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分析

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分析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红门河中学张春意 726014 【内容摘要】：众所周知，日本右翼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结束后，曾一度沉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近几十年来，其势力则呈现出明显的抬头趋势，并且相当突出，那么右翼势力会沉渣泛起。就其原因，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历史原因主要是有这几个方面：一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二日本传统文化的扭曲；最后则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而其现实原因则主要是日本社会法律的纵容和日本大国意识的复苏作祟。本文旨在探讨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以便大家对右翼势力有进一步的认识。

【关键词】：日本；右翼势力；天皇

【正文】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变得日益猖獗，越来越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这也给与之相邻的亚洲国家，尤其是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愤恨，引起国际社会上和平力量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学者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的研究较多，也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但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原因而言：孙立祥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皇国史观和美国对日本政策的改变以及日本近年来经济军事的发展，大国意识的复苏而形成的。而我认为前人大多数是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的分析，而在本文我想从日本的文化方面以及同为二战发起国的——德国做一比较，以提升我们对右翼势力兴起的进一步认识。本文着重于分析日本右翼势力在二战结束后重新抬头的历史原因。

一、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影响:

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是日本民族思想的精髓，自中世纪起就开始积淀于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是对日本民族的行动起着引导和支配作用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了日本人的心理归向和思想走势。它的思想可谓是极其深刻与深远。特别是形成了一种超常的忠诚意识和以攻占杀伐的好战习性为特征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历史上，日本人自认为自己是“皇民”，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是神保佑的民族。日本战前的历史教科书或者是介绍日本古代的书籍，几乎都毫无例外的写着：“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天神的子孙，是具有神格的“现御神”。而日本的国土乃至上面的万物，都是神缔造的。这种思想通过教科书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最终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日本人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因而觉得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高人一等，对其他民族则视之为次等。

他们对天皇的崇拜可谓到了痴迷的地步。例如，教师在教育自己的学生时则可以对其学生说道：“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而是天皇的。”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揭示的不可思议的情形——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

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尊奉旨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反对这场战争以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根于天。[3](P235)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即使在战后，1946年元旦，天皇已经做出了“是人而不是神”的郑重的“人间宣言”（又称天皇非神宣言）。申明与日本国民的纽带不是神话与传统，天皇不是现人神，日本民族并不优越于其他民族。后来尽管天皇称该宣言主要的目的是肯定天皇制，否定天皇的神格是第二位的，但是，战后天皇已不具有神格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然而，右翼把天皇作为神来看待的“尊皇”认识仍然没有改变。[2](P49)而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根据1990年公布的调查数字，日本国民中赞成天皇象征制的人数比例为83%，主张进一步提高天皇权威的占4%，赞同废除天皇制的为10%，前两项合计87%，所以有人称当今日本的右倾度为87%。在右倾程度如此严重的社会里，右翼的存在可谓是得天独厚的。[2](P157)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视为“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和主张。换言之，对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照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没有错误和悔罪而言，所以日本人民普遍视“认罪”，“谢罪”为耻辱。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但它却保留了其宗教基础，天皇制和国家体制。

在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天皇永远是可利用的一面大旗，而天皇制国体的保留，至少带来了这样两个贻害无穷的结果：一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把国家重新拉回到军国主义歧途上去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其次，故意缩小战犯起诉范围，并将在押犯全部释放。天皇的存在，妨碍了日本国民认清天皇对战争所负的责任，妨碍了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思想。保留天皇也就保留了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为“皇国史观”的泛滥提供了根源和载体。而所谓的“皇国史观”就其核心是军国主义史观。其核心是将日本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说成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和“为国捐躯的英灵”。皇国史观长期被军国主义者用于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皇国史观”和天皇崇拜的影响可谓是根本原因之一吧！

二、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影响:

明治维新，是一次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居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之上的天皇被神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载体，对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战前，为皇室的尊严敢于暗杀要人者被视为“义士”，为正皇统而敢于兴风作浪的右翼行为，被称为“义举”。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高桥敷在他著名的《丑陋的日本人》一书中，用犬的民族来形容长期受到军

国主义教化的日本人，其中他这样写道：“在日本，即使是左邻右舍，只要接到命令，他们就会立即舍去人性，变成忠实的犬，对其进行攻击。这就是（某些）日本人的特性。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的机会，（某些）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由于受到军国主义的毒害，很多人都形成了类似犬的性格，在利欲熏心时，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而在掠夺异族时，他们就是嗜血的狼。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的教养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兽。这就使得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13](P120)

在近代以强国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以及在当年战争的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动之下，日本近代化进程这一利益的误区心里驱动下，日本民族对战争是非的鉴别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日本惯犯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武士只有绝对服从命令的义务，而没有辨明是非的必要和机会。武士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打仗的机器，而非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14](P93)在军事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教：“武士道就是死，离开死非武士道。”在20世纪20年代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

1948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他的骨灰随风散去。就在东京大审判之后不久，一座花费1500万日元之巨的纪念碑便出现在名古屋市，为这七名臭名昭著的战犯招魂。而且，为了能够使“靖国精神”传宗接代，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更是成为神社目前积极宣传的对象。游就馆特别优待年轻人。普通的日本景点，只有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学生优待，可是这里也优待年轻人，大学生和研究生。此外，还在近期成立了一个专供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参加的“靖国神社少壮朋友之会”。许多宣传“靖国神社”的册子，都开始呼吁新一代的年轻人要为历史自豪。[8](P151)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侵略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关于日本文化，她认为日本文化与其它国家相比是“耻感文化”。而持这种文化的人，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具有“耻感文化”的人缺乏明确而恒定的是非标准，真伪不辨，是非模糊。第二，具有“耻感文化”的人犯罪之后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第三，“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的善行”。[4](P327)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