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社会制度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论中国近代社会制度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王镇泽通信工程学院14班学号20121405

内容摘要：【一】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

【二】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及私人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正文：总的来说，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的转变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1840年的鸦片开始，在这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正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状态，闭关锁国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民在地主、贵族、皇室的压迫下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生产活动却只得到了极少部分的生产成果，因为农民没有掌握生产资料。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渐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导致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的大为扩张直接表现在商品的入侵的扩大和暴力掠夺的加剧。正常的贸易没能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高额利润，他们便对中国采取直接的经济原料的掠夺和罪恶的鸦片贸易手段。白银的大量外流，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1844年两广总督琦曾写信给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公开建议鸦片贸易应在双方默契之下进行”。德庇时承认“自从汉和以后，中国从未发布禁烟文告，这是符合这一默契的”。在这种“默契”之下，鸦片走私成为公开、畅行无阻的贸易，输人的数量日益增多，使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问题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当然，这是由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衍生的。中国境内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主义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时间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说外国资本主义虽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但也同时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分界线。。它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随着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可能正常地独立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和封建经济三位一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逐渐凝固化，这一结构根本不具备自身调节的能力，无论何种资本，都不具有打破封建经济结构的力量，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民族资本，都不能承担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和压迫的任务，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死胡同，这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要使中国社会经济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要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就必须从外部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这个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当。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救中国，历史的结论就是如此。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中分为两个部分，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相适应，中国的资

产阶级也分为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但由于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官僚资本这种现象，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的。中国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不同，它不是正常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反动政权力量，利用超经济的手段，在剥削和掠夺工人农民并损害民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它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中国的民族资本则是一般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是清朝“洋务派”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兴办起来的那些企业。后来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一些当权的官僚和军阀，通过掌握的政权创办的一些企业也是官僚资本。到1927年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则是官僚资本发展的最高峰。

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存在着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当时，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旧中国的农民，无论是佃种地主土地的贫雇农，或是自己有小块土地的中农，都是分散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手工业者也是这样，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两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所以，无论是贫雇中农或者是手工业者，都是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历史事件。洋务派作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内忧外患条件下产生的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其首脑是清政府中支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官员。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生产技术,借以“图强”和“求富”。在洋务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以……求强”为主,兴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在第二阶段,即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在“求强”之外又提出……求富”口号,主要创办民用工业,同时仍然举办军事工业,并筹建海军.这些都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浸染的加深,也说明了传统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封建文化逐渐呈现分裂的趋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在东北地区，一切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连外表上“独立”的形式也没有了，东北地区完全变成了日本的一个附属地带。所以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由于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艰苦卓绝，使得后方农业继续有所发展，西南、西北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兴起，民族资本虽不太景气，也有短时期的兴旺。因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仍是继续发展。

抗战爆发后，沿海沿江一带的爱国民族资本家，纷纷将其工厂内迁，到1940年底止，共内迁工厂448家。迁入四川的为254家，迁入湖南的为121家，迁入陕西的为27家，迁入广西的为23家，迁入其它各省的为23家。这些民族资本工厂的内迁，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兴起，也推动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据统计，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大后方民族资本新设的工厂，1938年有182家，1939年有346家，1940年有406家，1941年有738家，1942年有1077家，数目不算少。其所以1942年及其以前民族资本工业如此迅速发展，除了由于工厂内迁外，还由于此时沦陷区大量人口、资金转向内地，总需求大增，利润上升，刺激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另外，国民政府的倡导和扶助，也有一定的作用。例如此时国民政府对民族资本工业降低贷款利率，以及在原料供应、产品收购和军需加工等方面，都给予照顾和优待，便利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