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解志煕评张爱玲及其小说的收获和思考

张爱玲小说之我见
——读解志煕评张爱玲及其小说的收获和思考
界首中学程辉
读了解志煕的《“反传奇的传奇”及其他》、《走向妥协的人与文》、《妥协或不妥协的男女之爱》，可知解志煕对于张爱玲的评定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个是张爱玲的写作艺术，一个是张爱玲的写作内涵。

前者被解志煕界定为“反传奇的传奇”，后者主要被认为是为文的妥协。

在《“反传奇的传奇”及其他》一文中，解志煕从家败世乱、情有独钟的叙事焦点、别出心裁的叙事艺术这三个角度来论述张爱玲小说的“反传奇的传奇”性。

解志煕在文中说：“显然，张爱玲过人的文学天才无可否认，可天才的她也不可能向壁虚构。

归根到底，她的创作仍然植根于其独特的生活经验。

”一切文学艺术，说到底，生活才是其唯一的源泉，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纵然被称为天才的张爱玲也不例外。

更何况，这种艺术源泉来自于她的感同身受的生活。

当张爱玲出生时，其家族正一步步走向了衰落，这无疑造成了张爱玲性格上的压抑与孤独；张爱玲父母的不合与分居，甚至于形同陌路，把张爱玲如皮球般踢来踢去，使张爱玲看到了人性中的自私、残忍与无望，这种人性的自私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心底，挥之不去，行之与笔端的小说自然会展现人性的自私。

冯志的关于“大家庭衰落与末代子孙才性关系的理论”，
为张爱玲小说展现人性的自私提供了一个依据，而沈从文、巴金、曹禺、鲁迅等一些大家则为“大家庭衰落与末代子孙才性关系的理论”提供了例证。

张爱玲的早年生活中缺少她所需要的关怀和爱。

而后，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沦陷区，其生存环境的艰难可想而知，而失却了爱与关怀的张爱玲，其生活可以说是更为艰难。

家庭的环境和乱世的纷争，造就了张爱玲性格的自顾自的孤僻性格，也使得她不能走近“五四”的人群，家国的兴衰似乎远她而去，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在她的眼前失却了光芒。

在这里张爱玲似乎不在考虑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沉溺于个人自私的狭隘的天地里。

解志煕说张爱玲的《传奇》写的是人性之变和人情之常。

张爱玲笔下多为末代子孙，因而在他们的身上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现代的东西，但两者又都不真正具有，人性之变自在情理之中。

在乱世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普通的人都可能产生期求现实安稳、希望获得平静生活得心里，都有一种为适应外界环境而展现出来的卑微、自私与脆弱的人性。

白流苏和范柳原就是一个明证。

张爱玲不写沦陷区悲壮的英雄，而把平凡人物的脆弱和自私的一面颇富传奇般展示给大家。

以解志煕对张爱玲小说的分析来看，张爱玲小说采用了折中之法，新旧结合，雅俗共赏。

在叙事策略上，她“逃避崇高而伟大的叙事而钟情于凡俗人物庸常生活的描写”，她写那个乱世里“普通男女间”的“小事情”。

后文说“‘反传奇的传奇’，在张爱玲就不仅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叙事艺术策略，而且是一种折中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
的创作取向，并且还是一种别有寄托的叙事意识形态”。

并且推测张爱玲“反传奇的传奇”受美国好莱坞电影作风的影响。

读后两篇文章，知道解志煕把张爱玲的小说主旨归为妥协一类。

前文从是求安稳还是应有斗争的角度和“妇人性”的人性喧叙来论及张爱玲为人为文的妥协。

文章中引用了傅雷、柯灵、郑振铎三人的看法，分析了张爱玲作品中的曹七巧、霓喜的形象，与“五四”女作家冰心、白薇等女作家作对比，以及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合等角度来论及张爱玲妥协性。

在后文中，拿《色·戒》和韦科尔的《海的沉默》做对比，以此来论说张爱玲为文的妥协性。

诚然，曹七巧有着斗争者的形象，霓喜有着像潘金莲模仿郝思嘉的口吻。

如果仅就此说张爱玲为人为文走向了妥协，是不妥当的。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多而杂，千人一面简直是一种笑谈。

文学作品可以写伟大的英雄，可以写平凡的人物，同样也可以写有着缺点的自私的凡夫俗子，而这些也恰好说明了文学内容的丰富多彩。

在乱世之下，各色人物更是一应俱全，对于妥协与否不能妄加议论。

以霓喜为例，霓喜几乎人尽可夫，着实让人生厌。

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个弱女子难道只有拿起明晃晃的刀和枪，向敌人砍去才叫不妥协吗？乱世之下，身为男人的人求得生存尚且不易，霓喜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存活下来，难道不是对不合理的社会黑暗的一种反抗，一种斗争吗？再看王佳芝，她始于以色相去诱易先生的，后来两人弄假成真，弄巧成拙，真的有了爱恋。

以此以为王佳芝走向了妥协，恰是抹去了人性中情感之常的一面，人情之真的一面。

人是有感情的
动物，相处时间长了，日久生情，自然而然。

更何况王佳芝是年轻貌美的，易先生是风流倜傥的，充满了温柔怜惜的神气。

《色·戒》向我们展示仅是乱世之下男女人性之变，男女人情之常，男女情事之真。

只不过在这里暴露了人性的软弱，人情的自私而已。

自私和软弱同样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不能说展现了这种自私和软弱就是妥协了。

人又千种，每一种都可诉诸于笔端，不应说张爱玲写了人性中的自私、脆弱和忧郁，就是妥协了。

这也是文学丰富性、多样性的显现。

文中采用了傅、柯、郑的观点，三人的观点大致相同，认为斗争的人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内核，张爱玲的小说没有写出人物的斗争人生，因而便趋向了妥协。

毋庸置疑，描写斗争的人生的作品，读了会让人斗志昂扬，精神百倍，会产生一种雄壮之美，我们说这样的作品是优秀的。

不写斗争的作品，就归为妥协，却也不被认可。

霓喜生存的艰苦，曹七巧争斗的艰辛，王佳芝决绝的艰难，无不给我们一种苍凉，一种悲苦。

苍凉和悲苦，留给我们的，绝对不是妥协，而是对于人生的无尽的思索――生是何等的困苦。

冰心的小说以爱唤醒人的麻木，使人走向人道主义，白薇的小说以悲痛的力量去反抗压在身上的负荷，确实如一剂良药给了我们清醒。

描写乱世之中普通男女自私之情，软弱之情的作品，也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对人生的启示，并非是领我们走向了妥协的人生。

解志煕又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合上来谈张爱玲为人为文的妥协。

很显然，他把文学和政治很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他的分析里胡张结合，似乎更多的处于相互利用，胡借张重返政坛，张借胡猎取名声、
地位和影响，这给文学蒙上了政治的外衣，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胡是汉奸，张就一定是汉奸，一定得一步一步走向汉奸之路吗？夫妻两人非要最终成为同质同种的人？依着分析看来，文学在这里成了政治的工具，政治则借文学做宣传，这里似乎舍去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

胡兰成有汉奸之举，就以此断定张爱玲也有妥协、汉奸之举，说来似乎总有牵强附会之感。

对于张爱玲的作品，我知道的很少，没有新的看法。

但从《色·戒》的片片断断中，似乎觉得张爱玲应该是很真实地再现了乱世之下，普通小人物人性的自私和脆弱。

王佳芝的任务是，以美色诱易先生如瓮，然后杀之。

事情的发展却背道而驰，王和易竟日久生真情，这恰是在乱世环境下，人求得片刻的安稳与享乐心理的驱使，是情和欲力量的不可战胜。

换一个角度，如果王佳芝一下子就完成了任务，她就失却了人性中“情和欲”，人就成了政治的工具，不再具有自己的情感。

如此而已，不合乎人情之常，人性之变。

王佳芝若是最后走向和易先生同样的道路，或者王佳芝永远缠绵在易先生的怀抱里，王佳芝则复归到动物性上。

而实际不然，王是矛盾的，犹豫的，这应该是较真实地再现了乱世之中，普通小人物思想上的自私，行动上的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