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发展战略)中医学的发展思路

（发展战略）中医学的发展思路

中医学的发展思路

张登本

中医理论是《内经》、《难经》以及历代医学家于不断实践基础上升华总结而成的，由于自身存于壹些弱势而影响其发展的速度，只有所有从事中医事业的群体，能认真地对待本学科自身的弱势，以实践和临床研究为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不断地汲取和运用创新性思维，才能使中医学得到较快的发展。

壹合理运用现代实验研究方法及其评价体系

我们且不反对运用现代实验研究方法对中医的关联理论进行研究，因为我们学科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也壹直运用现代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壹系列中医理论的探讨，如“肾开窍于耳”、“肾主骨”、“脾为之卫”、“抽马血建立脾虚动物模型”、“肺合大肠”等，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于创新性思维的指导下，借用现代的实验研究方法不失为研究中医理论的有效途径，但如何于重视中医理论前提的指导下，进行科研设计；如何将实验的各项数据和检测结果，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准确地解释和评价实验所验证的关联中医理论。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此处仅以三个实例说明之。例壹，某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课题、省级自然基础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其研究论文发表于《中医杂志》2006年第壹期，课题是通过左归丸干预动物骨髓干细胞，达到使切除部分肝脏的肝细胞再生的实验研究，最后得出了揭示“肝肾同源”理论的科学内涵，以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肾生骨髓，骨髓生肝”的结论是正确。《内经》这壹观点的正确性毋庸置疑，问题是这个实验本身仅仅通过左归丸对骨髓干细胞的干预，观察实验动物模型被切除的肝细胞的再生情

况，就得出了如此结论，其设计是有缺陷的。壹是此实验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西医的解剖概念）的影响；二是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的干预；三是没有研究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肝细胞的影响；四是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的干预→心、肺、脾、胃、大小肠、脑等脏器细胞的影响，也就是说没有设立关联实验的对照组。于上述这些关键性实验未完成的情形下就得出“肾生骨髓，骨髓生肝”是正确的，且进壹步推论此是“肝肾同源”理论科学内涵的结论，很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医藏象理论中的肝、骨髓尽管涵盖了西医解剖学中的肝脏和骨髓干细胞，但解剖学中的肝脏和细胞学中的骨髓干细胞决不完全等同于藏象理论中的肝和骨髓。该研究的结果仅能说明左归丸能够改善模型动物的肝细胞再生，可是无法∕且且不可能完全揭示“肝肾同源”的科学内涵，因为于“肝肾同源”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肝肾阴虚，水不涵木”所致的肝阳上亢证，进而发展为肝风内动证的机理，这决不可能用干预骨髓干细胞改善肝细胞再生的结论去解释。既然如此，揭示了“肝肾同源”科学内涵又是从何说起呢？综上所见，这壹课题存于的问题：壹是混淆了中西医学评价体系的差异；二是混淆了解剖学知识于中西医理论构建中的差异；三是混淆了中西医理论中解剖学概念的差异；四是仅通过“左归丸对MSG—肝细胞再生—大鼠肝再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就得出这壹研究揭示了“肝肾同源”的科学内涵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例二，“肺合大肠”理论的研究。于天津有关“肺和大肠相合”实验模型的基础上，也有人循此思路，通过药物中毒引起大鼠结肠炎的模型，观察模型大鼠肺脏关联免疫物质的变化，以期从免疫学角度进壹步证实“肺合大肠”理论的正确性，试图从免疫学角度揭示这壹理论发生的机理。可是实验的结果却是阴性的，且未

出现阳性的结果。课题组于排除了实验技术操作可能造成失误的原因之后，认为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是因为用西医学实验室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尤其是基础性的理论）的思路存于问题。“肺合大肠”理论的构建是于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中有解剖学因素、经脉的络属、生理机能的相互配合、病理变化的相互影响等，更重要是受阴阳、五行、气化等哲学背景的影响。该课题仅以这五者中的壹、俩个因素为出发点进行造模，即或取得阳性结果，也必然和出现阴性结果壹样，对揭示“肺合大肠”理论的机理徒劳无益、毫无意义。同样也陷入了用西医学的实验研究思路来研究中医学的关联理论、用西医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中医关联知识的误区之中。

例三，糖尿病动物模型的研究。我们见到几个新药开发后的总结方案论文及某军医大学发表的国家自然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文中均运用了国内成熟的糖尿病动物造模方法，即用四氧嘧啶或腺嘌呤损害胰岛细胞，使胰岛素释放减少，血糖升高，由此模拟临床糖尿病患者，然后用中药干预，得出某种结论，开发出某种新药。从报道的论文中发现，课题研究者认为四氧嘧啶或腺嘌呤所造的动物模型模拟了“Ⅰ型”或“Ⅱ型”糖尿病，因此得出了实验中所使用的中药可用于临床Ⅰ型或Ⅱ型糖尿病患者临床治疗的结论。此研究亦存于如下缺陷：壹方面，临床医生均明白，糖尿病临床分为Ⅰ型、Ⅱ型、其他类型三种，“其他类型”中仍有6种亚型，四氧嘧啶或腺嘌呤造模的血糖升高仅是这6种亚型中的“药物或化学药品中毒”所致，只能称为“药物性糖尿病”。而Ⅰ型、Ⅱ型糖尿病的病因至今尚未彻底揭示，所有实验模型且未模拟出真正的Ⅰ型、Ⅱ型糖尿病模型动物。另壹方面，这些研究且没有观察此模型造模结束后，给予或不给予胰岛素干预，其模型动物的胰岛素水平、血糖水平的变化情况，于没有设立这样的对照组的前提情

况下，此模型只能是限定于“药物中毒”所致的糖尿病模型，且不能说明其是Ⅰ型仍是Ⅱ型糖尿病模型，更不能推导出所研制的药物能用于Ⅰ型或Ⅱ型糖尿病的临床治疗。

仅从之上三例能够见出，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俩个文化背景完全不相同的知识体系，但于俩者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方面却是基本相同的，据此而论，俩者应当是完全能够相互通约的。可是于历经近百年“零距离”的相互碰撞之后，仍然是难以通约，至于将俩者的理论进行结合，更是步履艰难，此处就以“证”为例予以说明，证的研究虽然已有50多年的历程，研究的领域几乎涉及到西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甚至基因水平等各个层面，但于研究的病种上仅仅局限于高血压、糖尿病、肾炎、肝炎、支气管哮喘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病种上，研究的结果如何呢？迄今为止，仍然是没有壹个“证”的研究结论能得到中西医学界的公认，没有找到任何壹个或数个指标是中西医学界均公认的某证“金指标”，更没有将这些研究的成果付诸于临床实践。何以致此？其中的原因恐怕是俩者相互间均存于着某种“文化缺失”，而因这种“文化缺失”造成了“文化鸿沟”。

二临床实践研究是中医理论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所谓“实践”，是指人类有目的的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行为。就医学学科而言，尤其是传统的中医学科的实践行为，虽然也包括了理论形成之时的实体解剖，对生命活动及和生命活动关联的天文、气象、地理、社会诸方面现象的观察和体验，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诊断和治疗的反复验证的过程等。这些认知过程均属于医学的实践之列，均是人类对发生于自身或和自身关联因素的认知、体悟和修正、改造行为，均属于“实践”过程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