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化与大众传媒

我国的大众传媒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社会成员学习和形成政治意识的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广泛开展起来。

此处，我们将政治社会化理解为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1。

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主要媒介的有家庭、学校、同辈团体、工作场所、大众传播媒介、社会政治组织、选举及其他政治活动场合。

而其中，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对政治社会化进程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

大众传播媒介是诸如报纸、广播、电视、新闻性期刊等一系列的新闻传播工具。

关于“传播”这一概念，圣西门曾提出流通渠道的发展与信用系统的建立具有重要关系2，而赫伯特•斯宾塞也曾进一步指出社会有机体的概念，认为传播系统在有机体重起到了配送和调节的作用。

现在看来，传播系统的确是社会这一有机整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联动设备，它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要功能表现在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政治信息，潜移默化地对公众的政治观念产生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媒体，世纪之初惊响中国的《万国公报》、《时务报》开启民智，大胆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借助报纸这一传播媒介开始向公众灌输新兴的政治观念；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京报》等进行了新一轮的政治宣传、文化启蒙；民间还有《申报》、《大公报》等“在夜幕下办报”；而后，抗战时期的救亡舆论，革命时期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还有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这些媒体无一不起到了政治宣传和舆论导向的作用。

由于政治社会化是两个运动过程的辩证统一，大众传播媒介也在这两个过程中同时发挥影响。

一方面，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各种媒介参与到政治社会活动中，获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知识和政治情感，形成政治人格，并成为政治人。

另一方面，政治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塑造着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3。

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这两个主体在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动态的持续互动过程。

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通常是由政府或某一政党、集团控制的，它们抓住传媒系统，利用大众传媒在传播政治信息的同时向公众灌输自己政治倾向，对公众舆论产生引导，使人们认同自己的政治观点。

公众在这样的影响下强化了彼此之间的弱关系，同时形成据有共同目标和认同的群体，并反过来支持这种政治理念，在实际的生活、政治活动中对最终的决策产生有意或
1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2011，第78页
2阿芒•马特拉《传播学简史》，2008，第3页
3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2011，第79页
无意的影响，最终帮助政府会实现巩固意识形态、统一政治理念、稳定社会统治的作用。

这也就恰恰体现了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媒体的本质其实是某个集团或大众的喉舌4，对社会思想具有整合统一的作用。

以现实为例，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当属网络了。

我国1994年正式加入互联网，至2012年12月31日网民数量已达5.64亿，网站数达到268万5。

网络的作用也从最初的获取信息增加到开展电子政务，监督政府工作。

1999年1月22日“政府上网工程”启动，同年“数字北京”的概念的已提出，2000年底“首都之窗”全面实现了政府上网。

这一系列措施都显示了网络媒介对政治社会化进程的革命性突破作用。

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互动，构成网络社群，通过网上评议政府等措施自由表达民意，参与电子政务。

网络使得网民既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又成为信息的受众，政治问题上言论的自由平等化加强，同时还改变了传统传播媒介专业人士和权威人士掌握话语权的格局，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政治中，对政治人格的塑造有很大促进。

在政府网站大量建立起来时，政治资源开始更多地向社会流动，政府也利用“网络政治”更广泛地集中民智，公开接受公民监督。

因为政治社会化对政治体系的维护主要就是通过营造社会成员对本政治体系的认同来实现的，所以公开与透明的行政更有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政治认同。

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开放性、高效性、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等特点对当今政治社会化有积极影响，但它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负面效应。

我认为这种副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网络作为言论表达空间时，在推动民主的进程中仍存在局限性。

我国的网络监察、删帖制度都在网民中存在很大争议，被认为是影响公民自由表达言论的措施。

而且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介的覆盖性并不完整，还有一些偏远地区享受不到这类服务。

这种生存环境下的人们往往有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的更多关注与照顾，但强势集团在媒体中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弱势群体的声音经常被掩盖，其真实需要无法得到反映。

二、网络信息真实性难以验证、隐蔽性强、信息不对称，使得网民对政府形象的判断片面化，而人机交流版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还可能导致政治实践行为的缺失，其个人的政治人格塑造也受到偏差。

三、政府对很多新闻媒体都起一定的控制作用，新闻成为政治权力的延伸，原本体现了民主自由化的媒体反而在背后被印上了官方的字样，政治宣传色彩明显。

以美国为鉴，美国政府常常与新闻媒体联合，虚构数字制造假新闻进行炒作，1982年7月20日《纽约时报》
4《大众传媒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
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lwfzyj/jcsj/
报出“美国估算出苏联核武器量已达300千吨，将终止与苏联的核条约谈话”的新闻，公众舆论的走向恰恰如美国政府所愿，最终政府成功拖延与苏签订核条约的时间。

这便是运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副作用。

中国的舆论宣传能力更强，这一点人尽皆知，在此便不过多例举。

四、公众在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政治参与时，一方面能监督政府、借助广大网民的力量揭露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会因见解的差异性等原因产生不合理的言论和行为，做出错误的判断，对舆论产生反向引导，进而引发更深的误会。

现在很多群体性事件也与网络和网民联系紧密，微博、人人网等社交网络成为了人们获取即时性新闻的重要媒介，但这种个人色彩浓重的新闻严重欠缺真实性和客观性，对公众的政治社会化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

那么，针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优缺点和我国政治社会化的现状，我们的对策应是什么？其实这一点不妨参考一下美国的做法。

我们都认识到美国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舆论宣传，灌输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大众传媒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确有好的地方。

一是美国媒体大都是由私人兴办的，在市场环境下运作独立性较强，也因此避免成为政府的发言人，而是一个自由意见的传播媒介。

二是在对公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方式上，美国大众传媒采取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提供了不同政治观点的表达渠道，能让民众在观点对比中增强对现有民主政治价值与政治体系的认同。

三是美国的大众传媒采用诸如好莱坞大片、兴师动众的总统大选等艺术化、娱乐化的方式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对公众意识形态的灌输显得更加自然。

反观我国的现状，青年人对政府往往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反叛和质疑精神的确是可贵的，但若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消极参与政治，在网络上散布火药味浓重的个人言论而不负起责任，则是不能真正对政府起到谏言、监督作用的。

所以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最好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强化公民在大众传媒中的角色意识，保证公民能自由并合法地表达个人言论，另一方面则是适度放宽政府的言论限制。

因为言论也和人的欲望一样，越是限制，就越是生长得旺盛，若是放宽要求，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赵莉：中国网络社群政治参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3]谭云明：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4]阿芒•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 彭湘蓉：大众传媒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当代传播[J]，2006.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