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2012

摘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奠基于实践哲学。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致思路径体现在：“完整国家”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前提、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践履的现实场域、阵地战是文化领导权的夺取策略。文化领导权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双重启示：中国共产党要坚守对社会主义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双重领导权，为此要坚持不懈地培养和教育“有机知识分子”、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市民社会”的作用。

关键词：葛兰西；实践哲学；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12）12-081-03

作者：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教师；湖南，长沙，410083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他在反思西欧国家无产阶级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在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中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还原论式的理解”①，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揭示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的优势，在不放弃暴力统治的同时，更加侧重于从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来引导、教化和操纵人民，从而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等主观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政治的关注引向对观念上层建筑的关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并为现时代解决人类异化危机和人类解放问题提供了一种文化革命的思路。什么是“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

—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②。其中，“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就是文化领导权，即某一社会集团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靠民众社会的“同意”而非“强制”获得。文化领导权理论既是葛兰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也是他带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革命新战略的推出与升华。

一实践哲学：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奠基于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解读基础上的高度总结。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是一种“独立的和独创的哲学”，即主张以人类主体及其实践活动作为本体的“实践一元论”：“在哲学中——

—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③实践哲学的“实践一元论”术语决不是代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折衷结合，它一方面避免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机械、庸俗的唯物论，另一方面又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避免唯我论，“这一术语将标明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即人与自然借助实践活动的中介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达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所以实践哲学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④。

实践哲学为什么能够奠定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呢？首先，实践哲学将人的实践能动作用置于历史主义的理论视域之中，强调人作为实践的存在，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葛兰西是在批判客观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的基础上阐释他的实践哲学构想的：实践是人的本质规定，无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不是自然给定的，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能动地建构起来的，人类实践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历史运动的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人、历史与现实在人类实践中达到高度的辩证统一。⑤葛兰西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历史的联合’”，因此，“只有包罗一切的思想体系才合理地反映出基础的矛盾和推翻实践的客观条件的存在”⑥。由此可见，葛兰西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在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先在性、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上层建筑和理论的能动作用，它因对人的实践有指导性作用，所以在改变人的实践的同时进而改变着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状况。因此，实践哲学并不将斗争的目光仅仅停留于经济领域，它也重视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其二，实践哲学代表一种独特而完整的新世界观，是一个历史时代文化精神的总结与升华，它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启蒙功能，对于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具有重要意义。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熔铸了过去各种文化精神，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德国哲学、法国革命、英国古典经济学、历史主义等，从而达到“整个精神的和道德的改革运动的顶锋”⑦。而实践哲学要想使这一切精神道德改革运动成功，就必须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战胜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能够组成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二是“教育其文化还是中世纪的人民大众”。⑧对于第二项工作，葛兰西指出，“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⑨。这就说明，要“与有教养的阶级的思想体系”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就必须首先在革命的实践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而这种新的世界观一定要超越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产生出以新世界观为整合力量的新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保证一切精神道德改革运动的成功。而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是实践哲学，新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此葛兰西充分认识到文化革命及造就以新文化武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万雪飞

装的知识分子在夺取领导权的实践斗争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其三，实践哲学指明了文化领导权生成的主体力量——

—有机知识分子。由于实践哲学是“行动的哲学”，所以它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葛兰西说：“把理论与实践同一起来是一种批判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证明实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或理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⑩由此可见，葛兰西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的“合而为一”性，理论不是仅仅停留于思想意识中的纯粹思辨，而应该服务于革命的实践。而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中介就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是新理论的缔造者、传播者，同时也是实现其理论的行动者、实践者。只有当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统一时，他们才能成为一个“历史—道德集团”，即成为为获得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的政治集团。他们用新的世界观改造人民大众，用新型的思想文化意识教育人民大众，从而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获取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致思路径

实践哲学奠定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而从国家、市民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角度展开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致思路径。

1，“完整国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前提。国家构成理论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展开的逻辑前提，不理解他的“完整国家”概念，就无法理解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视野里，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所以，国家几乎就是政治社会与专政的同义语。较之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时代，葛兰西生活的时代与政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观：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确立了典型的议会制，民主制原则得以体现，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也不断扩大。葛兰西敏锐地捕捉到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洞察到资产阶级国家职能发生的重要改变，他指出：“资产阶级把自身看作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的有机体，能够吸收整个社会，使之被同化而达到他们的文化和经济水平。国家的职能已经在总体上发生改变；国家已经变成‘教育者’。”輥輯訛既然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某种扩展，既有强制职能又有教育职能，所以葛兰西认为应该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重新思考国家的概念，他称之为“完整国家”。

那么，什么是葛兰西所谓的“完整国家”？葛兰西指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輥輰訛显然，葛兰西的“国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之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国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宽泛得多，葛兰西所谓的“国家”是广义的国家，它不仅包括狭义的国家、政府等政治活动领域的政治社会，还包括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活动领域的市民社会。这样一来，领导权就被融入到了国家政权之中，而领导权机构也被融入进了国家机器之中，国家就体现出其“完整”的意义：国家=专政+领导权。葛兰西指出，“完整国家”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特点，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逐渐取得平衡，资产阶级也不再是简单地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强制式统治，而是成功地运用意识形态的优势来获取大多数人的“同意”，以保证统治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强制”与“同意”是“完整国家”的两种权力运作方式，前者由国家的暴力机关执行，是政治社会的固有特征，而后者则是知识和道德的领导，靠在市民社会中的潜移默化完成。

2，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践履的现实场域。葛兰西提出“完整国家”概念的目的并非为了探讨政权的专政形式如何在政治社会实行，他关注的焦点是文化领导权如何在市民社会获得，因此，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作详细解剖有助于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精致把握。

“市民社会”一词最早由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提出，系指一种“城邦”，后引申和转变为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物质生产关系。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视为人类伦理精神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是“为了达到他们的个别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外在组织”輥輱訛。马克思则将“市民社会”视为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决定国家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

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在经济关系和物质生产关系的含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不同，葛兰西主要在上层建筑领域来定位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他明确指出：“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称之为‘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可称为‘政治社会’或‘国家’。”輥輲訛可见，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等政治社会同属上层建筑领域，代表从经济领域独立出来的、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及各种新闻媒介、文化学术团体等，它们是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民间组织的集合体。所以，葛兰西更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实为“同一个有机整体”。

在这里，葛兰西敏锐地注意到在市民社会取得相对发达形式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国家功能所发生的某种改变：政治强制性逐步弱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逐步凸显。资产阶级不再只是简单地利用国家机器进行武力镇压，而是通过控制市民社会、运用传播意识形态的优势来获取大多数人的“同意”，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这是葛兰西认真反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理论总结。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在东方国家取得胜利而在西方国家频频失败，原因就在于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结构差别：“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輥輳訛葛兰西看到，正是由于东方社会未能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所以国家就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全部内涵，暴力和强权也就构成了东方国家的本质特征，夺取了政权也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这一情形在西方社会则有根本不同，西方社会独立的、发达的市民社会的存在构成了强制暴力的结构基础，国家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权力关系不仅有“强制”，更隐含着“同意”，国家要通过市民社会取得一种理性化的合法性，由是，国家的强制职能逐渐退却，而文化职能与教育职能明显增长，国家也从“暴力机器”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国家和伦理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难以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有市民社会这个统治阶级防御系统中“最坚固的堡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