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秦晋肴之战外交辞令的描写

分析秦晋殽之战外交辞令的描写

善于写外交辞令是《左传》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刘知几《史通·言语》称之为“语委婉而多切”。《秦晋殽之战》中有三段外交辞令，因为人物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处境不同，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实在是非常出色。

弦高是郑国的一个爱国商人，他在“将市”的途中遇到伐郑的秦师，急中生智，一番犒师的辞令，说得是那谦恭有礼，热情周到，同时柔中有刚，明确暗示出郑国早有准备，决心迎战。弦高意在言外的话语，使孟明逡行不进，领师而回。

皇武子是郑国的大夫，他奉郑君之命，告诉戍郑的秦大夫离境。皇武子的话，说得是那么抱歉客气，但又代表了国家，严峻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下了冷冷的“逐客令”。皇武子辞杞子的一段话，是旁敲侧击，使杞子等人感到无形的威压，只好仓惶出逃。

孟明是秦国的猛将，他被晋俘获又被释还，死里逃生，复仇心切。所以当阳处父追来时，他在舟中讲的话，表面看来是“君惠”不离口，那样感恩戴德，但是内中却隐伏着报仇雪恨的切齿誓言，嘲笑了晋君放虎归山的愚蠢，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情。孟明拜赐的一段话是绵里藏针。果然，三年后，秦穆公用孟明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宫及郊，晋人不出，遂至茅津济，封殽尸而还”（《左传》鲁文公三年），验证了孟明三年报仇的誓言。可见，孟明拜赐这段外交辞令对刻划人物性格，表现秦晋之间的矛盾，有其特殊的作用。

可以说，构成人物形象的生命在于人物的个性。如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人物也有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的关系问题。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造成了个性。这种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到文学与写作上，用到描绘人物形象上，则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所说：“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描写出那人的个性。”而后人的这些真知灼见，正是从包括《左传》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名著的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秦晋殽之战》所以能活灵活现地描绘众多人物，正是因为作者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个性，而且通过行为、语言和细节准确地表现了此人物区别于彼人物的特殊之点。当然，这些个性和特殊之点，又包含着那个时代的共性和普遍性，因而作品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灿烂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