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问题、成因与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成因与对策

综述：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既有资源禀赋、市场竞争机制、发展阶段性等合理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等不合理因素，特别是收入分配中掺杂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不仅积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市场运行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紧迫性，遵循增进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关注行业层面的垄断现象和企业分配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注重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求，加强政策研究和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抓紧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可分为向居民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年至今）两个阶段。

2000～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5.5%下降到57.5%，下降8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占比则分别提高5.2个和2.8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从51.4%下降到39.7%（见表1）。

2.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无论是城乡之间、城乡内部，还是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低收入群体增收难度较大。

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呈不断扩大的趋势，2008年达到0.47。其中，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34，农村居民为0.38，分别比2000年提高0.02和0.03（见表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000年的2.79:1

扩大到2008年的3.31:1，绝对差距已经超过1.1万元。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00～2008年，在城镇职工中，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其他单位职工实际工资分别增长1.75倍、1.48倍和1.18倍；行业门类间的工资差距由2000年的2.60倍，扩大到2007年的4.46倍；2008年证券和纺织两大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之比达到创记录的10.6倍。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放缓，2000～2008年，城乡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分别增长90%和64%，明显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151%和111%的增幅。

3.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特别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影响恶劣。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王小鲁的一项研究表明，加上隐性收入后，2005年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从统计显示的9倍扩大到31倍。主要是企业家、个体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文艺工作者以及部分公职人员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银行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收费、行政许可中的寻租、土地收益流失、垄断收益等。

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既有合理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特征、经济体制转轨、发展的阶段性等原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包括对资源享有的初始不平等、行业或部门垄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等原因。

1.资源禀赋的制约和要素市场化的要求。

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收入分配格局有着深刻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始终处于过剩状态，城镇就业形势严峻，农村隐性失业问题没有根本缓解，而资本、资源、技术和管理的供给则处于偏紧状态。这些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充分暴露，转入市场经济之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向有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倾斜。

2.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分配制度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是为了适应要素市场化的要求，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需要。计划经济时期，国有和集体经济为经营主体，分配方式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调整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三资、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各类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明显分化，个人收入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更加紧密。二是劳动力市场得以发展，劳动力价值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不同教育水平、不同能力劳动力的价格出现明显差异，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价格差异扩大；三是管理的价值得以体现，经营者对企业决策过程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扩大，知识产权逐步得到认可；四是资本市场取得长足发展，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通过期权、股权等方式得以实现，居民也可以通过投资和财产经营获得收入。可以说，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收入分配转向按要素的贡献和劳动力的质量进行分配，使得收入差距相应扩大，这是转轨阶段的伴随现象，也是为提高经济效率付出的必要成本。

3.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依托自然资源和资本优势的重工业发展明显快于轻工业，更快于第三产业，而政府和企业在重工业的收入分配中占有天然优势。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会呈现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差距会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扩大，到达一个高点后，才会出现下降趋势。大国尤其是发展起点低、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大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近几年，我国经济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和可支配总收入大幅度增加。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块的分配关系中，政府收入主要是体现在税收上，由于税率相对固定，政府收入增长可以保持与国内生产（增加值）的增长基本同步，并可通过企业所得税、个人累进所得税的征收，取得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企业的盈利状况相应有很大改善。通过对利润的支配权，企业在收入分配中也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居民收入则主要受工资收入刚性的影响，增速低于国家、企业的收入增速，占比相应下降。可以说，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的必然结果。

4.城乡、区域、群体的发展不平衡，固化甚至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