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举措述评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举措述评
2014-04-15 15:54:40 《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周绍英
南京国民政府从它建立时起，就是代表乡村豪绅地主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

在其统治下，总的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落后，发展缓慢。

但在“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南京国民政府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并进行了一些调整，开始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联系起来，有重点地进行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和工业等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文拟就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举措作一评述。

一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8月8日，蒋介石又在成都通电全国，列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八条纲要，即“振兴实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运”、“调查金融”。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项措施，目的是为了“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

〔1〕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决定发展重工业以充实国防、加强西北国防经济建设、修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路等。

1936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国民经济建设总会，蒋介石自任会长，督导建设。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经济建设方案》。

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措施纷纷出台，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视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业建设为重点，投入的财力较重，成效较为显著。

在财政金融建设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改革税制，统一货币，健全金融机构。

为了统一财政，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了地方“苛捐杂税”，推行“统税”，同时改进关税，整理盐税。

1934年3月颁布新盐法，以自由贸易为原则，采取就场征税制。

“关盐统”三税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是这三税“收入呆定，很少弹性，不能适应战争爆发大量筹措战费的要求”，“一旦战争爆发，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国土被敌人占领的可能，关盐统三税在战时不但不易增加，而且会因而锐减”。

〔2〕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开辟新税，主要是矿产税和所得税，从10月1日起开征，当年就征得所得税648万余元，矿产税200万元。

〔3〕为了使国家金融走上正轨，南京国民政府从统一币制入手。

1933年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凡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均按一定比率用银币收回，不得再用银两。

通过废两改元，统一了货币。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针对美国购银法案引起的白银外流、金融紧缩、物价低落的情形，在英国经济学家李兹·罗斯的帮助下，筹划币制改革。

11 月4日，公布了“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国、中央、交通三大银行统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币制改革，
统一了全国货币，防止了白银外流，稳定了财政金融局面，对于复兴中国社会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还对地方财政进行整理，逐步健全金融机构，控制全国金融。

1934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为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通过了《中央银行法》，将该行资本由2千万扩充为1亿元。

1935年3月，又对中国银行条例进行修改，将中国银行的资本由2千5百万元，增为4 千万元，官商股各半。

4月将交通银行的资本由1千万元增为2千万元，官股占60%，商股占40%。

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扩充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拨官股250万元，使其资本总额增为1千万元。

〔4〕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就形成了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为中心的现代金融机构。

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建立了以经营进口军火为主的中央信托局，和从事小额储蓄与居民汇兑的邮政储蓄汇业局。

“四行二局”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支柱，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在交通建设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从公路、铁路建设，到航空、航运的开辟、疏理，成绩较为显著。

1935年前，国民党依“剿共”需要，在交通建设上主要是搞公路建设，建成了
七省联络公路，而铁路建设速度缓慢，成绩平平。

1935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加快了筑路步伐。

11月25日，国民党五届六次会议，对交通运输建设的政策原则和主要措施，作了较为明确的部署。

南京国民政府认为，一旦抗战爆发，沿江沿海随时可能被敌人占领，大批军用物资必须依靠欧美输入，大后方交通运输与国际陆上通道极为重要，因此，必须确立交通运输有关线路的布局、技术标准和经营分工，以及财政负担、器材储备等一系列的政策原则。

公路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建了九大干线，到1936年6月，除部分尚未竣工外，85%以上均已通车。

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很重视西南西北公路建设。

1935年2月5日，蒋介石
致电贵阳军政首脑，要求赶筑川黔、黔湘两公路。

〔5〕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拨款300万元，兴筑西北公路。

1937年3月，蒋介石又致电山西与河南军政首脑，要求将焦作至晋城、单县至商邱两公路限于6月底完工，以加强内陆联系。

到1937年，全国公路通车路线已达11万公里，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的全国公路网。

铁路建设是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建设的重点。

抗战前已建成的铁路有：粤汉铁路于1936
年9月建成通车；陇海铁路由灵宝至连云港完成全线通车；浙赣铁路分别完成了杭州兰溪段、金华玉山段、玉山南昌段；苏嘉铁路于1936年7月实现了全线通车；同浦铁路由大同至风陵渡于 1937年6月全线竣工；广九粤汉两路实行了接轨；南京轮渡和钱塘江大桥建
筑完工，使津浦、京沪杭甬、浙赣诸铁路连成一线。

京赣、成渝、湘黔之铁路，以及潼关黄河铁桥已处于修建或设计筹备之中。

从 1936 年到1937年7月，这一年半的时间内，共完成铁路建筑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是1927年-1935年八年半时间年筑路速度的6.5倍，成绩是很显著的。

南京国民政府在修筑新路的同时，对原有的旧路进行了整理。

“各路大抵均已购储相当数量的行车材料，以备长期抗战之需；换置重磅路轨，以加大载重能力；抽换枕木，以增进行车速率；加固桥梁，以免肇事之虞；添购机车车辆，以提高运输力量；装设调度电话，以便集中管理；增加行车设备，以免障碍军运；实施防空准备，以备紧急应用。

”这一切，“大致在抗战以前，均已相当完成”。

〔6 〕南京国民政府的新路建设，便利了内地交通，形成了一定的交通网络，而旧路的整理，则增进了运输效能。

南京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还制定了今后五年交通建设计划，以国民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决定筹款9480万元，建设铁路14条，其中西南各省有11条，共8529公里；筹款5000万元，建设公路5万公里。

可以看出，为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对长江以南及西南诸干线的建设尤为重视，要求完成西南干线的建设，沟通与西北的联络，认为这是“国防最后固守之线”。

〔7〕但因抗战爆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航运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垄断，我国航运业很不景气。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航运的建设和整理，建成了连云港和黄埔两港口，并对长江航道进行了疏理，炸毁暗礁，清理河床，扩大航运量，使之成为当时我国沿海工业内迁的主要运输路线。

1936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为鼓励国轮国造，公布了造船奖励条例，制定了一个造船计划，预计6
年为期，造船84艘，总吨位为140500吨〔8〕，但这个计划还没能展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就开始了。

航空方面，战前以上海为中心，拥有3家航空公司，开辟航线12 条，通航里程约15300公里。

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南京国民政府对航空运输作了一定的部署和调整：将航空公司总办事处及机航总部设法迁移，督饬中国航空公司在汉口、欧亚航空公司在西安加强部署；令各航站储备机件与油料，在洛阳西安等处建筑油库；训练飞行技术人员，以便逐渐取代外籍人员；拟定航线调整计划，速开自汉口经长沙广州到达香港的国际航线，以备应用等。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是抗战前经济建设各项中最受重视、成绩也最大的一项建设。

在工业建设方面，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工业经济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

轻工业发展较快，如丝织业、植物油生产等自给有余还输往国外，而重工业却相当薄弱，发展缓慢。

在1935年以前，除筹建中央机器厂和民营钢铁厂外，中国几乎谈不上有重工业。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内要求建设国防经济，发展重工业的呼声逐渐高涨，各种建设方案和建议纷纷提出。

1935年6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王祺、付汝霖、王陆一等提出了《关于集中全力从事于国防重工业的根本建设》的提案，建议政府确定国防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选定国防工业区，筹款贷款，聘请与培养技术人才，集中力量建设国防。

11月5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孔祥熙等倡导兴办重工业，认为“为工业发展计，对于重工业，应特别注意”。

〔8 〕11月15日，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杨锦昱等21人提出《在困难严重时期应集中一切力量充实国防建设》的议案，主张
优先发展重工业。

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重工业为现代立国骨干，一切工业发展之基础”，“为从事经济建设，应速完成重工业”。

〔9〕为此，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和“西北国防之经济建设案”，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方法，并制定了煤碳开采、石油勘测与开采、钢铁及机械制造的发展等计划，认为石油“需用迫切”，“不容吾人缓息”，“钢铁为一切工业之本”〔10〕，都必须重点发展。

发展重工业已经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负责国家的工业建设。

资源委员会根据前一阶段的调查，划分矿权，整理矿区，并拟定了一个发展“重工业三年计划”，由政府拨款1 千万元，并依靠外资，兴建冶金、机械制造、燃料、化工和电气等工业，“树立巩固之基础，以达自给之目的”。

〔11〕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国防建设计划时，还考虑到战争爆发后，沿海城市可能被占领，把一些重要的厂矿设在湘赣和四川，同时也能调整工业发展布局不合理的现象。

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经济建设逐渐从制定计划、调查勘测落实到建设强化国防经济的若干基本产业、从事实际的开发和建设上来。

这一时期，在重工业建设方面已建成和开始建设的厂矿主要有：湖南湘潭钢铁厂，年产量10万吨；湖南茶陵及湖北灵乡铁矿；湖北大冶阳新及四川彭县铜矿厂，年产量400吨；江西高坑煤矿，年产量30万吨；江西天河煤矿，年产10万吨；河南禹县煤矿，年产40万吨；以及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永利煤气厂和天利氮气制造公司等。

除这些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厂矿外，即将准备建设的厂矿有：预计投资3000万建立杨子江下游钢铁厂；投资375 万元开采和建立湖南及广西铅锌矿厂；投资150万元建立湖南潭家山煤矿；投资1600 万元建立重庆提炼厂等。

〔12〕从投资来看，1935年以后，投资“百万元之工厂，及至千万元之工厂，均甚多”。

〔13〕为了保证军需，资源委员会将特种矿钨锑进行了统制。

1936年1月1日，在长沙成立了锑业管理处，4月1日，在南昌成立了钨业管理处，同时还建立了江西吉安钨铁厂和湖南模范炼锑厂。

到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以投资、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达23个。

从15种工业产品生产指数来看（1933年为100），1935 年工业生产总值为109.7，1936年工业生产总值为122。

总的看来，到抗战前两年，中国的工业
经济呈稳步向上发展的趋势。

抗战前几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工业、交通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投入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收到了一定的成果。

据统计，1931-1935年的建设成果“相当于民国以来20年的总和”，而1936年一年的建设成果又超过了这四年的建设工作。

〔14〕成绩较为显著，作用很大。

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使国家币制统一，白银外流得到了控制。

金融机构健全，财政金融局面比较稳定，国家财力集中，对国民经济建设和抗战的进行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发展传统工业的同时，比较重视重工业的建设，拟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举办了一批工厂，加强了对特有金属的统制，使中国的工业经济稳步发展，并奠定了一些重
工业部门的基础。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成就最为突出，不仅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使全国形成“一元化”的市场，而且对抗战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战前铁路的展筑或新修，在工程进度上均能配合政府全面抗战之紧急需求，……为长期抗战提供了胜利的保证。

”〔15〕抗战头两年，仅铁路运送军队就达1100多万人次，运送军用物资达300吨。

长江航道的疏通，为抗战时期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运输，尤其是为沿海工业的大量内迁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初期，南京国民政府能组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不能不说与它在抗战前所进行的经济、军事建设有关。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政权的本质和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大力发动民众，依靠民众，全面地搞好经济建设，真正地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

相反，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离不开对人民的剥削、掠夺，甚至卖国，出现了许多弊端。

“四行二局”的建立，使官僚资产阶级趁机聚敛财富，垄断金融，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工业建设布局不合理，发展极不平衡。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工业建设有所重视，但因基础相当薄弱，投入的经费不足，加之起步较晚，时间短，发展很缓慢。

战前重工业部门只占工厂总数的16%，重工业品的自给率严重不足，石油自给率为0.2%，钢铁自给率为5%，车辆船舶的自给率为16.5%。

〔16〕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举措，从主观上来讲，主要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也有一些针对今后抗日战争爆发而进行的建设，如前面所提到的发展重工业，增强国防，发展交通，尤其是加强西南西北内陆交通建设，整理长江航运等，这些都为抗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