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郭沫若

鲁迅与郭沫若 鲁迅 和郭沫若 同是中国现代文学 的奠基人，也都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假如要指出现代中国新文坛的优秀作家的话，当然要推鲁迅和郭沫若二人， 这是谁都不会有异议的。周氏是透过冰冷的透彻的眼光，沉静、深刻地吟味着人 生的作家。郭氏则是燃烧着正义的热情，从革命出发，对人生给以犀利的批判， 并且大胆地加以描写。 这样不同的两个作家， 却可以称之为现代中国文学界的双 璧。 周恩来同志这样评价两位作家：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 郭沫若便是新 文化运动的主将。 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 郭沫若便是带着大 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鲁迅和郭沫若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中，鲁迅 1881 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自幼 受到会稽大地的文化熏陶， 比鲁迅小 11 岁的郭沫若 1892 年生于四川乐山， 从小 领略巴山蜀水的钟灵神秀。 两个人早年都得益于母亲的教养， 早期的婚姻悲剧也 相似。 都留学日本， 最初都曾立志学医， 主医学救国之路， 后来都“弃医从文”。 早期他们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 年国民政府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以 后，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郭沫若说过：我和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很早就开始认识鲁迅。鲁迅的 第一本小说 集《呐喊》出版时，郭沫若曾专门著文表示祝贺。鲁迅也很赏识郭沫若的才 华。1927 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创造社(以郭沫若为核心组织的文学社 团)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当然，两个人的性格秉赋有很大差别，电影 响到各自对待事物的不同看法。 特别是对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的分歧。 使他 们彼此进行过几次论争。 1928 年 1 月 15 日，有一种名为《文化批判》的杂志，以极“左”的面目对 鲁迅进行了围攻， 郭沫若也卷进了这个围圈， 他用尖刻的语言称鲁迅“是资本主

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一位不得意的法西斯蒂”，1931 年 7 月 20 日， 鲁迅演讲了 《上海文艺之一瞥》 ， 对郭沫若等人和创造社进行了理性的批判： “他 们对于中国社会， 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 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 来机械的运用了。 ”鲁迅先生虽偶尔讥讽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但他“决不 日夜记个人的恩怨”。后来，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仁准备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 领衔为特约撰稿人，鲁迅立即欣然同意。1936 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 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 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 恩怨。”郭沫若看了这段话，深为感动地说：“我这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 大量的人。”不久，鲁迅逝世，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立即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 杰作》，后又连续写出《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高度评价了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并表示要忠实地继承鲁迅的事 业，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这也表现了郭沫若宽阔的胸怀。 拓展： 鲁迅曾痛骂郭沫若是“流氓” 这是 70 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桩“官司”，从中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 实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便很想和鲁 迅联合起来， 以利于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政府的文化“围剿”， 并已采取 了实际的行动。他说：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 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 因此我想一 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李 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过来合作。 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 对于我的合作邀请， 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 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启事是以鲁迅的 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二，依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关于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一事， 鲁迅在广州期间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 鲁 迅于 1927 年 9 月 25 日(即离开广州移居上海的前两天)给李霁野的信中说： “创 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 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 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 看来，鲁迅与创造社同仁在上海联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愿望，似乎 可以实现了。然而，大大出乎鲁迅意料，结果不仅联合未能实现，而且一场论战 却开始了…… 原来是成仿吾以及新近从日本归来的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文学 青年，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反对同鲁迅合作，他们另创办《文化批判》

杂志，并联合由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运动。郭沫若对这些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做法，不仅妥协迁就，而且参与了推行 “左”的文艺路线。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写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 ——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 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 与任务作了理论阐述， 他们都力图使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自觉地把自 身的文学活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应该说， 在国民政府白色恐怖的高压政 策下， 他们这些人仍勇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 的。但是，他们宣传的理论与口号，深受日本福本和夫的影响，存在着“左”的 错误。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和“超越 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是“反革命的文 学”。他们以惟我独革的姿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排斥文艺界的 许多同仁，扩大了打击面，说“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 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 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 郭沫若说，后期创造社批判鲁迅，是一种“社会意识的批判”，“他们的批 判不仅限于鲁迅一人”， 而是“文化的整体”， “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代表着的 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这就是说，以郭沫若为主帅的后期创 造社的骨干成员， 认定鲁迅在文艺界是代表了没落的封建阶级， 所以要不遗余力 地加以攻击。 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指 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 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 说 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现通译为法西斯， 也有的译为棒喝主义者)。 ”在这段文字里， 郭沫若给鲁迅加上了三个罪名： “封 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除郭沫若外，冯乃超在《艺术与社 会生活》一文中，也攻击鲁迅“这位老先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 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 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 结果他反 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 隐遁主义!”成仿吾(署名“石厚生”)也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中 攻击鲁迅，说“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 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么 ?还是只涂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 ? 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的行为， 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他们把鲁迅描绘成 一个没落的、满嘴黄牙的老头子，固守着破旧的城堡，留恋那个已经衰落了的封 建社会，流露没落阶级的情绪…… 后期创造社这些主要成员并不注重问题的论争， 而是热衷于对鲁迅进行人身 攻击。除了给鲁迅扣了上述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之外，还攻击鲁迅的籍贯、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