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人与创新

浅谈中国人与创新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起源于拉丁语，它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想发展，要想走在世界的前列，创新是必不可少的。

谈到创新，我们会想到创新的精神，因为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或指表现出来的活力。创新需要理想主义精神，需要批判和怀疑的精神，需要想像的精神。从哲学角度来说：创新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客观上是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主观上是人的思想的限制。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创新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人的创新思维模式存在很到的弊端。这与我们的教育模式有着很大的关联，我们的僵化教育，从学前儿童就开始了，几岁的孩子探索未知世界，拓展自己的智力空间的黄金时期。但却被我们的家长们逼着去学这个年龄段不该去学的东西：识字、英语、弹琴等（个别特别喜欢干这件事的除外），有些还要背什么唐诗三百首等，就这样活生生地扼杀了孩子们拓展智力空间的能力。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儿童教育家，制订了一整套扼杀孩子天性的教育方法把儿童未来的潜力和智力从小就扼杀在摇篮里。怀特海说的好，要使只是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对于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缺陷，中国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但可惜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是书斋式的。科学的思维模式没有渗透进中国的知识文化层面，更没有渗透进广大中国民众的毛孔里。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正确的东西很难传播，中国的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尽管近代有所改进，但没有上升为整个知识层面的主流意识，也没有成为全民的主导意识。现代思维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但更需要清明的理性。从总体上看, 分析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并未能得到发展和高度重视。自古以来，中国的文论很多是一些断论和定论。多数情况下不去说明结论是如何得来的，不论证其是否合理。教育中除了死记硬背结论外，很难学到得出结论的方法，因而难以发展，所以就没什么批判和首创精神。古代中国传统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种刻板的说教，不容易叫人信服。西方的传统多是告诉我们事情的因果关系和来龙去脉。西方文化重视理性分析，讲究使用各种工具增强对世界的明晰的认识，探究各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告诉人们结论和结果是如何得出来的，能讲清楚用何种方式，过程是什么，根据是什么。因此，探究事物的方法很容易被延展和扩大，人们很容易用同样的方法去演绎、探究别的事物。美国密西根大学著名教授谢宁于2002年10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中说：“我认为社会学的核心并不是知识，并不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而是得到知识的手段和方法。”而我们的教育正好相反，从学前教育一直到大学的教育，其教育方法都是在我们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影响下进行的。因此，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思维和知识僵化的人，这样的人很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和发明。我们追赶了西方一百多年，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中国出了大思想家，也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搞出过什么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学生虽然能在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国际大赛上获得佳绩，但中国学生整体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探究意识、不善于提问题、研究能力薄弱，这大概已经得到了公认。外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总体评价是：“他们失去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杨振宁也曾说过：“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一起学习的美国学生好得多，然而十年以后，科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美国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强。毕竟提出一个问题远比解决一个问题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据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研发经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从2002年的1.1% 上升到2010年的1.5%。中国占全世界研发经费总开支的比例在2010年时也达到12.3%，落后美国位居第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2008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是20.3万余件，是位列日本、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据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报道，中国现在拥有的科技研究人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但中国超过95%的申请量是在国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的，而且涉及“创新”的绝大多数专利只是对现有设计做出的细微改变。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机构在国内发放“专利”(实际是国外的发明)目的是用中国的法律系统来控告外国发明者“侵权”。最好还是看除中国之外的国家对创新的认可。最具说服力的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三方专利局的专利申请量和批准量。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三方专利申请量只有473件，而美国是14399件，欧洲是14525件，日本是13446件。直截了当地说，2010年，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20%，占全球GDP

的9%，占世界研发经费开支的12%，但是被任何世界领先的专利局批准的专利申请量只占1%。而且，源自中国的专利当中有一半被授予外国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为什么创新投入和产出会存在如此大的差距？部分原因，这或许是个时间问题。创新不仅需要新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储备丰富的先验知识。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政府分配给研发项目的资金被高度政治化。决策者们非常倾向有部门预算支撑的百万工程，专利的发放主要依据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学术界的评估。正如北大和清华的研究人员指出的那样，“好好从事研究不如与有权有势的官僚及其喜爱的专家套近乎更重要”。重量不重质以及通过国内标准而非国际标准来评估和奖励研究活动，中国的科研氛围也受到这两方面的严重影响，其结果就是学术欺诈猖獗”。

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时清教授在谈到中国学生缺乏创新能力时认为，中国的教育追求学生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这样导致学生要上的课程越来越多，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根本不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更谈不上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对此结论我国的教育界也颇为赞同，朱清时也曾经在一个教育论坛上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一代、二代的年轻人缺乏创新能力，这也是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瓶颈。”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达到不可思议。

中国社会盛行的关系文化过于强调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容易使大家陷入从众心理，很难产生创新所需要的特立独行、笑骂由人的个体主义精神。除了关系文化外，权力文化与现世文化也是导致中国人创新不起来的原因。

2008年底，“山寨”这个含义模糊而暧昧的词汇忽然走红。山寨手机、山寨笔记本、山寨网络剧……一时间，神舟无处不“山寨”。从2005年10月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战略，到2008年中国企业界流行的“山寨”，这是中国企业艰难创新的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写照。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该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没有高尚的人格，不可能有优秀的专家；没有贯通历史、文化和思想的广阔人文视野，不可能在技术上一骑绝尘。总的来说，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一些官本位文化，是很自然的情况。可是，如果把这种官本位文化原版搬到学术界，问题就复杂化了。官大就学问大，甚至只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学问大不大，其结果是资源分配向学术体系中并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各种“学官”集中。浪费资源是小事，关键是其错误的导向作用：大家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竞争怎么成为学官了。

广东省教育厅某官员在广东省政协一次会议上披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媒体披露后，坊间大哗。自有教授职称以来，还从来没有贬值到这个程度的。

官本位泛滥的根本原因是，教育、学术和科研机构丧失了独立性，成为了权力的附庸。这种官本位一方面会扭曲内部资源分配的导向，另一方面也扭曲了社会整体的资源流向。教育、科研等行业，本质上是一种非营利的社会性事业，应该向捐赠、举办该事业的人或捐赠人的代理人负责，而不应该像公共服务机构一样，向公权负责。但逻辑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有选择依附权力的，自然有选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