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

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
主讲人：邓晓芒
个人简介：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专业方向为西方哲学史，专攻德国古典哲学。

代表作为专著《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及与杨祖陶先生合著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并直接从德文译出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至目前为止已出版著作13部，译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除了在本专业领域外，邓晓芒教授还立足于本专业向相邻专业领域扩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中西比较哲学、文化哲学及文学评论方面均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著述，他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在近年来的国内文化讨论中独树一帜。

时间：2006年12月2日
地点：佛山市图书馆报告厅
今天讲的主题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反思”，这是一个我们现在以及将来都绕不过去的话题。

这样一个话题涉及到两方面，一是传统文化方面，二是现代化方面。

如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在发生冲撞，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一种冲突与不相融合的状态。

当然，由于我们这个转型的时代具有历史的长期性，所以有些方面是同时并存、互相交织的。

在这种交织中，很多人会感到困惑，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究竟能否相融？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这方面历来都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比较保守，另一种比较激进。

我在目前国内的文化讨论中比较偏向于激进的一方，也就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多一些，否定的方面多一些。

而另外一些人对传统文化肯定的方面多一些。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个问题，我想分两个方面来谈。

一个是，什么叫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评析。

另外一个是，什么是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展望。

这两个方面，我们同样从现实生活出发，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首先我谈谈什么是传统文化？我认为，在当代，也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最近这三十年，是一个传统文化走向衰微的时代。

当然，这个传统文化的衰微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国学热”。

你说传统文化衰微，为什么到处都是国学热？到处都办孔子学院？这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吗？但是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倒转过来的，你越是说什么就说明越是说明没什么。

所以，到处兴起的这种国学热和回归传统的呼声，恰好表明了当前有一大批人开始焦虑我们的传统文化可能有失传的危机，很可能我们再下一代就根本不是中国人了。

对中国典籍一窍不通，那我们还是中国人吗？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太表面了。

传统文化不是几部经典就能完全囊括进去的。

因为，经典是文化思潮、文化心理的反映，你不会读经典了，但你的文化心理没变，你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还在这里，传统就在这里。

所谓经典只是一种外在的标志，它不是文化本身。

所以说，传统文化的表面上的衰微，并不能说明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就不起作用了。

恰好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心理的方式渗透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在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中，做的每一件事中，它无处不在。

所以，传统文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确实面临一种危机，就是外来文化的冲击。

外来文化采取了一种跟传统文化截然相反的姿态，它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事物的评价。

这样一些冲突使传统文化有了衰微的迹象。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古典的典籍、传统的典籍、代表传统文化精神的那些东西失去了兴趣，当然，伴随着也失去了能力。

我们多年来的教学忽视了国学的典籍，导致了很多年轻人读不懂古文，搞不懂古代文言的意思。

尤其是现在有些冒牌的国学家在那里大放厥词，胡乱解释，说明传统文化在典籍上确实受到忽视，而在文化心理、社会心理上又受到了挑战。

那么这个挑战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认为它是好事。

因为中华文明几千年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从来没遇到过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儒表法里
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一谈到传统文化，就想到儒家的礼教道德。

当然这是一方面，在传统文化里面，儒家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儒家那套礼法规范、道德规范、传统的观念伦常、教化等，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下面还有一层重要的东西，人们往往没有看到，那就是法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底下其实就是法家文化，就是法家从古代秦始皇时期就形成的法制。

我们古代也有法制，跟今天法治社会的这个法制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古代法家的那种法制实际上还是立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观点之上的，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没有法家是不行的，那是纸上谈兵。

孔孟之道太书生气，它不能够贯彻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所以谈到传统文化，儒家和法家是分不开的。

有这么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也就是说每个朝代都是搞的秦始皇的那套政治制度。

但是从汉代以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除了法家那一套以外，统治者意识到，不能没有儒家，单靠刑法和暴力是无法统治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除了有暴力以外还需要有意识形态。

而儒家恰好是适合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的，万古不变。

所以，历来儒家和法家结合得非常紧密，二者不可能区分开。

在历史上，谭嗣同有一句话，他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两千年的中国的政治都是秦政，是秦始皇确立的法家的统治，都是大盗。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两千年之学，除了政制以外还有学，包括儒学。

儒学里面有一派叫荀学，就是荀子，荀子那一派比较接近于法家，但是荀子那一派又打着儒家的旗号。

所以，谭嗣同对它的评价是“乡愿”。

什么是乡愿呢？照字面意思解释就是乡下的那些好好先生。

乡愿也就是乡原，“愿”就是美好的意思。

就是乡下那些好好先生能够处理好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所有的人都说他好，他也能给人一些小恩小惠，人际关系搞好后，他当然就有更大的便宜，就是“吃小亏赚大便宜”的那些人。

这些人我们在现实中间很容易看到，我们说某某人很会搞人际关系，他的熟人很多，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对人家好，而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这个孔子是很反对的，《论语》里面有句话叫“乡原，德之贼也”，意思是乡愿是败坏道德的。

孔子还是比较真诚的，他反对这种伪君子。

所以“乡愿”可以理解为伪君子，伪善。

但是谭嗣同说“两千年之学，荀学也”都是乡愿，都是伪善。

这个评价就把我们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从他的角度做了一个总的概括。

这就是中国传统，一个是在政制上面的秦政，一个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荀学。

荀学也是儒学的一支，儒学有两支，一支是荀子，一支是孟子。

孟子讲心性，讲天理天道，荀子讲王制，讲儒效，也就是讲政治体制，与法家结合得很紧。

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是荀子的学生，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特别在伦理道德和政教方面是这样一个儒家的传统。

后来鲁迅说得更直白，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讲，他看中国的古籍，看到半夜，反正睡不着，翻那些典籍，满本写的是伦理道德，结果发现字里行间写的都是“吃人”。

如果要讲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儒家和法家。

我们通常儒家讲的多，法家讲的少，因为法家不是一般老百姓讲的，那是皇帝和大臣们讲的。

一般老百姓日常生活所信奉的是儒家道德，所以我们认为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当然这也没错。

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儒家跟法家是分不开的。

朱熹讲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这个属于儒家，但是你要把儒家的原则扩展为“治国，平天下”，那没有法家是不行的。

法家讲功利、讲效用、讲刑法，推行不了怎么办？用暴力、重刑，用重刑来推行他的政策和理想。

所以历代儒家和法家成为了不可分割的难兄难弟。

我们讲儒表法里，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这样的人才适合于担当大任。

如果一个单纯的儒生，他不懂得法家这一套治国的方案、这样一些可操作的手段，是不会受皇帝重用的。

历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怀才不遇的士大夫，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满腹经纶、饱读诗书，但是他们不懂治国的手段和办法。

另外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德性，但是很得力，要他们办事，他们能办成，反而很受皇帝重用。

所以在朝中往往是小人当道，好人往往受冤枉，这可以说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通例。

为什么皇帝要用小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把事情办成。

你这些书生之见能办成什么事情呢？道理虽然说得好，但是皇帝不会理会。

甲午战争就是坏在这些书生手里。

儒家思想骨子里没有真正的民主因素
但是人们没有对儒家的见解进行更深入一步的分析，特别是今天鼓吹儒家伦理应该复兴、儒家文化应该复兴的新时代的士大夫们。

怎么复兴？他们认为，只要我们把儒家文化，包括把里面政治方面的因素恢复起来，就会实现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比西方的民主社会还要好一万倍。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儒家的意识形态是最适合于法家的专制统治的。

法家单靠它自己的暴力是根本统治不了的。

汉高祖的怀柔政治，以及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目的都是为了笼络人心，统治国家。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还是得有意识形态，不能只是用暴力来统治，靠暴力革命那不行。

所以儒家的意识形态导致的恰好就是专制统治，你不可能在儒家这种社会体制下到达民主社会，那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

很多人从儒家思想里面挖掘民主的因素，其实完全是误解。

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固然有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对皇帝说的。

告诉皇帝，民是最贵的，你要把民放在第一位，“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你这个皇帝就能万世一系稳坐江山了。

最终还是为了君主的统治。

但是君主要虚怀若谷，要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各方面要低调一点，这样你的江山就能稳固。

这不叫民主，这哪有民主的因素？这叫为民作主，而不是以民为主，这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要从儒家学说里挖掘出民主的成份，挖掘出自由、理性等现代的一些价值因素，这完全是一种空想。

要是有的话，早就挖掘出来了，两千年来都没挖掘出来，是因为它根本没有。

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要澄清儒家的文化和传统的专制体制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不可否认，儒生们和这种专制体制之间长期以来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但要靠儒生们那套治国那是绝对不行的。

凭借单纯的道德怎么能够治国呢？所以书生，儒生，历来有一种跟专制统治的偏离。

比如说，“从道而不从君”，我服从天道但我不一定服从君王。

君王也可能犯错误，君王犯了错误我就要对他加以进谏，要提建议，要
提意见，要提出批评。

历来有很多犯颜直谏之士，在皇帝面前提意见，皇帝就不高兴了。

皇帝说，以后谁要是再提这个意见就要掉脑袋，我就要杀人了。

所以有些儒生，就抬着棺材去提意见，这叫棺谏，冒死直谏，犯颜直谏。

这个当然很了不起，我们当然很佩服。

有这样的胆量，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这当然是很伟大的。

但是这种提意见只是对皇帝个人提出批评，而不是批评这个体制。

一个君王站在绝对统治者的高度，这样一种体制是没有任何一个儒生加以反对的。

儒家就是鼓吹专制，只不过这种专制要采取一种温和的方式，要采取仁政，不要搞暴政。

暴政是无法长久的，只有仁政才能够长治久安。

所以儒家的知识分子对皇帝的犯颜直谏固然值得钦佩，但是他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专制体制的，而这个专制体制在他们心目中是天经地义的，是天道天理。

所以，进谏看起来是一种自由精神，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

对儒家知识分子来说，什么人当上了皇帝这个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天理天道的法规，有一套体制。

他们进谏目的是要维护一套既定的规矩，维护一套体制。

这套体制维护了，究竟是谁来统治，他们倒不在乎。

在历史上有很多根本就不具有治国能力的皇帝，比如说有的只有几岁也把他扶上王位登基，他根本不具有统治能力，但不要紧，他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

甚至于异族，不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是我们汉人的要坐那个王位，只要他维护那套统治，我们也可以接受。

元代、清代都是异族统治者当皇帝，但是那些知识分子也马上被收服了，因为他们接受了中国的这一套制度。

谁来当皇帝不要紧，只要他还按照我们几千年的传统体制来做，我们就可以拥护他。

西方政治体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但是现代的情况不同了，现代没有了皇帝，而是引进了西方的一整套政治体制和法治，那就不可低估了。

最开始的时候，清朝跟大英帝国相互之间为礼仪产生了争议，究竟是不是要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外国使节也要三跪九拜。

英国人就不乐意了，他们说，“要下跪我只能单腿下跪”。

他们那是一种骑士精神，认为我跟你皇帝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这个中国人也没法接受，所以就谈崩了。

乾隆皇帝和英国人的那一次接触，有人评价是转折性的，从此以后中西就处在了绝对绝缘的关系中。

中国人就把大门关上了。

乾隆皇帝以前还比较开放，哪一个国家的人来，他都欢迎，而且他送给这些使节的礼物要比朝贡的礼物要多得多，以显示我们大中华的地大物博、无所不有。

但是自“礼仪之争”以后就把他们拒之门外了，他们连这一点小小的礼节都不能遵守，跟他们没有来往。

礼节的问题虽然是形式的问题，但实际上能反映出深层次的问题，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与我们传统的祖宗之法截然不能相容。

包括后来的慈禧太后搞“百日维新”，维到一定的程度，就受不了了，说“祖宗之法不可变”，你变其它法都可以，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像当初那样搞一些小小的改革，那可以。

但一旦涉及到政治体制本身，那就不行了。

所以“戊戌变法”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失败了。

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第一次遇到西方的完全不相容的政治体制，要改变成西方那样一种政治体制，中国人是忍受不了的，中国的当权者也是忍受不了的。

西方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它是立足于启蒙思想的，是从启蒙运动以来逐渐产生的。

我们不能够说它就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因为西方原来也没有这样完善的政治体制。

但这套法制跟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完全对立的。

只有法家的体制才与我们传统儒家文化相符合。

所以传统的儒家和法家的专制体制是不可分的。

表面上儒家是温文尔雅，好像是讲究仁政，讲究仁义道德，要有恻隐之心。

法家是专制，不讲情面，
一切按法律办事，而法律又是皇帝的意志。

皇帝的意志是法律，是完全不近人情的。

但是双方互相支持，儒家的伦理道德成为了法家专制独断的精神支柱。

重刑暴力后面都有儒家精神在里面，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思想支持了法家的专制。

所以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可以看出来，读经典我并不反对，但是你想要从这里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那就不可能了。

那毕竟是两千年以前的东西，两千年以前的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今天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进的新的问题，那孔夫子就不仅是大圣人了，他就是上帝了，因为几千年以后遇到的问题他都能解决。

这是不实际的。

自由的水平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准
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不是船坚炮利，不是奇技淫巧，也不是飞船上天，也不是温饱和小康。

现代化是人的素质，人的自由发展水平的提高。

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发展是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水平的。

我们通常说解放以来人自由了，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获得了自由。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自由了，但我们自由的水平提高了没有？是不是还停留在那个水平上面？推翻了三座大山，不受三座大山的欺压了，就行了？人的自由还有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把自由理解为一种最低层次的自由，生存的自由。

生存自由当然也是一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最低层次的，你仅仅是能活了。

我们几十年以来，真正获得生存权还是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真的不用担心没有饭吃了。

也就是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

这当然是获得了一种自由，人不受饥寒的滋扰威胁，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命。

但是人就是这样，当他获得了一定层次的自由以后，他就要向往更高层次的自由，比如说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财产的自由、政治的自由。

那么，人的自由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时代含义也是不同的。

我们整个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可以说连最起码的自由都还没有获得。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不讲自由，只讲牺牲，个人要为民族、为国家、为家庭做出牺牲。

这当然也没错，但是忽视了人一方面是社会的，另一方面他又是独立的个体，有人权，你得尊重他。

我们历来都忽视了这一方面，就导致我们的自由发展水平长期停留在一个最起码的水平线上，甚至于还没到。

我们历代最头痛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吃不饱饭要造反，这是皇帝最担心的问题。

一直到80年代以后中国才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如果闹饥荒，有联合国提供粮食，就是说，怎么样也不能让人饿死，这是全球的共识。

所以温饱的问题恐怕已经解决了。

但是能不能说温饱问题解决了就现代化了呢？显然不是。

那么所谓的现代化，主要就是跟古代的区别，在于自由的水平的高低。

你不能说古代就完全没有自由，古希腊的奴隶社会，奴隶的生存权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比如说，即便你是奴隶主也不能随便杀死奴隶，随便杀死奴隶也是犯法的，要罚款。

生存权，奴隶社会就有，与原始社会不一样。

原始社会是没有的，他把俘虏抓到后就杀掉了，用来充饥。

所以，如果你只讲生存权，那个自由层次太低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把标准放到奴隶社会的标准上去？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要走上现代化，还有很多东西要追求，起码西方近代那些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的价值理念都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生存权。

衡量我们现代化的标准就是看自由的水平有多高。

当然船坚炮利，先进的军事装备，大幅度上升的国民经济GDP等也不失为一种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造出来的。

二战以后，日本可
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是他们的人文素质高，又有了美国占领时期给他们带来的民主法制，给了他们人权，并形成了人权的观念，所以日本的经济起飞很快。

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只要解放了人，只要人的自由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人可以去创造、研究、发明，这些都是有回报的，都有一套合理的体制来保障你的利益。

二战以后，日本就不是靠军事占领别的国家发展的，而是靠自己挖掘人的潜力实现现代化的。

明治维新还没有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人还没有现代化。

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以为侵略别的国家可以使自己成为世界强国。

后来发现错了，他们经过反省，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自由度，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日本经济也就真的得到起飞。

这个是很重要的，现代化的标准不要放在那些表面的、物质的、用金钱衡量的指标上面，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更高层次的方面，虽然是更抽象、更难以捉摸的方面，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是更具体的那方面，就是人到底有多少自由度。

一个人如果真的获得了自由，他发明创造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

一旦他意识到自己发明创造的潜力，并能够得到保障，能够尽可能去发挥，那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所以我提出来真正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

首先我们在观念上要接受现代价值，现代的普世价值，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信仰，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人都可以适用并认可的这一套价值。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它建立起来。

中国现代化的坎坷进程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虽然要从西方吸收很多的观念，包括我刚才讲的人权、自由等，但它绝对不仅仅是西方的观念。

它是一个人的发展阶段性、层次性的观念。

但由于这些观念是西方率先提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西方。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也向西方学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五四的启蒙是不彻底的，人们的理解只停留在表层。

所谓民主，中国人的理解就是开国会、选举。

当然要有选举，但是这只是表层的。

科学，我们理解为技术。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有用的东西，就是能解决问题的东西，就是技术。

所以当时鲁迅是很反对人们讲的这些科学文明的。

鲁迅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但恰好是鲁迅对这些东西冷嘲热讽。

当时，人们热衷于开国会，贿选，办实业，搞技术转化，将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以为这就是科学与民主。

所以，鲁迅在他的《文化偏至论》里边，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抨击，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就是，五四的启蒙后来被民族存亡危机所打断，也就是“救亡压倒启蒙”。

当然这种说法有些人不太同意，但是我认为他讲的有一定道理。

在三十年代，救亡的要务压倒了启蒙，大敌当前，我们该争的东西不争了，一致对外，启蒙也要暂时放一放。

因为面对日本的强势，我们暂时动员不起与他们相抗衡的精神力量，物质力量更不用说了，很弱。

精神力量，什么能够抗衡日本的侵略，还是要提。

就把儒家那套提出来，来凝聚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所以救亡使儒家思想重新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

整个抗日基本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进行的。

老百姓只有这样一套观念，当时只能用这套东西凝聚他们的爱国心、民族观念，以抵抗外来的侵略，保卫家乡驱除日寇。

当时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所以李泽厚讲“救亡压倒启蒙”，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个还值得深究，为什么救亡能够压倒启蒙？启蒙难道就不能救亡吗？启蒙把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把每个人的个性，把每个人的自由追求唤醒了，难道不能救亡，不能形成一种力量吗？也许可以，但在中国还不行，在中国启蒙还太浅，启蒙还停留在无非就是每个人要有个人主义，要有个人的自由，但是在当时，民族的自由压倒了政治的自由。

整个国家都亡了，你做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