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

事物具有各自合理性的观点。

再次，流动所以能够增强人的现代性，是因为它可以扩大一个人的生活半径，为他们建立超越地缘和血缘限制的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超越血缘或地缘限制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其意义不仅限于“多个朋友多条路”，它起码在下述两个方面有利于个人现代性的培养：（1）就像王春光关于温州人的研究一样，由于这种次属性质的社会关系奉行的是普遍主义的事本性原则，它使得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人们有可能突破人伦道德原则的制约，将感性的情感诉求转向理性的功利考虑。［8］（2）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在为一个流动者积累人脉或社会资源的同时，还提高了他们应对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人际矛盾的能力。那些打工仔或个体户，他们在原本陌生的城市一步步立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同客户、房东、同行（同乡）、供应商、工商税务、市场与市容管理、公安司法部门以及各级领导发生交往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应对能力的过程。

中国人的流动意识是应对社会大转型而生的特殊的心理机制。所谓中国社会转型，从宏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来看，是指自鸦片战争以来延续至今的传统向现代的大变迁；就当下正在推进的社会变革而言，则是特指1978年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变迁。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视野来看，中国社会都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剧变，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发生在西方或其它地区的社会变迁迥然不同。中国社会转型，因为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因此它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涵。［9］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仅表现为全球化浪潮下的“被现代”、社会结构的断裂与重构，也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的改革，同时，也着力地雕刻和改变置身其中的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并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人日益滋生的流动意识正是这一转型背景下顺应社会变迁和时代挑战的最有力的心理动能。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2］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3］徐木兴．略论流民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3）．

［4］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周晓虹．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北京：三联书店，1998．

［6］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

［7］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J］．社会，2008，（6）．

［8］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

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9］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

责任编辑周文彬

竞争：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

沈晖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竞争作为一种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更是影响社会持续进步或变化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尽管伴随着朝代更替、枭雄四起、啸林为王，从王侯将相到江洋大盗再到山野村夫，无一不为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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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柄、财富、美人争得大打出手、你死我活，但无论是圣贤雅士还是平头百姓，都渴望日常的竞争能够少一些尔虞我诈、腥风血雨。圣人们提倡的竞争包裹着“礼”的外衣，显得温文尔雅，表现出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竞争形态。如孔子《论语·八佾论》中所谓：“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种竞争观所提倡的交往原则，表现了一种含蓄内敛、平和有制、重礼轻利的理想的社会心态，所谓竞争不过是一种社会过程与社会互动，不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崇尚礼让谦和、无欲不争的恬淡之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耕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缓慢，精神愉悦，怡然自得。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生活固然美好，但也带来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缓慢的结果。

当世界进入现代社会，西方各国藉由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一跃成为世界生活的主流，东衰西盛之势不可阻挡。中国一批有识之士深感中国落后之痛，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试图唤醒国人奋起图强。梁启超在其《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慷慨激昂地陈述“竞争者，进化之母也”的道理，仿佛给沉闷的华夏大地吹来一股清凉之风。伴随着西方思潮和文化的渗透，中国传统社会受到猛烈冲击，不得不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的社会心态经历了各种变化，需要一次重新整合与再度创新。

1949年革命后，各式各样的竞争常常被作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或批判资本主义的手段。比如，在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钢铁元帅上马”、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上山下乡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中，评选“劳动模范”、“工作标兵”、“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雷锋式的好战士”等……都是激励干部或普通民众投身经济建设或政治运动的常规“竞争”手段。但是，由于这些运动要么不切实际、带有狂热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要么成为当权者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的闹剧，这种竞争不仅没有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带来积极的效果和意义，反倒成为社会分裂、阶级对立的推进器。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不断的折腾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加之经济生产中推行“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以及日常生活的贫困和艰难，大多数人灰头土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1］（P417）“竞争”或“竞争意识”又开始成为我们民族十分陌生的一种心理特征。

是拼死也要“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的村民和在改革开放的激励下刚刚上任的“乔厂长”们，以十二万分的政治勇气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1978年后，“多劳多得”的竞争机制释放了社会中蕴藏的巨大能量，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整个社会的面貌顷刻间焕然一新。在城市里的工厂中，通过奖优罚劣、奖勤罚懒、竞争上岗、末位淘汰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的实施，把原本懒散而被动的工作行为转换成了勤奋而积极的工作行为。在更为广袤的乡间，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最后坍塌，并奠定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最初信念。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对竞争的排斥，到主动融入竞争，再到把竞争内化为个人的精神价值，成为自动自发的意识和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改革，其核心是逐步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来获得生产效率的提升，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竞争的力量是如此之神奇，不仅使国民经济在较长时间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而且各种物资和商品供应丰富，卖方市场转变为了买方市场。此外，质量竞争、价格竞争、服务竞争等，让中国人着实享受到“顾客是上帝”的滋味，尝到了竞争带来的利益。由此，竞争的意识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除了前述提到的种种竞争机制与竞争行为直接促成了生产率提升、促进社会进步之外，中国人社会心态的转变，尤其是竞争意识与竞争心态的养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深层动力。

首先，竞争意识与竞争心态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知道，社会心态最核心的内容是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社会需求、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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