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调解书

行政复议调解书

天河府行复〔2018〕1号

申请人：广东某药品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天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123号

法定代表人：苏曦职务：局长

申请人广东某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天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1月3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天河区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请求撤销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即使需要处罚，请求复议机关针对申请人过错程度、具体情节等因素，减轻罚

款数额；请求复议机关停止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在本案中及不存在“经营行为”，也不存在“违法所得”。所谓“经营”是指经营者在公开市场上以等价有偿为原则、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持续、稳定的交易行为。但2014年至2016年申请人将部分药品直接提供给员工的行为，是申请人对员工及其患病家属的帮助行为，申请人在该行为中完全没有形成经营性质的法律关系。2014年至2016年期间，部分员工向工会反映其本人或亲属因病需要使用人血白蛋白等急需药，由于当时、当地没有渠道可以购买这些药品，希望工会能提供帮助。工会多次向申请人提出帮助困难员工的请求，而申请人也因此事召开股东会议研究相关问题。申请人认为，作为一家从事生物药品经营的公司，对于员工的用药请求，不可能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因此，申请人从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决定对员工提供药品，且所有涉案药品均提供给本单位有需要的员工或者其家属，没有流向市场，也没有产生实际的社会危害后果。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将申请人向内部员工提供用药帮助的行为界定为“经营”，并认定申请人存在所谓的“违法所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请求复议机关重新认定相关事实。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二条作出处罚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违反《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并依据该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收申请人违法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的药品货值金额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然而，申请人并未擅自变更经营方式。申请人对员工提供药品的事实与原因已在前文说明，其性质属于对内部员工的援助，不属于市场经营行为。这一行为没有改变申请人的经营方式，申请人始终是采用批发的方式经营药品的。因此申请人并未违反前述法律法规，且申请人拥有合法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所销售的药品全部符合经营许可范围，显然不存在适用前述法律法规的余地。

其次，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不具有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未将“不按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方式经营”列入可被处罚的情形。《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其如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没有

规定但又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制定罚则时，可以设置警告或一定数量的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前提是罚款限额要由国务院规定。国家食药监总局作为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设置行政处罚，须获得国务院授权。但被申请人并未出具《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设置的罚款限额获得国务院批准或授权的证据，据此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依据不具有合法性。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违背合理行政原则

合理行政原则要求行政处罚的力度应与行政相对人的违法程度及社会危害性相一致。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进行顶格处罚，罚款金额过高，与申请人违法程度及社会危害性不一致，申请人请求对罚款予以减轻。

首先，申请人的违法程度轻微，顶格处罚矫枉过正，被申请人无法证明对申请人顶格处罚的合理性。申请人在员工或其家属处于重病危难之际，而当地医院又无法提供所需药品的紧急情况下，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药品直接提供给员工，即使存在违法性，情节也属轻微。但是，被申请人在错误适用法律的同时，还对申请人作出顶格处罚，违反合理行政原则。因此，申请人认为，即使需要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也请复议机关

酌情考虑申请人的行为目的、危害后果等具体事实，对申请人从轻处罚。

其次，依据《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具备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申请人作为药品经营者，一直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本案中，申请人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以非盈利的方式给员工家属提供市场尚无法正常获取的药品，并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通过此次事件，申请人已深刻认识到依法经营是药品安全的前提，并愿意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事件发生后，申请人已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进行整改，处理了相关责任人，两名执业药师现已离职。因此，被申请人即使需要对申请人进行处罚，依规定也应考虑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且罚款数额缺乏合理性，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为此，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答复材料后，提出补充意见如下：

1.申请人自设立以来，一直有良好的纳税记录，为国家缴纳

了数千万税款，从主观上不可能将此次涉案的药品用于商业用途及牟利，因此主观过错较轻，请求酌情减轻处罚。

依据现查明的事实，申请人的涉案年度是2014年至2015年度，涉案金额五十余万。申请人现补充提交两份《纳税证明》，证明申请人在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31日纳税总额****110.11元；在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纳税总额****3069.31元。由此可以说明，与涉案时间重叠的纳税周期中，申请人向国家缴纳了数千万税款，申请人不可能因为区区五十余万元的药品去谋取非法利益。正如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所述，申请人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员工或其家属处于重病危难之际，不计成本将药品提供给公司员工，不存在丝毫牟利。申请人在本案中的行为不能等同于商业经营行为，至今也未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因此请求复议机关对申请人酌情减轻处理。

2.申请人数次被评定为“A级纳税人”，无论经营环境如何恶劣，从未在纳税责任上有推脱，为国家税收尽到自己的义务，请求复议机关予以考虑，从轻或减轻处罚。

申请人补充提交两份《纳税信用A级证书》，可以证明申请人在2010、2011、2014年度被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和广州市地方税务局评定为纳税信用A级。由于国家调控，目前生物药品经营范围大大缩窄，利润微薄，近年来甚至可以用勉强支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