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扶贫也是权利扶贫

观念扶贫也是权利扶贫

一场大雪过后，山西天镇县的温度降至近零下二十度。近日，顶新公益基金会和顶新集团的志愿者，从北京驱车赶赴天镇县，将一批冬令慰问物品发放给当地800户受助家庭。笔者全程随访此次冬令慰问活动，所见所闻让人感触良多。

近年来，我国公益扶贫事业发展迅速，企业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逐渐成为公益扶贫事业的重要主体之一。如顶新公益基金会连续两年在山西天镇县发起针对贫困家庭的

冬令慰问活动，为数百名无劳动能力或生活无法自理的孤寡老人送上食用油、面粉、方便面等物品，让老人们安心过个好年。当地另有34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获得“顶新明日朝阳奖学金”，由此叩开了通往高等学府的大门。与此同时，很多爱心企业也发现，在一些“天然贫困”的地方，仅靠外界捐赠物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帮助居民破除陈旧观念的束缚，让居民从贫困土壤中“站”起来。

以天镇县为例，该县位于山西大同东北部，地貌复杂，土地贫瘠，气候条件差，十年九旱，农业完全靠天吃饭，几乎没有大的工矿企业，是国家级贫困县，2011年被列入燕山—太行山特困地区。该县长期在脱贫道路上摸爬滚打，拨付资金、招商引资等措施都多次尝试，都未能解决最贫困地区百姓的生活难题。当地官员总结说，收入水平低，是谓天镇

县的经济之困；扶贫方式单一，“越扶越懒、越扶越穷”，是谓扶贫工作之困；村民观念不够解放，不敢走出去，是谓村民观念之困。三“困”叠加，环环相扣，扶贫脱贫之难显而易见。

由此，笔者联想到西方社会学的“权利贫困”理论。该理论认为，贫困地区居民的贫困，主要不是缘于土壤贫瘠、气候恶劣和物质的匮乏，而是缘于公民权利的实现缺乏法律保障，权利救济缺乏有效的现实渠道；因此扶贫的关键在于依法保障贫困地区居民的各项权利，特别是当地居民自己要敢于维权，提高维权的能力和博弈的技巧，通过维权走上创造财富、摆脱贫困之路。“权利贫困”理论暗含的前提是，贫困地区居民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受到了“权力”的限制、排斥或剥夺—“权力”限制了当地居民的发展机会，排斥了居民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甚至剥夺了居民原本应当享有的资源和利益，居民要走出“权利贫困”，就要用权利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解除“权力”对居民的限制和排斥，追索、补偿“权力”对居民的剥夺。

用“权利贫困”理论对照中国贫困地区的现实，既有某种程度的吻合之处，也有根本的背离。吻合之处在于，贫困地区居民确实权利意识淡薄，实现权利的能力不足，因此需要改善和创造条件，打破对居民权利的诸多限制。根本背离之处在于，我国贫困地区居民陷入权利之困，大多不是政府

权力限制或剥夺的结果，而是由于政府主动作为不足，为居民行使权利、摆脱贫困提供的支持不足。在中国的语境中，贫困地区的居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权利主体与公权力之间的对立、博弈关系，而是居民的权利脱贫需要政府创造条件、积极作为，两者更多的是一种统一、合作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许多地方的扶贫，既如天镇县副县长王剑辉所言，“要扶经济之穷，须先扶观念之贫”，同时也是要扶权利之贫、环境之贫。仍以天镇县为例，他们一方面引进顶新公益基金会这样的公益扶贫“大咖”，以扎扎实实的助老、助学之举，打牢扶经济之穷、观念之贫的基础；另一方面，该县瞄准北京经常出现“保姆荒”的现象，鼓励、引导天镇妇女大胆走出去。为此政府组织专门的培训机构，对妇女进行规范化、技能化专业培训，与北京东城区、海淀区家政服务机构建立培训、用人机制，打造了闻名京城的“天镇保姆”劳务品牌。目前全县培训妇女近4500人，向北京输出就业人员2000多人，实现年收入6000多万元，超过全县年财政总收入的60%，扶贫成效喜人。

观念扶贫并不玄妙，权利扶贫也并不敏感，观念扶贫有助于权利扶贫，观念扶贫实际上也是权利扶贫。关键是政府也要积极转变观念，切实转变职能，广泛争取爱心企业和公益组织的支持，“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促推居民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帮助居民广开就业创业门路，最终走出观念贫困和权利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