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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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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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概述
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

尽管关于黄帝的传说夹杂着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内容，不完全可信。

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

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

这也证明当时的音乐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我国音阶可以肯定最晚形成于晚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

现今已出土的埙，在晚商时期已发展至五音孔，可吹奏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可以发出八个连续半音。

埙的大量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音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证。

西周到战国时期的音乐成就更大。

一、西周时期形成了我国古代的专业音乐文化，有许多受到严格训练的专业乐师，进行传授、表演等音乐活动。

二、歌唱，这个新乐的典型特征，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行。

“采风”制度就是采集民间歌谣以查民情，其产物为《诗经》和《楚辞》。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民间歌手。

三、器乐在这个时期获得较大发展。

1.乐器已有约70种，有系统化的乐器分类法，称作“八音”。

2.器乐合奏相当发展。

最重要的形式有以编钟、鼓为主体的“钟鼓之乐”。

3.这个时期的一些乐器发展为独奏乐器，并出现如“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等琴曲。

四、这个时期已形成古代乐理观念。

出现了十二律以及计算乐律的三分损益法。

五、西周时期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音乐教育制度，规定十分严格。

六、春秋末至战国时期，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相当发展，有很高的理论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专著是《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美学著作。

适应鼓吹、相合歌等俗乐形式发展的需要，两汉以来吹管乐器，以及古琴等弦乐器的发展颇引人注目。

其中吹管乐器以排箫、笛、羌笛、笳、角等更为突出。

我国历史上的琵琶，从形制上看，大别为两类：一类共鸣琴箱呈圆形，直颈；一类共鸣琴箱与颈连接呈梨形。

秦汉是本土流传的琵琶主要为前一种，隋唐时被称为秦琵琶、汉琵琶、秦汉子。

后因“竹林七贤”的阮咸善弹此器，遂被称为阮咸，即后世的阮。

魏晋时期，琵琶类乐器出现了与秦汉子形制迥异的曲项琵琶、五弦琵琶。

“乐府”是秦汉时期建立的音乐机构。

在汉武帝时期最为兴盛，其规模最大时乐工人数曾达1000余人。

乐府的任务是大规模、大范围地采集民间歌谣。

乐府中的乐工除对民歌进行加工、改编、创作和填写歌词外，还研究理论、演唱、
演奏。

乐府中还拥有优秀的音乐家，如汉代协律都尉李延年，他善于歌唱和创作，很受汉武帝的赏识，他根据西域音乐创作出“新声二十八解”，这是汲取西域音乐的精华进行创作曲最早记录。

公元前7年，汉哀帝罢乐府，使乐府由盛变衰。

乐府的产生起到了保存民间音乐的作用，促成了汉代民间音乐的繁荣，对其后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动荡的时期，也是北方与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在音乐文化上融合的时代。

魏、蜀、吴三国的建立，晋的暂时统一，北方和西方边区地带的一些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移。

东晋的南迁，北方混战局面所引起的北方人民的大量南移，使得南北各族都在人口众多的汉族的先进经济、文化基础广不断地融合起来。

首先，少数周边国家的歌舞伎乐在中原地区迅速流行。

龟兹乐、西凉乐、高昌乐、康国乐、疏勒乐、天竺乐、安国乐、高丽乐等歌舞伎乐纷纷融入了中原音乐文化。

其次，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也被带入了中原，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荜篥、方响、钹、羯鼓等乐器，它们一经传入便被频繁而广泛地使用。

再次，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相融合，逐步建立了中国佛教音乐体系。

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大发展时期。

战乱、民族迁促和各地区各民族人民频繁的接触与交往为音乐文化上的大融合准备了有力的条件，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各民族音乐相互影响和相互充实为其后隋唐音乐所达到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燕乐，又称宴乐、讌乐，即饮宴之乐。

是专指天子及诸侯宴饮宾客时所用的音乐。

隋唐时期的燕乐以其宏大的体制和取得的高度成就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放射出异彩。

标志着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已达到空前的高度和水平。

燕乐中多部伎，坐、立部伎的发展是建立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的。

唐代音乐机构的规模是空前的。

太常寺是唐代最高的行政机构，大乐署、鼓吹署隶属于太常寺，属于政府管理的音乐机构，兼管雅乐和俗乐。

教坊和梨园则隶属于宫廷管辖。

教坊是从政府管理的音乐机构中独立出来的、由宫廷直接管理的音乐机构，专门为宫廷燕乐的表演培养音乐人材，由皇帝直接派专人来管理。

教坊中的乐工是具有高水平的歌舞、器乐人材。

梨园是唐玄宗在禁苑设立的音乐机构。

以教习、演奏法曲为主。

梨园乐工是从太常乐工中精选出来的，只有300多人，，以演奏“丝竹之戏”为主。

唐代音乐机构的建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音乐发展的需要，尽管它们的规模、职能各不相同，但却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材，促进了唐代音乐曲发展。

宋代曲子是在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歌曲．继承了隋唐以来的民歌、曲子、大曲、法曲中的部分音乐，在宋代盛极一时，成为一种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音乐形式。

其曲调被称为“曲子”，歌词被称为“曲子词”，简称“词”，多为长短句。

宋代市民文化的蓬勃发居，促使音乐的主流由宫廷转向民间。

戏曲艺术得以确立和发展，从而替代了原来的歌舞艺术。

各类丰富多姿的音乐艺术形式争奇斗艳，标志着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音乐文化向着普及面更广、综合性更强的艺术形式发宋元时期，随着艺术商品化的出现，说唱音乐得以继续发展。

为了适应各个阶层的不同需要，许多大型的长篇说唱以其丰富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也是宋元说唱由发展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宋元时期的说唱音乐作为一种民间音乐形式，无论是在演出场所、
流传范围的扩大上，还是从各种体裁形式的多样性上，它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是前代无法企及的。

同时它又对宋元时期的戏曲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元杂剧是在宋杂剧基础上积累和发展起来的。

它的兴盛与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人们的情感生活和审美旨涩发生变化。

新声腔、新剧种不断衍生和涌现，在全国范围内竞相传播*代表性的声腔和剧种有以下几种：“四大声腔”是明代继北方杂剧衰落之后逐渐兴盛起来的声腔，它们是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

“梆子腔”是明末继昆腔衰落之后兴起的规模较大的声腔。

它源于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的古老剧种，又称西秦腔、乱弹、秦腔，后来发展成众多的地方梆子剧种。

梆子腔属于板腔体，唱腔在一个曲调之上发展变化，分花音和苦音，既可表现高亢激昂、悲壮粗犷之情，又可表达欢乐活泼、插科打浑之趣，很受群众欢迎。

木质梆子、拉弦乐器为主奏乐器。

“京剧”是在清代下半叶兴盛起来的，是皮黄系统剧种中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剧种。

1790年，乾隆八十寿辰，诏令四大徽班进京献艺，徽班的精湛技艺风靡京城，从而奠定了京剧形成的基础。

京剧唱腔是以西皮和二黄两腔为主，两种声腔合套成为一个声腔系统，称皮黄腔。

西皮风格明朗流畅，表现喜悦、高亢的情绪；二黄风格凝重缓慢，表现悲愤、回忆、沉思等情绪。

另有反西皮、反二黄，常表现悲凉、痛楚的情绪。

京剧是板腔戏曲中最完整的戏曲声腔，有一系列比较完整、富于变化的板式。

明清时期的民间器乐合奏，是民间岁时节令、婚丧喜庆、民间集会时重要的娱乐形式。

与宋代器乐合奏相比、明清器乐合奏种类和风格多样，形成较大规模的乐种，分布的地域很广，专业化程度较高。

明清时期，随着音乐艺术的繁荣和盛行刊印曲谱，很多重要的曲谱被保存下来。

著名的有：《神奇秘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纳书楹曲谱》《琵琶谱》《弦索备考》《南北派十二套大曲琵琶新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