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精髓

湖湘文化的精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它从遥远的过去一路蜿蜒,滋润着一代代湖湘儿女又为一代代湖湘人物所发扬和光大。掩卷之下，魏先生演讲稿里提到的那些湖湘代表人物渐次从遥远的过去走来。那是屈原、贾谊、辛弃疾渴望政治清明、崇尚独立人格孤独、忧愤的身影；那是周敦颐、王夫之经世致用、倡导湘学呕心沥血的身影；那是魏源、左宗棠、谭嗣同放眼全球、抗御外侮、反对帝制忧国忧民的身影；那是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翻身闹革命、建设新中国孜孜以求的身影。

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份，古称三苗，一度是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文物教化曾经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到了近代，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忽视的部分，一代代湖湘子弟受其熏陶，成就了种种“敢为人先”的业绩。

湖湘文化的孕育和传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似乎可以遥望到湖湘文化久远的薪火：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贾谊怀才不遇但并不妥协的文人情怀；辛弃疾词章的豪爽、忧伤以及组建“虎儿军”的雄迈、抗击金军的坚定。。。。。。在

这些与湖南人相关联的先贤身上，我们不难找到湖南人性格的肇始。

从屈原到辛弃疾，湖湘文化原本已渐具其形，但是，那还是一个苗蛮之属的湖南，湖湘文化的最初薪火还显得微弱。历史远去，在屈、贾、辛的时代，湖南显得是那么忧伤，那么无奈，湖南人穿着蛮族的盔甲，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留给后世可以谓之文化的，似乎只能找见一个与祭祀相关的端午节。

寻找最早对湖湘文化产生影响的人物，道县人周敦颐可能算一个，他以理学家的身份，对湖湘文化做出过贡献。湖湘文化最终得以形成，由他开始的湘学显然是立有头功的。但贡献最大的，当属明末清初的湖南人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正逢改朝换代，船山先生闭门40载，形成了为学、处世、治军、施政等一系列治国安帮、经世致用之道，属于湖湘文化的理论归依。自此，湖湘文化找到了生命的依托，一批湖湘子弟子弟受其熏染，从湖南走上了历史舞台。回溯历史，我们不难从这些湖湘子弟的的亲历实践中感知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寻找最早对湖湘文化产生影响的人物，道县人周敦颐可能算一个，他以理学家的身份，对湖湘文化做出过贡献。湖湘文化最终得以形成，由他开始的湘学显然是立有头功的。但贡献最大

的，当属明末清初的湖南人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正逢改朝换代，船山先生闭门40载，形成了为学、处世、治军、施政等一系列治国安帮、经世致用之道，属于湖湘文化的理论归依。自此，湖湘文化找到了生命的依托，一批湖湘子弟子弟受其熏染，从湖南走上了历史舞台。回溯历史，我们不难从这些湖湘子弟的的亲历实践中感知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力量。

魏源，湖南邵阳人，他从清朝闭关自守的空气中嗅出了国家危亡的气息，编纂《海国图志》，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遗憾的是，他的学说没有引起朝野足够的重视，被束之高阁。但是，魏源的忧天下之心，皇皇百卷《海国图志》，是最好的明证。正因为此，魏源被后世尊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心忧天下，在他所处的时代，却并不是那么合乎时宜，自我感觉良好的满清统治者，固步自封，虚妄自大，容不得一介书生说什么要向外国人学习，于是乎，他的心忧天下便成为一个书生对于国家强盛的一种美好向往，但是，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湖南人性格之一种，这就是务实而不空谈。如果魏源只是看到了闭关自守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而不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如果魏源仅仅只是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

先进技能而不编纂《海国图志》，他不过是一个空谈家，但是，空谈不是湖南人的作风，他编纂的《海国图志》虽然未能引起当局的注意和重视，但是，《海国图志》的思想对中国人未来几百年的影响却不能说不深远，实际上，在魏源之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有过几轮大的举措，比如洋务运动，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抚史思魏源，我常常想，如果魏源的思想在其提出之初被接纳，那么，现今的中国该是怎样的强盛呢，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回溯历史，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湖南人心忧天下的拳拳之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人手里是一堆故纸，却成就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据说，就在魏源离世的那一年，一个人叫西乡隆盛的日本人偶然得到一套《海国图志》，立即如获至宝，他因此成为维新志士，帮助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有感慨：魏源虽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但他没能成为中国的西乡隆盛，这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是，魏源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怕也是原因之一种吧。他只是一个读书人，官不做得不大，影响力自然就小，他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的西乡隆盛，属于情有可原。

魏源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另一个湖南人曾国藩应该可以做到，他官当得足够大，影响力也不算小，曾是清王朝的中流砥柱，要是他有心“师夷长技”，要是他有心“制夷”，以他的权势，以他的能力，中国历史都将是另外的模样。可惜，他弄权而不惜权，官当到一定的程度，便找了个理由告老还乡了。有人说，这是曾国藩为官的中庸。中庸吗？我看不是。对于一个政治家，中庸有很多含义，有很多选择。曾国藩选择从一个端点走向另一个端点,看似中庸，其实是他没有参透中庸的真义所在。

屈原曾经从一个端点走向了另一个端点。他不满楚王的昏聩，他没有中庸，他投了汨罗江，他根本不寻找中间道路，他是不中庸的。屈原的不选择中庸，属于不愿与时代同流合污，所以他被后人加以赞美。曾国藩也是从一个端点走向另一个端点，却被后人所诟病,盖因他的选择，不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不是出于救民众于水火的需要，他有些愚忠的味道，也有些明哲保身的味道。他一定熟知辛弃疾的际遇，熟知辛弃疾抗金功高反遭朝廷贬累的前鉴，于是，他在他和他率领的湘军炙手可热的时候，选择了引退。他的引退，有无奈，但太过自私，所以，历史并不把他当一个人物。与他同时代的左宗棠，也是为清廷效力，

身后之誉明显比他高。不看别的，单只看左抗着棺材收复新疆的决绝，就足以当他是一个真正的湖南人了。

有时候，我不禁想，要是炙手可热的不是曾氏，而是魏源，历史是不是会改弦易辙呢。似乎也不大可能。魏源主张“师夷长技”，朝廷不纳，他也就没有了进一步的动作，于是，他的思想就只好囚禁在《海国图志》的纸堆里自生自灭。他是道光进士，属于士大夫阶层，不是没有一定的话语权，要想推动一下，也是有些可能存在的。但是，他没有。或许，在满清时代，社会氛围就是如此，他有思想，但无法发出光芒。我无法弄明白这是历史的局限还是湖南人性格的局限。

一种文化的形成，历史人物是一面镜子，也是源头活水，水流而盛，源头之水自有其功，但毕竟水已不再是那水了。因此，心忧天下到了谭嗣同时代便演变为“杀身成仁”的变法悲歌。不再中庸，是另一种湖南人的性格或者说是真正的湖南人的性格，是敢为人先的具体体现。魏源们心忧天下，但仅仅停留在一个层面，他们尚不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心忧天下，尚不能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

但谭嗣同是可以代表的，而具有这种性格的，也并非仅仅谭氏一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是湖南人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