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养生--制欲与养生

制欲与养生

欲，欲望或人欲，广义而言，指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或者说，指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狭义而言，则专指人的物质需要或生理需求，亦即人的自然本能。欲，在人生中或生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它与养生更有着直接的十分紧密的联系。如何对待欲?欲是否应当满足?满足至怎样的程度为合适?这是养生家关于欲的学说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原始道家认为，欲就是私欲，就是人的心理生理需求，就是好名好利；私欲与素朴是水火不相容的，私欲的兴起发作，必然损伤人类纯净淳朴的自然品性，从而影响人的生命的正常发展和人性的正常发挥，有害于养生。于是，道家主张无欲。

无欲之说始于老子。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无欲以静，天下能自定”(同上，第三十七章)。老子所以主张无欲，在于他已经意识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心妨”(同上，第十二章)。意识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同上，第四十六章)。他极言多欲之害，“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同上，第九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同上，第四十四章)。在他看来，避免罪咎与祸患之累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镇之以“无名之朴”，另一方面提倡“无欲”。老子认为，欲不外名和利，君子好名，小人好利。好名好利即使个人离开道德，扭曲人性，损害生命；也使社会每况愈下，从有序落入无序。因此，老子力主“无欲”，强调“为腹不为目”，“去彼取此”(同上，第十二章)，强调视缤纷的颜色、鲜美的味道、悦耳的声音、珍奇的货物如过眼烟云，不为之所动、所迷惑，做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同上，第二十六章)。

必须注意的是，老子所谓无欲，不是绝对不要欲，正如他所谓无为，不是绝对的不为。他所谓无欲，是要“去甚、去奢、去泰”(同上，第二十九章)，即坚决不淫乐、不奢侈、不骄傲，摒弃过分的物质追求和物质享受，对于维持人之生存发展所需之最低物质条件，他认为还是应当予以满足的，不过就此满足，不应更有他求。所谓“为腹不为目”、“知足知止”，即是这样的意思。可见，老子所讲的无欲不是禁欲，而就是指寡欲，老子自己也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同上，第十九章)。他认为真能寡欲，满足于其所得，别无他求，也就是无欲了。老子提出“益生日祥”的命题，指出增益其生不仅于生命无补，反而有损于生命的健康发展，招致灾殃。针对益生之残生，老子说：“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同上，第七十五章)。认为对于人之生命来说，精神生活上的清静恬适远胜于物质生活上的丰厚奢侈。故他又提出“啬”的养生原则以作为深根固柢、不失其所的根本保障。“啬”不是指吝惜财物，而是指爱惜精神、爱惜生命。

老子讲“无欲”，也讲“寡欲”，而且他所谓“无欲”，其真实意思就是“寡欲”。庄子则不同，他主张绝对的彻底的“无欲”。他的作为理想人格的真人、圣人的特征是“与天为徙”，而非“与人为徙”，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这种理想人格是排斥情欲、超越情欲的。庄子说：“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认为天机充全，自然无有嗜欲；天机浅薄，自然嗜欲良多。庄子在宇宙观、人生观上主张“齐是非”、“齐物我”、“齐生死”，指出：“万物皆出于机，皆人于机”(《至乐》)，“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既然“万然一府，死生同状”，生死且无所谓，那么，还在乎欲吗?因此，欲在庄子这里实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庄子又说：“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认为无欲是素朴的前提，而惟素朴才能使人性得以自然的发挥。庄子又论情欲之伤性害德说：“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庚桑楚》)。“将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徐无

鬼》)。“欲恶之孽，……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则阳》)。欲不仅累德，而且还将伤性害命，故当涤除。

根据张岱年先生的考察(参见《中国哲学大纲》第453页)，北宋道学之创始人周敦颐亦主无欲之说，他的无欲之说乃继承老庄特别是庄子之无欲之说而来，这也是儒家受道家影响的一个例证。周敦颐认为，人不仅应当寡欲，而且还应寡之以至于无。他指出：“孟子日：‘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养心亭说》)。他不赞同孟子的寡欲说，而提倡道家的无欲说，．以为无欲是成贤作圣之道。他又说：“圣可学乎?日可。日有要乎?日有。请闻焉!日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认为无欲就能静虚动直，明通公溥。这是视无欲为养生之最紧要法则。

在对待欲的态度上，杨朱提倡纵欲。杨朱的纵欲说要算是道家的歧出。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没有别的，只在于享乐。他说：“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列子·杨朱》)!这是说，人活着只应图美厚、声色之享受。在他看来，生命乃是“暂来”与“暂往”，因此没有必要在此短暂的生命旅程中自苦其身。他又说：“养生……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式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同上)。主张任欲而行，不必节制。他借公孙穆之口说，大凡生命难遇而死亡易及，用难遇之生命以等待易及之死亡，还有什么可牵挂于心的呢?如果想借尊重礼义来夸耀于人，用克制情性以招徕名声，还不如死了的好。人活着就要享尽一生的欢娱，穷极当年的快乐；只怕肚子太饱而不得听任嘴巴去痛饮，精力衰竭而不得放纵情欲于美色，根本没有时间去担扰名声的丑恶，性命的危险。这是讲只求享乐，不顾虑名声性命如何。杨朱还说：“生命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同上)。世人往往为寿为名为位为货而忙忙碌碌，不得安闲。其实，寿、名、位、货等都是身外之物，不必念念于怀。杨朱认为，人没有长久活着的道理，生命并非珍惜就能长寿的，身体并非爱惜就能健康的。再说，要长生不死干什么呢?活上百年都嫌太多，何况长生不死要经受许多痛苦呢?故而他教人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只求实现眼前的快乐，而不必虑及将来；故而他强调摆脱礼义纲常的羁绊，顺遂人的自然本能，恣情纵欲。杨朱的纵欲说在魏晋名士中曾产生较大影响。

杂家著作《吕氏春秋》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倾向。在这部书中，作者提出了“制欲节情”的养生思想。首先，《吕氏春秋》肯定人有欲乃“天地之数”，“非人之所能为也”。它指出：“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与焉，不可变，不可易”(《大乐》)。这所谓“天”不是指“天命”，而是指“自然”。它认为人之有欲有恶、求欲辟恶乃“所受于天”，即所受于自然，是自然生成的客观属性。这就肯定了人之欲求之存在的客观合理性。其次，它认定贪欲不分“贵贱智愚”，为人人所同具。它指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智愚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情欲》)。这种“贵贱智愚贤不肖，欲之若一”的人欲平等观，显然是“人性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性平等观的直接延伸。再次，认为“欲多”“得用亦多。”它说：“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虽多，而上无以令之，人虽得其欲，人犹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矣。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为欲》)。这是说，人之欲之有无、欲之多少与用之有无、用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