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性社会福利理论及发展策略1

发展性社会福利理论及发展策略1

方巍2

摘要：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社会发展或发展性福利注重福利项目的生产性和投资性取向，认为经济和社会是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注重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阶层。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发展性福利的概念、特点和具体实践策略，就其对社会福利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局限做出客观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福利制度也取得了重大发展，形成了所谓的福利国家。一些学者自信地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承诺日益制度化，社会福利将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社会的第一道防线（Wilensky & Lebeaux, 1965）。

然而，伴随着上一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的挫折，新右派在西方取得了主导地位。他们推崇市场及其功能，反对政府对市场的介入。他们认为福利国家影响了自由、效益和经济发展，认为社会福利破坏了社会调控结构，损害了家庭等传统社会组织和制度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主张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推进公共部门的私营化（George & Wilding, 1994）。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者为了克服传统福利思想重消费轻发展的不足，在第三世界国家实践、联合国推动、以及西方相应学术渊源的基础上，总结提出了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或发展性福利（developmental welfare）的思想，试图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现共同进步（Midgley, 1994；1995）。本文将重点概括介绍社会发展的概念及其政策思想、具体对策，并简要评述其积极意义和局限，以便为中国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提供借鉴。

一、社会发展的概念

关于社会发展的界定，首先涉及的是发展概念。迈德尔（Gunnar Myrdal，1974）认为，“发展指的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上升性变动”(p.729)。但是，对于发展的内容，很长时间内则普遍局限于经济的增长（Midgley，1995）。联合国上一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几乎也将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Elliott, 1993）。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袖视经济增长为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将其作为实现现代文明和美满幸福的惟一手段（Omer, 1979）。直至70年代的第二个发展十年，联合国及其有关部门才开始认识到发展不仅只是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Omer, 1979; Cummings, 1982; Elliott, 1993）。

至于社会发展的概念，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社会学研究。当时，社会学家大量使用社会发展的概念，用以说明社会从小型的同质社区向大型的复杂和异质社会转型的过程（Midgley，1995）。不同于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心里学侧重于微观或个体的层面探讨社会发展，指的是儿童社会技能的获取过程。在社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社会政策最新理论发展研究》阶段成果之一。

2 方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福利博士，社会浙江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会工作领域，社会发展具有微观和宏观两种取向，既表示个人的发展或自我的实现过程，也代表一种着重于社区组织、社会政策制定、社会规划和社会行政的实践形式（Midgley，1995）。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社会发展概念只是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才在联合国得到广泛的运用（Omer, 1979; Elliott, 1993）。

尽管准确界定社会发展并非易事（Paiva，1977）；但学术界也存在一定的共识。卡明斯（Robert Cummings，1983）认为大多数社会发展的定义具有六个方面的共同特点，即①关注政治与经济体系；②关注科学技术提高人类能力的方式；

③关注社会体制内福利的成败；④关注确立自由与人道的社会政策途径；⑤关注人类价值及其行为向更为人道德社会运作水平的转变；⑥促进社会运作的“伙伴”合作关系。佩瓦（J. F. X. Paiva，1977）认为，重视社会福利的改善和人们自我决择能力的提高，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

关于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奥默（Salima Omer，1977）归纳总结了三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则，即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平等（equality）和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此外，社会发展还主张弘扬合作反对竞争，提倡集体反对个人主义。埃利奥特（Doreen Elliott，1993）援引斯潘杰（I. A. Spergel）的观点指出，除了个体取向以外，社会发展在关于人类权利和自由主义取向方面，与社会工作具有不少共同目标。至于这些价值的具体表现，便是提高人类的福祉。卡明斯（Cummings，1982；1983）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便是人们借助社会参与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尝试；佩瓦（Paiva，1977）和米奇利（James Midgley，1995）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其实质是人类的福祉；奥默（Omer，1979）也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其实是同义词；福尔克（Dennis Falk，1984）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是通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借助全面的、综合的社会服务，满足人类需要、促进其潜能的实现。早在上一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也作出了类似的定义,社会发展便是“社会体系、结构、制度、服务和政策能力的提升过程，其目的是更好地利用资源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牵涉到人们公认的价值以及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合理分配” （参见Elliott, 1993）。从人类福利的实现途径来看，社会发展被视为“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过程，其目的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促进整个人口的福祉”（Midgley，1995，p.25）。

关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度量，最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埃斯蒂斯（Richard Estes）的社会发展指数（Social Development Index）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celopment Programme）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Midgley，1995）。早在1984年，埃斯蒂斯便在《国家的社会进步》（The Social Progress of Nations）一书中建立了社会发展指数，并先后用以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估。2000年，埃斯蒂斯与香港社会服务联会（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合作，首次发表了香港社会发展指数（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for HK SAR）。该发展指数综合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14个类别的47项指标，较为具体和客观地记录了1986年以来香港社会的发展状况，具体包括国际化、政治参与、公民社会力量、家庭团结、经济、人身安全、卫生健康、环境质量、治安、教育、科技、房屋、文娱、以及运动与休闲等领域（Estes，2000）。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主要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综合入学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四个方面的指标构成。它最早形成于上一世纪80年代末，并从1990年起连续出版了各个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为我们比较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了横向与纵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