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史综述

日本汉学史综述
关键词: 汉学(sinology) 日本汉学史绳文时代古坟时代江户时代镰仓时代明治时代昭和时代
摘要: “汉学”(sinology)指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严格地说,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中国”一切研究成果。

一般认为是指对中国古代语言、思想、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就有很多的交往。

日本文化以其岛国的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又广泛吸收中国文化，并力图通过变异、改造，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种认识、接受、变形、受容的动态进程。

Sinology" (sinology) refers to the foreign scholars on China's "spiritual and material knowledge of a" general ", strictly speaking, it includes the broadest sense" Chinese "all research result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refer to th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thought, history and culture studies.
Seven Japan-China and Japan since ancient tim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fields there are a lot of contacts. Japanese culture with its island geography and human conditions, form the basis of their own national culture, while absorbing a wide rang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eek through mutation, transformation, forming their own unique cultural system. Japan's attitude toward Chinese culture has experienced a kind of understanding, acceptance, deformation, by the capacity of the dynamic processes
近几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汉语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其实，早在很早以前就有许多国家进行汉语研究。

“汉学”（Sinology）的意义有三种:1指汉代学术以及对汉代的学术和思想\文化进行的专门之学。

2指和“宋学”相对出现的，专指以阐述汉代的学术和思想、文化为核心，并以汉代的官方传统的治学方法为工具的一种研究古代文化、思想和学术的专门之学。

3、指外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和文化进行专门研究之学。

总之，一般认为是指对中国古代语言、思想、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日本是中国的邻国，早在285年，就有人向日本应神天皇献上《论语》和《千字文》。

从而拉开了日本研究汉学的“序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就有很多的交往。

日本文化以其岛国的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又广泛吸收中国文化，并力图通过变异、改造，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种认识、接受、变形、受容的动态进程。

日本时代的划分：
原始时代：绳文时代、弥生时代
古代：古坟时代、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
中世：镰仓时代、室町时代
近世：安土桃山时代、江户时代
近代：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战前）
现代：昭和时代（战后）、平成时代
日本个时代汉学的特性：
古代→贵族—摄取·模仿时期
中世→僧侣—消化·研究时期
近世→儒者—应用·发展时期
近代·现代→研究者(学者)—学科化、科学化、客观性研究时期
古代的日本汉学：
古坟时代有大约《汉书》，《魏书》，《论语》，《千字文》等传入日本，早在这个时代的汉学刚刚进入日本社会，只有贵族的才能了解中国的文化。

飞鸟时代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了，其中“以和为贵”，“上和下睦”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

其中，第一条“以何为贵”出自《礼记儒行篇》，有的出自《左转》，有的出自《孝经》。

在日本第一本书面文学集《怀风藻》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飞鸟、奈良时代汉籍东传的局面，深受中国六朝时代汉诗的影响。

飞鸟、奈良时代开始派遣唐使摄取大陆律令文化。

平安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纵深法杖的阶段，历时近三百年，日本天皇大力倡导学习唐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

公元814年，嵯峨天皇即位，不到四年的时间便敕令编写了《凌云集》和《文化秀丽集》两部汉诗集，在平安时代是日本贵族文化为主流的时代，这个时代贵族知识分子把中国文明作为典范。

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传播者，在汉籍东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平安时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特色。

在823-833年，醇和天皇时期，日本编纂了一部大型的汉籍类书《秘府略》，其中征引了中国典籍不下1000种。

在这个时期，僧侣在汉籍东传的过程中也者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僧侣主要是传播佛教典籍。

中世时代日本汉学：
镰仓·室町及后来的德川幕府时期，是汉学的兼收并蓄期，其特色有二：(1)与婉曲优艷的平安女性文学相对，刚健有力的武士文学开始登场。

在中古汉文体的《将门记》的基础上，《平家物语》、《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及描写日本南北朝战乱的长篇《太平记》等陆续在世间流传。

特别是类似于我国《三国演义》的《平家物语》文学成就最高，其开篇是八句四六骈文：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

文体和汉交混，语气铿锵有力。

其后，列举了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

汉学典故信手拈来，以此展开人世无常的思想，卷末以人物的出家、悟道、成佛灌顶来结束，首尾呼应，体系清晰。

武士文学又借鉴源于我北宋初年的“讲史”的方式，即日本的“口演”，通过琵琶僧的弹唱，广泛深入民间。

(2)中世初期，宋学亦称朱子学传入日本，很快此学成为德川时代的官学，后来，经过变貌，提出以“忠”为中心的“大义名分观”。

此时，日本荣西渡宋，学得起源于我南北朝的“禅宗”，荣西在日本开宗后，经过后代不断改造和完善，形成了为武士所推崇的“剑禅一如”的思想。

所谓的“剑禅一如”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世尊拈华，迦叶微笑”要做到“以心传心”，使自己顿悟；另一层：也就是“生死一如”，武人不执著于生，不恐惧于死，七生报国为大君。

发端于镰仓战记文学的《武家事纪》、《本朝武艺小传》、《不动智神妙录》等著作，其中都摘录了大量的汉学中的儒，佛用语，在写作手法上，也富有文学色。

近时古代日本汉学：
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封建社会末期，1868年明治维新就开始了。

有的人把江户时代的儒学径直称为“宋学”，这是因为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日本旧儒学在15世纪逐渐被研习二程我和朱熹学说为主的新儒学所代替。

到了江户时代，人们所谓的儒学一般已经是指宋学了。

不少学者认为，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创始人应该是藤原新窝。

江户时代日本的汉学的发展，受到了朝鲜汉学的巨大影响。

朱子学就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尽管接受了中国的宋明理学,但与中国本土的儒学有所不同,他们很少关注宋明理学中思辨性很强的本体论,也很少进行关于世界观的抽象思考.江户时代形成了许多学派,也有许多汉学家。

①藤原惺窝、林罗山和朱子学派
藤原惺窝是朱子学派最早创始人，自藤原惺窝开始，儒学从贵族社会中走了来，向社
会开，出现了以儒学为业的学者，日本儒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藤原惺窝舍佛入儒后，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批判。

林罗山是藤原惺窝的大弟子,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整理中国儒家文献,经他整理的中国儒家文献。

林罗山在极力推崇朱子学的时候，不遗余力地批判老庄思想，佛教思想甚至基督思想。

他批判佛教,认为公交灭人伦而绝义理,非加声讨不可。

对待老庄的思想、佛教、基督教的太态度的态度,反应了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派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威地位排斥异己的狭隘性。

②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和古学派
江户时代的朱子学派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它的唯我独尊的霸道态度和理论上的绝对化，必然导致别的学派的出现并起来与之相抗衡，于是作为朱子学派最大对手的学术流派：古学派出现了。

它代表在野的民间势力，反对朱子学官方哲学的垄断地位，企图用复古的名义，从朱子学一统天下的之苦中解脱出来。

伊藤人斋（1627——1705）在日俄本股学派的各位思想家中，伊藤人斋是最有权威性的代表，无论是正确理解孔孟的原典，还是在学术贡献方面，他都超过了同时代的人。

荻声徂徕早年读林氏朱子学著作，后又攻读伊藤人斋的古义学著作。

极力主张“今之学者，当以识古言为要，欲识古言，非学古文辞不能也。

”古文学派主张“汉文直读法”。

③中藤江树、吉田松阴和阳明学派
中藤江树（1608——1648）日本阳明学派的创始人是中藤江树。

37岁看《阳明全书》，反复研读，深入思考，心中豁然开朗，转而信奉阳明学，成为日本阳明学派的开创者。

中藤江树试图把阳明的心本论和日本神道教结合起来，认为心的本体就是“神的实体”，王阳明的“心学”就被中藤江树日本化了。

吉田宋阴（1830——1859），他的理论具有实践主义性质，能具体地变为幕府末期仁人志士的行动纲领，和王阳明学说有很大关系。

说王阳明学说是幕府末期的社会末期的社会发展精神动力之一，并非溢美之词。

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中有一些是擅长汉诗文，他们擅写诗文是由于汉诗及中国的诗文理论做过认真的推敲和研究。

都贺庭钟是江户晚期著名的文学家，是读本这一文学样式的始作俑者。

先后出版了《古今奇谈英草纸》、《古今奇谈繁野话》、《古今奇谈莠》三部书。

上田秋成的代表作是中短篇小说集《雨月物语》这部小说集中药作品是在中国文言小说＼百合花小说以及日本谈鬼说怪故事的基础上改写成的。

近代：明治时代
明治时代的汉学有一个有盛到衰的过程。

明治维新发动之初维新人士为讨幕削藩，削藩一旦成功，维新派欲把日本引向“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之路时，以打击汉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和导入西洋文化为主的近代文化运动。

明治维新后，在西方思想像洪水般涌入日本，冲刷着日本社会各个角落时，却出现了汉诗文的兴盛。

在文字学和史学研究方面，由于甲骨文字的发现并传入日本，日本学界开始了对甲骨文字的学科研究。

维新学派学者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他们既要在人们内心驱逐儒家道德观念，又想要在社会生活特是政治经济运作中，将儒家伦理道德的作用和影响消灭干净。

明治时代日本儒学的复苏，《教学大旨》和《教育勅语》。

1878年，明治天皇亲政，亲政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加强天皇制政体的力量，打击、压制自有民权运动。

这时他又意识到了儒学“仁义忠孝”说教的重要性。

于是又把它重新举起来，作为加强皇权的思想武器，来实施皇权的纲领。

明治时代儒学的复苏是以恢复道德作为旗帜的。

但是有一点，尽管又是办学，又是成立学会，又是祭孔，又是出著述，似乎很热闹，但要把儒学重新铸造成日本的自我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已经是不可能了，经过明治初年的巨大冲击，日本人已经不可能像江户
时代那样，把儒家的价值观念作为他们修身，齐家，治国的主要标准了。

明治大正时代的中文学研究，明治时代的初期，汉诗十分繁荣兴盛，仅明治初年选本便有《明治三十八家绝句》、《明治十家绝句》、《今世名家是抄》、《明治名家诗选》、《明治白二十家绝句》等多部。

明治时代还常结诗社，“旧雨社”、“茉莉诗社”、“下谷吟社”等。

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坪内逍遥接受儒家文学观，即文以载道，义发劝惩，将文学的功用归结为道德说教。

撰写了小说理论《小说神髓》，此书标志着日本小说家对中国古典小说从仰慕从到参照批判的转变，也标志着日本文学创作向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标志如果资产阶级文艺学原则的确立。

古城贞吉的代表性著作是《支那文学史》，这是日本真正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

森槐南（1863——1911）对中国诗学，词曲等有深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唐诗选评释》，《杜诗讲义》，《李诗讲义》，《韩诗讲义》。

儿岛献吉郎主要著作有《之那大文学史——古代篇》，《之那文学史纲》、《日本外事钞本》、《支那文学考——散文考》，《支那文学考——韵文考》、《支那朱子百家考》。

狩野直喜（1868——1947）《关于儒学在我国的变迁》，《支那文学史》，《支那学问数》，《支那小说戏曲》，《支那小说戏曲史》。

甲骨文的研究日本汉学家开始搜集甲骨片，展开了甲骨文研究，这对日本近代文化研究的实证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是有重大推动作用。

昭和时代（战前），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由于二战的产生，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极度扩张，，1926年，昭和天皇即位，在对社会主义思想民主运动严厉镇压的同时，军国主义思想却得到了扶植和提倡，一些法西斯主义思想家被竟相吹捧。

这个时期的日本汉学研究机构大多和日本政府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扩张政策有这密切关系。

中国哲学研究学者津田左右吉、武内义雄。

在近代日本学术界，津田左右吉时位被称之为“最大的东洋学者”，著作颇丰。

关于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有：《道家思想及其展开》、《左传思想史的研究》、《论语和孔子的思想》、《儒教研究》等。

津田左右总是对古典资料怀着怀疑的态度，他往往由于古典资料中的记载从现存的史料中得不到证明。

武内义雄（1886——1966年），武内义雄曾到中国学习，更从马叙伦学诸子，回国后曾担任过东北大学教授、日本皇宫的“东宫用挂”，又曾被表彰为日本的“文化功劳者”。

他主要从事《论语》和《老子》的研究
中江丑吉（1889——1942），中江丑吉时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学家中江兆民之子，因赴日留学的章宗祥，曹汝霖曾先后在他家赁屋居住。

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尚书》和》《公羊传》上，另外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也进行了研究。

中国史学研究者桑原鹭藏，曾任东京高等学校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中等东洋史》，《东洋史要》，《东洋史教科书备考》，《续东洋史教科书备考》，《东洋史教授资料》，《东洋史说苑》等。

藤田丰八（1869——1928）,他主要著作《支那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岛夷志略校注》，《东西交涉史的研究——西域篇》。

他在中国西域的研究、中国南北交通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用力甚多。

现代：昭和时代（战后）
战后的昭和时代的汉学研究处于调整阶段，这个时期的汉学特点是，通过对战前汉学的批判，把汉学作为政府政策附庸的情况已经改变，学术研究和政治脱离的趋势日见明显。

汉学研究的分工逐渐细密，过去学者集中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他的周围形成以个研究团体，由许多这样的学术团体支撑日本的汉学界。

综合性研究逐渐增加，由于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新干线通车，学者们之间交流日渐密切。

战后，日本中国学界的结构与方法论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都是出版于战后。

战后的朱子学研究领域，其整体格局、研究群体、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均与从前不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6年以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分
为以下六期：“1946年～1950年代末的研究”、“1960年代的研究”、“1970年代的研究”、“1980年代的研究”、“1990年代的研究”、“2000年以后的研究”，对其间出版的单行本（包括丛书）作一综合性述评，以描述其内容的特色与整体变迁的脉络。

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中，日本中国学界的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在1947年6月，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学会——东方学会，其机关杂志《东方学》于四年后的1951年3月创刊。

而京都方面的《支那学》则于1947年8月停刊。

另一个日本全国性的学会——日本中国学会（哲学·语学·文学），在仓石武四郎（1897～1975）的奔走呼吁下，于1949年10月成立，其机关杂志《日本中国学会报》于1950年3月创刊。

此外，日本道教学会也于1951年成立，其机关杂志《东方宗教》于同年12月创刊。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日本中国学界在战后为了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相互协力与统合的动向。

通过潜忍不发的长期积蓄，使日本学界在1960年代步入了朱子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并迎来了朱子学研究专著的第一个出版高峰。

1970年代是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的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体合作与集体研究。

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被外国所学习和传播,随着,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走向世界之势空前强盛，世界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而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华文明播扬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我们来说，更是迫切的需要。

于是，在20世纪末的几年内，渐渐形成了所谓的“汉学热”，“汉学热”的显著标志,继孔子学院在国外遍地开花，各国对汉学趋之若骛之后，汉学这鼓热风也逐渐吹回国内，无论是看百家讲坛于丹说论语，还是去孔府举行古老的成人礼，无一不显示着汉学热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不断升温。

注释：《国外汉学史》何寅，徐光华
《日本汉学初探》张宝三//杨儒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