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党籍造假案”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党籍造假案”

最近，中央开始严查干部学历、学位、年龄等作假问题，山东、辽宁已经开始，10月15日晚中央新闻特别报道了辽宁省的做法。有意思的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党籍造假案，曾经成为他最致命的伤，几十年一直困扰着他的心灵，罗瑞卿甚至对女儿说：“为了这个错误，你们不能原谅我，甚至不再认我这个爸爸，我都能够忍受……”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开国大将罗瑞卿受到林彪的残酷迫害，随后蹲了8年的牢狱。在监狱中，面对专案组的各项陷害，罗瑞卿都义正词严地驳斥，惟有一件事，他没有反驳，只能去解释，甚至向毛泽东写信。

这就是他的假党员问题。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1966年5月，由“二办”(当时规定，“一办”主要负责地方专案审查，“二办”主要负责军队专案审查)副主任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成立。

为了了解罗瑞卿在武汉军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情况，专案组走访了与罗瑞卿在武汉军校的同学、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上将。当专案组向陈伯钧提及罗瑞卿时，谈到当时的组织生活。陈伯钧说：“在军校时，没有与罗在一起有过党组织生活活动。”因为那时罗瑞卿确实还没有入党，所以专案组对罗瑞卿的“入党问题”并没有在意。不久以后，专案组在从中央组织部借来的罗瑞卿档案中意外发现，罗瑞卿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前后写过三个入党介绍人，这不符合党章。而且延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为什么会这样?专案组两次去四川寻根溯源地调查后，得知罗瑞卿所写的三个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个人仍在世。但翻遍那人的几大本档案，仍找不出那人加入过共产党的证据，只有社会关系中多处写有与罗瑞卿是军校同学，关系甚好的内容，“罗瑞卿问题”就派生出一个“入党问题”

为了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专案组外调回来后反复同罗瑞卿面对面地核对这段历史情节。直至1967年11月，罗瑞卿主动讲了这件事。时间是11月中旬一个上午，地点在卫戍区罗道庄营房。罗瑞卿向专案组的人谈起了有关他人党的事情：“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几句话后，专案组的人立即说：“这很好，那你就写个简要材料吧!”

罗瑞卿稍加思索，写了近300字的材料。材料大意是以前写的入党时间、地点等不是事实，这件事对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39年等等。写完后，他签了名，署明年月日，将材料交给了专案组。

罗瑞卿的假党员，要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说起。

罗瑞卿在四川南充中学时，学校里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当时公开的名义是国民党左派。同时，也秘密建立了共青团组织。罗瑞卿和晚一年考入南充中学的同学任白戈都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一批进步学生。1925年，学校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共青团员，任白戈加入了共青团，而罗瑞卿却没有加入。为什么没有加入共青团呢?原来是因为供他上学的外公不许罗瑞卿参加任何党派，为了继续读书，他答应了外公的要求。

1926年夏，罗瑞卿从他家中偷跑出来，怀揣着进步的理想，寻找革命的道路。他到了重庆，首先碰到了南充中学时的好友任煜和王义林，便在二人就读的中法大学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罗瑞卿认识了任伯芳，同时也知道王义林、任煜、任伯芳都是共产党员。后来，听说黄埔军校招收革命青年，罗瑞卿和任伯芳就去报考了，并双双被录取。在黄埔军校，罗瑞卿萌发了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但苦于不得其门。进入军校一个多月后，罗瑞卿向一起考入军校的任伯芳提出入党要求。后来王义林到了武汉，罗瑞卿在汉口见到了他，也向他提出过入党要求。他们都说，只要好好努力进步，党是不会关门的。然而，尽管罗瑞

卿反复申请，但党组织并没有发展罗瑞卿入党。

南昌起义前夕，罗瑞卿所在的男生队被张发奎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他担任了副班长。本来教导团也是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可是船到了黄石，传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后，张发奎担心教导团也发生叛乱，所以到了九江后就把所有人的枪械给收缴了，并说愿走愿留自便。当天晚上，我党在教导团的负责人陈毅召集教导团中的共产党员开会，决定除没暴露的党员外都分散，或去南昌找起义军，或回乡从事农民运动。不是共产党员的罗瑞卿看见进步同学纷纷离队，也准备走。他想先到武汉找任白戈和他知道的共产党同学，再通过他们寻找党组织。就这样，罗瑞卿领了十几块钱路费又回到了武汉。结果，党组织没有找到，罗瑞卿却因伤寒大病了一场，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1927年秋天，大病初愈的罗瑞卿终于盼来了一个在南充中学的同学任启愤。任启愤是带着党的关系从上海到武昌的。他住进四川会馆，碰巧遇上了罗瑞卿，两个人住在一间房里。最让罗瑞卿高兴的是任启愤没有把罗瑞卿当外人，而是带着他一起去汉口找党的关系接头人联系，并把他介绍给党组织。接头人说。湖北边界处有一个100多人的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交通来时就把他送到那里去。接过两三次头后，由于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关系就断了。不久，因为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当时还有个流行的说法是“凡是四川人都是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跑到罗瑞卿所居住的四川会馆来抓人，有好几次都差点把他们抓了去。无奈之下，罗瑞卿和任启愤只好离开武汉来到湖南常德，而后又去了湖南澧州、长沙等地，在那里他遇到了中学的另一个同学任伯芳，请他介绍入党。但是任伯芳也失掉了党的关系，找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找到党组织。就这样流浪了大半年以后，1928年罗瑞卿和任伯芳一起来到了上海寻找党组织。

到上海不久，罗瑞卿知道和他一起到上海的任伯芳已经和上海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就又一次提出了入党的请求。1928年10月的一天，罗瑞卿和任伯芳走在南京路上。任伯芳对罗瑞卿说：“现在你要解决党组织问题很难，党已经完全转入地下，一时半时解决不了。我说你不如这样，你就说你在军校已入党，失掉了关系。”

“这样行吗?”罗瑞卿有点迟疑，感觉不合适。

“没什么问题。”任伯芳说，“你信头就写‘中兄’，并写明我是你的证明人，否则你的组织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我想了半天，只能这么办了。”

就这样，罗瑞卿接受了任伯芳的建议，以失掉组织关系为名向上海的党组织提出恢复关系。

不久，中央军委派欧阳钦约罗瑞卿在上海黄浦滩接了头，简单地询问了他以后，就告诉他组织关系已经恢复，并说由一个姓陈的交通与他联系。很快老陈就与罗瑞卿取得了关系，并给他送来了生活费。就这样，罗瑞卿就和中国共产党紧紧地连在一起，不断迈向了革命道路，并且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步步升高。

然而，没有走入党程序的问题一直是罗瑞卿永远的心痛。遗憾的是，他没有向组织报告自己如此进入党内的经历，而且采取了编造入党介绍人和地方的方式。

罗瑞卿写出自己的入党时间和地点不合事实的材料后，当天下午“罗瑞卿专案组”就把材料上报。过了几天，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开会。主持人是吴法宪。会议一开始，吴法宪就得意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篇‘大树特树’文章发表后，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缺口了……”

罗瑞卿这一入党问题，很快就被林彪、江青变成揪“假党员”的源头。不久江青就所谓“假党员”问题指令其他专案组对所有审查对象都要查“入党问题”。就这样，1968年，各地核查“假党员”。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更为了从最高层那里来获得对自己党员身份的认可，罗瑞卿在狱中还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我如果当时不找到党的依靠，不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