义在于传达出现实世界的表象与内容，即作者直接用感官感觉到的世界形态。但是余华看到世界并非一目了然，要想使得外部现实做最真实的表现，就要在语言上打破常规并做一些创新。而语言的创新不是没有规则的，它来自心灵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在余华的小说中，语言不再依照客观逻辑，而仅仅是依据“叙述”本身的规则，而这个关于“叙述”的叙述使文本的传统界限受到严重的损毁，同时，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寓言式书写。在余华前期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对远离现实的“幻觉”的着迷，如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烟》、《劫数难逃》等。余华便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语言将生活中那些只是概念化言语的所谓喜悦、悲伤、战栗、痛苦等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通过整个的话语系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不曾被人感知过的世界。如在《世事如烟》中，作者故意将故事中的人名以符号来代替：濒死者标号为“７”，负辱自杀的十六岁少女是“４”，与１７岁粗壮孙子共眠的祖母为“３”，垂钓者是“６”。余华说：“没有了姓名的男人和姑娘同时又有了无数姓名的可能”，犹如“没有被指定的交谈也同时表达了更多的可能重复的心理历程”。符号式的不确定性语言更具寓言性。

２“疯狂的幻觉世界”———“小说的真实”对“再现现实的反拨”余华在他的《虚伪的作品》一篇中这样说道，“事实上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我开始意识到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余华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活着》中文版前言中这么说：“事实上我只能成为这样的作家，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为如此，我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与传统的叙述不同，余华设计了一个冷漠的叙述者，并借助这个叙述者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极端而直截了当地使人看到了一幅世界图景与人性中兽性的一面，而这个叙述者在小说中既不做过多的议论，也不作价值的评判，仅仅只起一种结构的作用。这种叙述上的冷漠实际上是一种叙述的策略，小说以一种“局外人”的观点和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构造了“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的“虚伪的形式”。初读余华的小说，就像在听一个精神病患者在深夜寂静无人的街头无尽地倾诉。心理学证明，所谓精神病患者，其显著的心理特征便是失去了与外界的现实联系而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一个虚幻的现实世界。余华前期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的世界，一个狂人的世界。如《四月三日事件》里那个十八岁的迫害狂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处处暗藏杀机、危机四伏的世界。小说中的狂人所感知的那个虚幻的世界实际上表达的是作者对于真实世界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作为作家的余华似乎失去了与外界的现实联系，已经脱离了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所构筑的小说世界可以看成是他作为旁观者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叙述。《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类带有一种寓言意味的作品，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可捉摸和生活的荒诞。《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的主人公甚至同作者同名，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硬被说成是他的朋友，他出于无奈与同情，不得不尽一个朋友的义务为他买花圈，装出很悲痛的样子为他守灵，甚至给他的母亲当孝子。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不可能发生，但他让读者想到现实生活中许多曾经强加在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及那些不得不做出的付出。而《死亡叙述》和《河边的错误》简直就是冷峻的写实，《死亡叙述》叙述了一个司机的看似

荒谬的遭遇，他曾经在一次车祸中撞死了一个孩子，为了逃避惩罚驾车逃跑了，除了受到良心的谴责外，他逃脱了处罚，当他第二次在肇事中又撞死了一个孩子，为了免受良心的谴责主动去承担责任，却被孩子的家人剁成了肉酱。人生其实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两难选择，类似的生存困境时时会使我们感到无所适从，这种生存的困境实际上显示了人类生活本质上的非理性与荒谬。

３暴力和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暴力”和“死亡”是余华先锋话语中的两个基本元素。关于暴力余华如是说：“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不否认对暴力的宣泄出于作者的某种偏好，但是暴力和死亡在余华小说中的意义并不仅仅于此。通过对特定环境下人的内在暴力本能的爆发以致相互残杀最终走向死亡，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血腥与残酷的生存困境。既传达了余华对于人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的非理性理解，同时也是余华对现实理性世界进行颠覆的一种手段与方式。而“死亡”则是人生存意义虚无的一种揭示，也是人的命运的一种必然归宿。可以说“暴力”与“死亡”是余华对于现实世界进行解构的一种文化符号。余华的先锋作品，仿佛是一个暴力和恶的世界，他不但对颠覆人们的阅读期待和话语经验乐此不疲，而且对伦理、道德对历史的反动亦得心应手。暴力是余华小说的一个核心语码，他热衷于描绘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间的争斗与残杀，通过特定情景，人的暴力本能的迸发以致相互杀戮让“兄弟怡怡”、“温情脉脉”的面纱无声滑落，以此来否定亲情、友情、爱情，证明人与人之间亘古不变的冷漠、敌对与仇视。这在《现实一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说皮皮摔死堂弟尚属失手的话，那么他对堂弟揍耳光、掐喉管的行为并从中感受到无限乐趣的心态已隐然阐述了人性恶之主题；山峰兽性大发，一脚踢死皮皮，这导致山岗对他的杀害，山峰的妻子则充满恶意地将山岗尸体献给国家以期医生将他零割碎剐，让他死无完尸。在这整个杀戮过程中，母亲始终漠不关心，犹如局外人，只是自顾自怜，热切盼望儿子们来“关心一下她的胃口”。传统意义上温馨幸福的家被解构的体无完肤。不仅如此，余华还在小说中将暴力与历史联系起来，从历史的深处来考察暴力的存在，在身后的历史背景下探寻人的生存。在余华对历史的理解中，暴力是历史存在的方式和动力之一，而其产生的根源又在于人的欲望，人的暴力欲望构成历史的暴力欲望，历史暴力又反过来残害着人的生存。余华巧妙地运用暴力这种借指对人类历史进行了无情的解构，揭开了人之常态生存中恶的一面。在《古典爱情》中余华展示了一幅人吃人的生存图景，在民不聊生的生存极境中，卖人、屠人、吃人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存方式。《一九八六年》中，疯子是文革暴力的牺牲品，而由于文革暴力所致的精神错乱又使他被更为古老的历史暴力欲望所控制，这一古老的历史暴力通过“五刑”的形式表现出来。作品不仅控诉了文革的暴力，同时给人一种历史的震撼。而对于死亡，余华冷冷地告别了其崇高、悲壮等感人色彩，而把死还原给生命本身，由死亡顿悟出生的脆弱、冷漠、历史的虚伪、无聊，在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中，飘浮出一种价值的虚无感。

４小说的结构：对常识的反叛就小说的时空而论，小说处于两种时空关系中：一是艺术家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时空关系，另一个是由艺术家所制造的主观化的时空关系。“小说作为时间的艺术除了遵循线性的语言叙述特性之外，还得同时服从作者的具体构思”。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区别在于现代小说破除了以往小说时空中陈旧的观念、单调的套路，余华对时间的看法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排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它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这种结构的小说主要表现在《在细雨中呼喊》、《世事如烟》、《献给少女杨柳》等文章中。余华的小说还不遗余力地揭示常识的谬误及罪恶。他对常规经验的反拨使旧有的价值摇摇欲坠，余华对固有秩序和权威的挑战还表现在他的文本颠覆及对读者阅读期待的破坏上。《古典爱情》沿袭了古典文学描绘爱情的套路：布衣书生、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