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最新】论合同法第210 条与立法家长主义-精选word范文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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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法第210 条与立法家长主义

一、引言：提出疑问

在整部合同法中，第210 条或许是不起眼的一则条文，但正是这则简单的条文，一直以来背负着要物合同的宿命，成为学者的众矢之的。应该说，在古典罗马法时期，要物合同在脱离合同形式性制约中立有功劳，但是在近、现代，诺成性渐成合同之基本特性背景下，要物合同这一基本合同类型无疑饱受批评。这其中，便牵涉到合同法第210 条之理解与适用。该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从名义上看，该条不无明确，其含义无非指，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之生效时间在于贷款人提供借款之时。但根据合同法第44 条第1 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比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较之其他种借款合同而言，其生效时间颇有延迟。基于此，传统解释论通常界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要物合同之一种。然而，吊诡的是经典要物合同乃就合同成立而言，即视物之交付为合同成立要件，而非合同法第210 条所表述之生效要件。这是其一。

其二，根据通说，保管合同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均为要物合同，但其中表述却各异。合同法第367 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显然，这种规定符合要物合同之定义，而反观合同法第210 条，则别出心裁地引入生效之说，是为有意偏离要物和合同之典型构造，其中隐情何在?

其三，通常合同之成立与生效彼此衔接。这是一条原则性规定，但合同法第210 条却创造出一种例外情形，即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之成立与生效区隔开来。这一区隔不免引申出如下问题，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于成立后，生效前处于何种法律状态，具有何种法律意义?应该说，上述三种疑问，其根源在于合同法第210 条之个性表述。本条既非同于要物合同之定义，亦迥异于一般诺成合同之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境下，合同法第210 条究竟应作何理解，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又该如何定位，这就值得深入研究。

二、传统解释论要物合同说

学界及实务部门解释合同法第210 条，一般采取要物合同说，这种学说是一种传统解释论。之所以称其为传统论，原因在于其受历史影响较深。梳理要物合同之历史沿革，不得不提及消费借贷这一债之类型。众所周知，消费借贷与要物合

同如影随形，而合同法第210条所规定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与消费借贷又颇具暧昧，这便导致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搭乘消费借贷之要物合同之便车，顺理成章地被标识为要物合同之一种。

一般而言，要物合同与诺成合同是一对学术范畴。二者区别在于合同成立是否以交付标的物为条件。要物合同，顾名思义，乃以交付标的物为其成立条件;反之，则为诺成合同。根据这一分类标准，合同法第210 条采要物合同说明显难言合理。其中，主要弊端在于该条未明确规定贷款人提供借款为合同成立要件，相反，而是与生效一语挂钩，这种模棱两可的立法形式无疑产生了诸多解释的可能。其中，最值得注意者，乃我国学者张谷提出的逻辑解释的观点。他在《借款合同：诺成契约还是要物契约?以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对于合同法第210条之理解，不能望文生义地解读为借款合同成立了，但不生效，而应解释为不生效乃因为其未成立，故贷款人提供借款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之成立要件。[1] 显然，这种论证进路，已抛开法条文义的束缚，而寻求于逻辑演绎的力量，故笔者称之为逻辑解释的观点。这里暂不论此种解释恰当与否，如遵照这种解释，要物合同说未尝不能填补漏洞。不过，一般人初读本条，易下意识地认为，贷款人提供借款乃为生效要件。既言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其前提应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业已成立，否则，本条径直规定生效之说岂非欠缺成立之逻辑前提。在这种理解下，缓和说较之前文的逻辑解释观点无疑更具合理性。缓和说首先认可贷款人提供借款，乃合同生效要件，但其认为这仅是缓和要物合同说的一种举措而已。显然，其言外之意仍固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乃要物合同。

上述逻辑解释的观点与缓和说，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但二者皆未脱离要物合同之定义框架，为要物合同说作辩护。但是，这里有一种观点，乃彻底颠覆了要物合同的概念界定，以证明合同法第210 条的合理性存在。该观点主张界定要物合同时，物之交付应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理解，而非成立要件。如是这般，合同法第210 条将贷款人提供借款规定为生效要件，恰好与这种要物合同的定义相匹配，因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无疑是要物合同。综上而言，传统解释论以要物合同说为基准，而衍生出三种不同的论证进路，但这三种进路又均不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要物合同说的根基。

三、对要物合同说之反驳

如上所言，合同法第210 条并未严格契合要物合同的典型构造，而要物合同说为坚守要物合同的论点，发展出三种解释进路。对这三种解释而言，乍看之下，或许有一些道理，但细究开来，应予以一一反驳。

(一)要物合同乃就合同成立而言，与合同生效无涉

以目前的观点，合同成立与生效属于两种不同状态。王利明教授指出，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而合同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2] 在事实与价值这一范式下，合同成立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合同生效则属于价值衡量问题。[3] 在古典罗马法时期，事实与价值未作严格区分，故合同成立与生效问题混合在一起，而同时发生。因而，彼时界定要

物合同以物之交付为成立要件，自然亦同时为生效要件。但此时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已然分离，其在逻辑位序上有前后之别，那么问题随之而来，物之交付究竟为合同成立要件，抑或为合同生效要件?对此，我国学者张金海指出，物之交付使得合同成立，而非有效，此为要物合同的基本特征。[4] 应当说，这种观点也是学界一贯的主张。那么，前述所谓之颠覆性观点，认为物之交付乃要物合同之生效要件，便不无疑问。当然，这一观点并非无中生有。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事关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问题上，古典罗马法与近、现代民法在理解与认识上存有偏差。正如上文所述，一者采混合说，一者采分离说。故在这种解读错位背景下，相异观点的提出在所难免，亦属正常。但相较之，颠覆性观点不足可取。首先，要物合同应运而生，是一场针对合同形式性的革命，而合同形式性则与合同成立密切相关，故要物合同理所当然与合同成立紧密相连。其次，若物之交付乃要物合同之生效要件，那么，何为要物合同之成立要件?难道是当事人之合意，如是，尚能否称之为要物合同，则不无疑问。再次，要物合同常与无偿性相勾连。基于无偿性，要物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充分保障债权人之利益，故将物之交付作为合同成立要件相比于生效要件更能实现这一目的。

(二)逻辑解释的观点无异于诡辩，但这种诡辩已超出社会公众认同的合理范围。应该说，合同法第210 条规定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确有两种解读，一是业已成立之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加之，贷款人提供借款，致合同生效;二是贷款人提供借款，致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再结合合同法第44 条第1 款成立之合同，致其进一步生效。逻辑解释的观点显然采第二种解读方式。但这种解读方式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1. 超越解释之权限。任何解释须以文字为准，但凡超越文字之可能范围的解释须让渡于立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原第475 条规定，消费借贷因金钱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这一条文与合同法第210 条可谓如出一辙。自然，其误解也同样伴随其右。但其解决之道，乃非学者之解释方法论，而是采用立法之形式。2000 年台湾地区民法之债编修正，第475 条被予以删除。并附有理由谓：民法规定之消费借贷，通说认为系要物契约，与当事人合意外，更须交付金钱或其他代替物，以移转其所有权于他方，始能成立。惟以现行法本条及次条(第475 条)合并观察，易使人误为消费借贷为诺成契约，而以物质交付为其生效要件。为免疑义，爰修正如上，并移列为第1 项。[5]2. 有悖文义之理解。按照逻辑解释的观点，贷款人提供借款乃合同成立要件。应指出，此种解释观点可谓独具匠心，但值得怀疑。如果立法者真意如此，何必颇费周折，径直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岂不更好。然而，立法者并未作此规定，可见，其本意并非如此。3. 不合体系之构造。如逻辑解释的观点，合同法第210 条之提供借款实为成立要件，这显然与合同法第367 条规定的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体系上不相协调。

四、合同法第210 条再解释诺成合同说

关于合同法第210 条，前文业已论证，要物合同说并非最好之解释，相反，由该说衍生出的问题亦不能自圆其说。因此，在这种情景下，有必要对该条再解释。其解释之结论乃诺成合同说。应该说，这一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但语焉不详。例如，我国学者指出，合同法规定之借款合同为诺成合同。[6] 这里所指借款合同，在外延上亦包括合同法第210 条规定之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于本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