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专题材料

重读鲁迅
[一]
我并不认为今天的精神界是一片废墟。

世界永远不可能变成一片废墟。

时代的进步任谁也抹杀不了。

问题仅仅在于:新的失衡正在形成，而人们对此却缺乏应有的警惕。

而一个失衡的世界绝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们今天也应当警惕别一种专制——世俗的专制。

须知那是一种“无物之阵”，能令人的精神空间在不知不觉中缩小，使人格逐渐侏儒化;能扼杀才气、理想与一切真正的于无形之中，衍生出一丛丛的灌木与杂草，而长不出一棵大树来。

更何况，邪恶已经在妨碍人们“愉快的旅行”了。

重读鲁迅，重建人的精神价值，重新树起正义的大旗，是时候了～
[二]
鲁迅是人不是神，这句话已经被转述得太多了。

我觉得应该从别一方面强调一下:鲁迅不是神，但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人。

是的，鲁迅不是完人，他自已说过，他被古老的鬼魂所纠缠，苦于不能摆脱。

他呐喊过，也彷徨过。

他的愤激与孤独，他的苦闷与悲哀，自有不容轻薄的庄严，不可逼近的光热，但也确实包含着某些可以理解却无须效法的东西。

我甚至感到，他心头的阴影，即使在最光辉的晚年也没有完全摆脱。

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二十世纪的长子，是一颗时代风雨中升起的思想巨星，是我们这块大地上为数不多的高峰之一。

而我首先要说的一点是:他是一个赤子，大地与人们的赤子。

仅此一点，就与形形色色的作家、学者、名流拉开了距离。

[三]
祖国与人民是一个巨大磁场，鲁迅欲逃无计，以血相荐。

先生没有小聪明，岂但没有，简直是大傻。

热烈地拥抱所爱，热烈地拥抱所憎。

他是大哲，比那些明哲保身者更洞彻底里，然而他偏不。

我这里所说的尚不是指他一再谢绝史沫特莱等人要到外国去治病
的劝告，也不是指他参加杨铨追悼会而把钥匙锁进家里的决绝不归，而是指他在根本的人生选择上，把自已化作一把剑，一团火，一块磐石，自觉置身于历史与现实的十字路口，成心与黑暗、邪恶过不去。

他也讲究壕堑，迂回，也在身上裹一片甲，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战。

而只要战，危险就在。

以他的睿智与“世故”，怎么会不知道只有刀不出鞘珠不出椟龙藏于云豹隐于雾才是最安全的道理呢?他是清楚地知道讲费厄泼赖，做闲适小品，当名流，玩骨董，是最保险的。

他还知道那里面确有一份足以消遗人生的乐趣的。

他在年轻时就表示过对“花之朝，月之夕，剥一黄橙，暖半壶酒”的生活的向往。

然而，他把这一切又统统放弃了，包括名誉与地位，安逸与享受，连同健康与生命——先生只活了55岁～
知其乐而不为，知其苦而偏做，鲁迅成了十足的傻瓜了。

然而人民了解他，历史了解他。

1936年10月19日，一面印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盖上了先生那瘦小的躯体。

[四]
然而，我们今天又听到有人在指责鲁迅峻刻而不够宽容了，指责鲁迅偏颇而不懂生活了，甚至指责他耗尽精力于笔战而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了。

(《阿Q正传》算不算传世之作,)
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感到，人是确实进化了，日见聪明了，一个个精于选择，巧于经营，且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相较之下，越发显得先生愚不可及。

但我又觉得他们小，先生所说的那种藏在皮袍下面的“小”。

难道今天就不再需要正义与鲁迅的疾恶如仇了么,面对横暴邪恶，一味退避龟缩，能叫真正的生活么,我不能不疑心他们本来就自私、怯懦，却又要以此来维系自已的良好感觉;或者简直就是一种清醒的麻木，麻木到泯灭了正义与良知。

老实说，我感到厌恶，我从这种对鲁迅的轻薄指责中看到了人性的卑劣。

人类如果真有堕落的一天，必定是沿着这个缺口滑下去的。

对抗拒邪恶的伟大战士是不能轻薄的，对肩着重负的战士尤其不能。

我们的命运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五]
我真庆幸自已这一次的重读。

(第一次通读鲁迅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鬼使神差，一字一句。

我因此不再困惑，虽然我长久地困惑过。

人类不就是这样一边抗拒着，一边创造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么,
冷风密雨侵过，苦汁咸水泡过，烈火毒焰炼过，斯成就了这样一个不朽的“民族魂”。

我们因此而不再是“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因为我们已有了一个伟大的参照。

小而不能成为大，是无须为之悲哀的。

只要对伟大保持一份理解，一份尊敬，也有可能使自已走出平庸的。

但因其自身渺小，转而指责大山不应那么高，不应那么大，就陷入万覆不劫之处了。

不会崇敬伟大的人群，是命定没有前途的。

鲁迅还活着，不是作为单纯的文学欣赏，而是在病毒抗体的意义上活着，在人性自救的意义上活着。

活得真实，活得有力。

我真诚地感激先生。

或许鲁迅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毕竟，先生是我国第一个思想切入时代前沿，孤独无伴，即使成为散兵游勇也不撤退的思想家。

有此一点，也就够了。

它已使我们能比较地经得起鼓噪也耐得住寂寞了。

此刻，我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因先生而痛苦，也因先生而超越～
鲁迅不应离我们远去
杨曾宪
有人说，鲁迅正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这或许是事实，但我却并不以为然，我是31年前读的鲁迅，1年前读的周作人，中间隔了30年。

但鲁迅仍然离我很近，周作人仍然离我很远。

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首先读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影响:一个时代，是提倡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对于今后整整一代人都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

对今日的中国青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还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

当然，鲁迅和周作人是亲兄弟，鲁迅也并不知道周作人的“后事”。

但即使从周作人的“前事”而言，他与鲁迅的地位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不仅是从文学史角度的评价，而且是就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的。

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鲁迅所批判的不仅是那一种制度那一个阶级那一派文化现象，而且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酱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笼”扭曲中霉变畸形的民族灵魂。

鲁迅积其一生之力铸造国人的灵魂。

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的不朽灵魂。

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的代言人，也曾是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者。

但很快，新文化只沦为他的工具;他仍然以传统士大夫心态用冲淡的白话语言去娴熟地把玩起中国的器物文化来。

悠悠五千年，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匹;吃喝玩乐衣食居行，随手拈来就是文化，就是文明。

用林语堂的话说就是，西方文明除去抽水马桶先进，其他别无所长。

这自然使周作人大有用武之地——今日提倡“玩文学”的青年哪能玩过周作人呢,玩物丧志，周作人最终几乎是自愿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民族的罪人并不偶然。

如此一个周作人如何能和鲁迅相比呢,
但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周作人可以摆在地摊上大畅其销，因为它好读——茶余饭后，躺在沙发上，借周作人之笔触，摩挲一些小摆设品味一些小感触体验一下昨日的民族风情，未必不是一件乐事。

何况今日玩风日盛，有亲者甚众呢,而鲁迅却不是能躺着读的。

重读鲁迅，我仍然时时如芒刺在背，为自己的灵魂所承受着的拷问。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经受鲁迅的拷问——因为鲁迅本人已经千百遍地拷问自己。

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积淀形成的某些劣根性，是难以自省自察自知的。

但它却是妨害我们民族进取现代文明的痼疾。

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卑自负又自慰的阿Q 精神。

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

鲁迅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因为虽然60年过去了，但由于种种政治历史主题的变奏，我们的国民性改造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毒化民族的灵魂的阿Q精神却仍在蔓延滋生。

虽然今日中国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据说已经到了可以说“不”的时代，但从器物文明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暴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论争和学术命题所暴露出的盲目的民族自卑与自傲文化心理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嗅出阿Q主义的味道——今日之新国粹主义不正在国学热国故热中疯长吗,物质贫乏时的阿Q尚是可怜的，物质丰富时期的阿Q却是变得有些可憎。

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培养出刚健峻拔的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的民族精神，最终，精神的贫乏将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崛起。

当然，我并不排拒周作人。

今日中国毕竟是处于歌舞升平的时期。

在这样一个“美酒可咖啡”不再具有亡国意味的时代里，玩物并不可怕，尚古也可尊敬，有些人欣赏周作人也很正常。

但不能以此而排拒甚至贬低鲁迅。

尤其作为民族精神体现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不能媚俗从众丧失操守地靠作翻案文章靠出卖民族的良知哗众取宠谋利发财。

在鲁迅的伟岸形象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抔黄土。

从历史背景看鲁迅及其杂文
有人对鲁迅惋惜，说他如果少写杂文多写小说，凭他的文学功底中国一定又会多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这话也许是对的，杂文耽误了一位宗师。

但是，如果换个背景呢，让海燕在桃花园中翩舞，让百灵鸟在惊涛骇浪中呢喃，那文学一定是错位的艺术。

我们知道，鲁迅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旧中国，他成年后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九.一入”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封建余孽、国民蒙昧、列强侵夺、军阀混战使旧中国一片散沙。

作为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现实使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键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疑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驱散笼罩旧中国的乌云，需要在堑壕中攻坚的战士，也需要手举火把为这些战士引路的向导。

鲁迅弃医从文，拿起笔作刀枪，用他的文学天才和他那睿智的思想同封建势力做斗争，同损害民族利益的行为做斗争;同压迫劳苦大众的行为做斗争。

他不畏“千夫指”，甘作庶人的“孺子牛”。

他的对手林语堂说鲁迅“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大烟的”(《林语堂自传》)但他不得不承认鲁迅“没有人会想到他会以盟主般的威力写出辛辣的讽刺文
字，而能针针见血的。

他极受读者欢迎。

”鲁迅的文章之所以辙有风采，就是因为他流出的语句字字挟风雷，刀笔所触皆是社会毒瘤脓疮。

假如鲁迅恪守“纯文学的理论”，继而这么纯下去，文学与社会无关，文学与人无关，文学与抗战无关，只顾埋头渲染风花雪月的小说散文，中国也许会多出一位纯艺术家，却少数派一位思想家，少了一位政治家，少了一位革命家。

中国革命的滚滚红尘中，最前方就会少了一位“伟大的旗手”。

我读鲁迅杂文，由于年代之差，自感高深莫测，不过在拜读原文的同时，参考些介绍资料，鲁迅杂文如“匕首”如“投枪”的磅礴气势就会迎面而来。

鲁迅的杂文，不是他生活的点缀，也不是他谋生的饭碗，而是时代革命的结晶。

“五四”运动时，反动势力诬蔑革命者是“过激主义”，并要严以查之。

鲁迅为革命讴歌呐喊，他在《来了》一文中指出“过激主义不会来”，只有“来了”(指抹杀扑灭革命的反动势力)是要来的;紧接着他又在《圣武》一文中高度赞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

在刀光火影的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鲁迅的杂文有着深邃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在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鲁迅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写的，他警告陶醉在胜利中的人们:“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的工作也在默默进行”;“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于是敌人又乘隙而起”。

事实不出鲁迅所料，在这篇稿写毕两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至于那篇在“九.一八”之后写的《"友邦惊诧"论》，更是以晓畅锋利的风格揭露了当时旧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之举，这篇论文已成了后人杂文的典范。

鲁迅生活的年代，每次大变革都有鲁迅披盔甲征战的足迹。

时代需要鲁迅，鲁迅不会丢弃时代。

人间鲁迅
一个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时代是大时代。

大时代总要产生巨人。

鲁迅是巨人。

他不是帝王，不是将军，他无须挥舞令牌。

作为旧世界的逆子贰臣，唯以他的人格和思想，召引了大群年青的奴隶。

他把对于民族和人类的热爱埋得那么深沉，乃至他的目光，几乎只让人望见直逼现实的愤怒的火焰。

数千年的僵尸政治，“东方文明”，专制、强暴、虚伪、保守和蒙昧，都是他攻击的目标。

他教奴隶们如何反抗，如何“钻网”，如何进行韧性的战斗。

他虽然注重实力的保存，却不惮牺牲自己，必要时照例地单身鏖战。

在一生中，他吶喊过也彷徨过，甚至在横站着作战的晚年仍然背负着难耐的寂寞，但是从来耻于屈服和停顿。

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赢来众多的“私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招致密集的刀箭，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获得更为辉煌的成绩。

他所凭借的仅仅是一支“金不换”，便在看不见的但却是无比险恶的战场里，建树了超人一等的殊勋。

在他身后，自然要出现大大小小的纪念物，石雕、铜像以及传记。

可悲哀的是:当再度被赋予形体的时候，这个始终站立于人间的猛士，却不止一次地经过有意无意的铺垫与厚饰，成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平凡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

鲁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

正因为他耳闻了愚妄的欢呼和悲惨的呼号，目睹了淋漓的鲜血和升腾的地火，深味了人间的一切苦辛，在他的著作中，古老而艰深的象形文字，才会变得那么平易，那么新鲜，那么富于生命的活力。

对于这样一个毕生以文字从事搏战的人，他的形象，其实早经文字本身表达无遗了。

世间的纪念物，丝毫也不能为他增添或减损些什么，无非是后人的一种感念而已。

如果它所激发的，不是对真理的渴求，不是奔赴生活的勇气和变革现实的热情，而是宗教式的膜拜，那么毋宁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了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的火光。

真正的巨人活在时间的深度里。

应当相信，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保留下来。

伟大的二重性格
——鲁迅精神一解
孔庆东
圣像一旦熄灭了光环，得到的决不是亵渎，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礼赞。

鲁迅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圣像，而今，越来越多的探索者，从膜拜的跪垫上站起，走近这尊雕像，去抚摸、敲打以至解剖。

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合体，正在被重新认识、重新雕塑。

在这一过程的进行中，我们会愈来愈清晰地看到，鲁迅体内交织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二重性格，诱使我们去进一步开掘、分析与探讨。

最终将会发现，正是这些对立统一的二重性格，组成了鲁迅这一伟大而复杂的有机体。

鲁迅的言语之间、行动之间以及言与行之间，常常涂满着矛盾色彩。

他最喜欢把两个反义的概念、现象并列在一处。

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于无声处听惊雷”，“炎天凛夜长”等等。

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好像很不一致。

他一方面说文艺不能“俯就大众”、“媚悦大众”，说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另一面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一会儿肯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一会儿又说要“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

(《文艺与革命》)一面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另一面又说“无产者无论写什么，都有贡献意义”。

(《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难以理解。

他到日本留学，是弘文学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辫子的，并且拍了断发照片同时寄给周作人和许寿裳。

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亲，却装上了假辫子。

当日本学生以教员漏题给鲁迅的暗喻侮辱他时，他一面提出强硬的抗议，消灭了流言，另一面却又妥协似地退还了匿名信。

他一方面能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种种青年、文人，另一面却又坚持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

鲁迅认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专和痛苦捣乱”，在奋斗中寻找乐趣，不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主张无所作为。

他认为艺术是苦的，却偏偏抛弃了医学来稿艺术。

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加挞伐，甚至主张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另一面，却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

他既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又认为“将来会变成现在”，“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

既对世人满腔热血，却又总怀着“人心惟危”的念头。

他既担心与“害马”的爱情会影响了战斗，却又没
能像《野草》中的“过客”那样拒绝了小女孩的布……
总之，他既爽朗，又阴郁;既豁达，又念仇;既果断，又彷徨;既机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诚朴，又狡黠……几乎一切中国人视为两极的品性都被他力挽双驹地熔为一炉。

以上所举的鲁迅性格的种种矛盾表现，并非是他一人所偶然独具的。

在许多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都可发现这样那样的性格矛盾。

如李大钊作为向一切封建传统宣战的最前列的勇士，却与旧式婚姻结合的夫人相敬如宾。

郁达夫在文坛上声名日震，生活上却沉沦难以自拔。

纵观世界历史，每一变革时期的先觉者，不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新人”，日本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大师，欧美文学史上的所谓“垮掉的一代”，还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各自表现出具有时代烙印的性格两重性，只不过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体现得尤为全面和醒目罢了。

鲁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时代的反映。

“五四”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国外各种文化蜂拥而入，世界上几乎每一角落的思想都直接间接地投影到这块昏睡百年的土地上。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着、挣扎着，同时也不得不容纳着、吸收着。

最古老、陈旧的，与最年青、崭新的，在同一狭小的时空里进行着决战。

各种势力、各种阶层的代表思想鱼龙混杂，在同一舞台上演着千百种戏。

各种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错，互相影响与被影响，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体系。

所有这些矛盾思想体系的合力矢量，就是这场决战的总趋势。

而这个总趋势，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某些、某一个由若干人甚至是一个人构成的思想体系上，那么，这个人，就正是鲁迅。

这种历史角度的偶然性转到个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性。

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鲁迅的这种二重性格也不例外。

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部分是教育，鲁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个庞大的矛盾体系。

他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厅上悬着“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对联，从小读的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鉴略》，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章太炎，造诣日深，古文运用得游刃有余。

不仅能写出《斯巴达之魂》那样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说和《摩罗诗力说》那样运斤成风的万言宏著，而且连自诩国粹大师的章士钊之流也被鲁迅在“小学””方面所击败。

但另一方面，鲁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

进化论的影响他终生也未能完全摆脱。

他学过矿务，学过医学，而且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卫生教员时，给学生们讲解生殖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举。

他不仅翻译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而且还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妇发现的镭。

鲁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种民间文化的熏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种真正全民的文化观。

所以鲁迅不仅精通子曰诗云，也懂声光化电;既背过“非礼勿视”，也看过衍太太的春画;既明了佛门弟子的普渡众生，也牢记吴越祖先的复仇雪耻;既肯定“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一切对立的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互相消长着。

鲁迅的人际关系网也是复杂的。

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有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还有趋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语堂;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也有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有最先进、解放的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萧红，也有仍戴着封建枷锁的母亲鲁瑞和朱安夫人;有正直善良的左翼青年柔石，也有吮血肥己的另一类“文学混混”。

这些活生生的人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也许比书本更大，鲁迅对待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的人必须要采用不同的交往态度和交往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片矛盾的环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