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中诗歌之来龙去脉

《红岩》中诗歌之来龙去脉

作者：洪何苗

来源：《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04期

上世纪80、90年代关于《红岩》作者署名、责任编辑究竟是谁曾引发文坛和出版界一场风波。其中有关《红岩》署名权的官司打了十年之久。如今，此案早已尘埃落定。a但从文学角度而言，仍有必要深入探究《红岩》中诗歌的来龙去脉，以厘清一些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明晰包括《红岩》在内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中“引诗歌入文”叙事手法产生的原因。

一、《红岩》中诗歌的来源

《圣洁的血花》（1950年）、《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红岩》（1961年）都是反映解放战争期间重庆集中营斗争题材的作品，其中前两部作品是《红岩》小说创作的基础。b通过对这三部相同题材作品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其均大量引入诗歌进行描写。首先，《圣洁的血花》一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集中营里的斗争和学习”，“英雄陈然和江竹筠”，“大屠杀经过”。共引入诗与歌4首6次：分别是叶挺《囚歌》（2次）、《国歌》（2次）、《国际歌》（1次）、《拥军秧歌》（1次）。其次，《在烈火中永生》一书主要包括：“在黑色的山谷里”、“魔窟”、“考验、意志在闪光”、“日光”、“空气水及其它”、“…监狱之花‟的诞生”、“追悼会”、“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铁窗里”、“坚强的人”和“最后时刻”十二个章节。其中描写的狱中斗争情节基本都在《红岩》中保留，共引入诗与歌10首，总计13次，分别是：何敬平烈士《把牢底坐穿》（1次）、《囚歌》（1次）、《罗世文遗诗》（1次）、何雪松烈士《灵魂颂》（1次）、蔡梦慰烈士《黑牢诗篇》（3次）、古典诗词（1次）、《我的自白书》（1次）、《国歌》（2次）、《拥军秧歌》（1次）、刘国志烈士《就义诗》（1次）。《红岩》中共引入诗与歌29首32次，分别是《何日君在来》（1次）、古典诗词（8次5首）、《我的自白书》（1次）、高尔基《囚徒之歌》（1次）、叶挺《囚歌》（2次）、《国际歌》（1次）、《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1次）、《跟着共产党走》（1次）、何敬平烈士《把牢底坐穿》（3次）、何雪松烈士《灵魂颂》（1次）、何雪松烈士《海燕》（1次）、江姐《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次）、《我哥哥当了红军》（1次）、啦啦词（4首4次）、蔡梦慰烈士《黑牢诗篇》（2次）、许晓轩烈士《赠别》（1次）、《拥军秧歌》（1次）、刘国志烈士《就义诗》（1次）。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红岩》中诗与歌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30、40年代战争时期广为流传的歌曲；二是古典诗词；三是烈士诗歌。而且该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烈士诗歌都同时被《囚歌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殉难革命烈士诗抄》（1960年）与《革命烈士诗抄》（1959年）收录，除了那首著名的《我的“自白”书》以及《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原因就在于其真实作者存在疑问。在《红岩》中这两首诗歌标示的作者分别是成岗（陈然）和江姐（江竹筠）。由于两首烈士诗歌家喻户晓，这导致社会大众都误认为陈然和江竹筠就是其真实作者，譬如在《红岩人物档案》中就有陈然《我的“自白”书》（标号为PB00185）和江竹筠《竹签子是竹做的》（标号为PB02383）的照片。c同时期《人

民日报》刊载的如沙英《歌颂革命乐观主义》d，肖三《血液写的大字》e，新华社《重庆举办“中美合作所”罪行实物资料展览纪念解放前夕美蒋特务杀害的烈士》f等文中亦均提到陈然与江竹筠的诗歌。但是这两首诗歌的真正作者其实尚须明确，以进一步厘清这些诗歌的来源。

首先，关于《我的“自白”书》，笔者赞同一些学者达成的共识，譬如发表于《北京日报》的《〈我的“自白”书〉作者是谁？》、《〈我的“自白”书〉作者考》、《钱振文与胡元访谈录》等文章都充分论证杨本泉为《我的“自白”书》主要创作者，而罗广斌提供了最初的素材，应当作为作者之一。其次，关于江姐的诗《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笔者认为其创作者为刘德彬。在1949年12月《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罗广斌提到“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g这表明和《红岩》中的描述有所不同的是，江姐实际上并没有提到该诗歌，而且当时狱警对江姐用刑时，使用的是竹筷子，而非诗歌所称的竹签子。h所以可以基本判断该诗歌为后来创作。笔者之所以断定其作者为刘德彬，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三个作者中最了解江姐。他和江姐同为下川东联络员，刘德彬还是任政委彭咏梧（江竹筠丈夫）的部下，当地方党遭到特务破坏后，江姐和刘德彬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被捕，在同一船上押往重庆，刘德彬被关押在渣滓洞牢房时，曾和江姐一起与特务头子徐远举（小说中徐鹏飞原型）面对面斗争。另一方面，刘德彬是“江姐”人物的创作者。1956年罗、刘、杨三人联名向重庆市委请创作假创作时，“三人根据各人经历中最熟悉的事分工，罗广斌写陈然、小萝卜头，刘写江姐、老大哥、云雾山、…黑牢诗人‟蔡梦慰、流浪儿蒲小路，杨写龙光章和…水的斗争‟”。i刘德彬执笔的《江竹筠》（署名为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在1957年2月19日由青年团重庆市委《重庆团讯》中连载，其主要内容基本照搬进《红岩》。

二、《红岩》创作中诗歌的变动样态

从《圣洁的血花》、《烈火中永生》到《红岩》创作中的诗与歌也经过了多人、多次的增加、删减和修改。从这个角度而言，《红岩》实际上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红岩》的创作“既是罗、刘、杨的创作活动，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列上组织日程，各方面尽力以其促成的一项工作任务。直接组织领导或鼎力辅助这项创作工程的，有重庆市委、重庆市团委、省、市文联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参与谋划策定和审读把关的领导，有任白戈、肖泽宽、沙汀、马识途、曾克、王觉和朱语今等同志。市委组织部、市公安局、烈士的亲属和战友，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烈士资料、档案资料和写作素材；至于帮助案头打磨的编辑人如张羽等更不知凡几了。正因为《红岩》成书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行为，法院判决时想来也应该向上述单位和有关同志取证，这才能做到事实准确，评判公允。”j著名学者沙汀先生对《红岩》创作实际上也提出过修改意见：“看完之后，我觉得对部作品抱悲观态度的同志是有根据的。因为作者对敌人的刻画描写，相当生动，对于共产党人的刻画描写，则相当概念化，不怎么吸引人。但要点还在这里：把敌人写得很嚣张，几乎处处处于主动地位，而共产党人，主要一些因为组织遭到破坏被捕入狱的领导干部，尽管作者也写了他们在敌人面前的坚贞不屈，却都显得被动，缺乏那种革命的进攻精神。几经考虑，我认为这种颠倒了的安排刻画和描写，是完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