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传播的社会政治影响分析

自媒体传播的社会政治影响分析
作者：汤凌飞
来源：《理论导刊》2013年第07期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逐渐呈现个体化的特点，现代化的个人信息工具将信息采集、加工、传输功能集于一身，单独的个体就能完成信息传播的全过程，自媒体传播应运而生。

自媒体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的限制和垄断，使普通的社会个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赋予了普通民众充分的话语权，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的传播结构和传播关系，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并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信息传播；自媒体；社会政治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社会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022-03
“自媒体”（we media）的概念于2003年由美国的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学者提出，其涵义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

[1]自媒体传播是一种以个人为主体的新型传播形态，它的出现不仅掀起了一场媒体传播的革命，更带来了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进而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自媒体传播是在新的技术背景下信息传播方式的变迁，而“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绝不限于它所传递的内容，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定义了某种信息的象征方式、传递速度、信息的来源、传播数量以及信息存在的语境。

”[2]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第一要素，信息传播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自媒体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迁也必然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

1.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信息行为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

20世纪60年代，世界传播学泰斗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即人类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与之适应的传播活动，媒介的发展状态决定了信息传播的程度和水平，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会开创人类感知和认知世界的新方式。

[3]麦克卢汉的理论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分析人类传播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独特视角。

并预见性地指出了传播技术的更新必然带来传播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社会文明的发展与变革。

自媒体传播的出现恰恰印证了这一论断。

进入信息时代，以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出了类型众多的新型媒体平台，如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电子布告栏系统），Podcasting（播客），Blog（博客）和microblog/weibo（微博），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社会性网络服务），groupmessage（手机群发）等等。

普通大众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平台随心所欲地用文字、声音或
图像进行信息传播，这使得人们摆脱了对传统媒体的依赖，突破了传统媒体对人们的限制和束缚。

这些新型媒体平台最大程度实现了个体化传播，使得普通民众在社会信息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信息传播媒介一般由特定的组织机构控制，如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等，可称之为“他媒体”（官媒体）。

这些传媒机构拥有众多的专业人员及设备，从信息的采集、筛选到加工、传输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所有的信息活动都有着既定的立场与口径，是一种严密的组织行为。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普通民众仅仅扮演着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对信息传播的参与和影响都十分有限。

但随着自媒体的出现，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自媒体以现代化个人信息工具为依托，将信息采集、加工、传输等功能集于一身，操作简便，价格低廉，单一的自然人就可以拥有和掌握，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进行信息活动，是一种随性的个体行为。

比如在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空间等都可以便捷、交互地发布和索取信息，不受时间、地点、写作格式的限制，只要有发布的终端设备，日常闲聊见闻、所思所感等都可以随意上传到自己的页面上，或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传播、或是草根一族的时事传播、或是官员的政务传播，乃至娱乐造势者的谣言传播，不论是自我倾诉的满足还是与大众粉丝的沟通愿望，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及时发布和获取信息。

如此一来，人们信息活动的自由性和自主性空前释放，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信息热情和传播动力。

2.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社会交往由人际交流发展为网际交流。

自媒体是以即时通讯和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系统，它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互动。

即在新媒体技术为信源与信宿之间提供即时的双向的信息反馈模式的背景下，信息受众在对于信源发出信息有选择性接收的过程中，也利用了技术媒介完成自我对于信息的反馈和二次传播行为，作为普通公民经由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与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自媒体以其多样性的信息载体和发布平台，完成了个体及群体民意再次聚集并深化寓意的过程。

[4]自媒体的强大交互功能，突破了传统人际交流的诸多局限：一是突破了物理时空的局限，不同地域间的人们不必见面即可实现交流互动，实现了社会交往范围的最大化；二是平等的话语权消解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诸多差异性，实现了社会交往的平等化；三是传统社会交往中人们表情达意的风格化语言和动作等均被图片、文字、语音、视频所代替，交流更加直接明了，实现了社会交往的简单化。

自媒体交互功能所带来的快捷性和便利性充分迎合了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社会交往广、注重效率的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这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逐渐由人际交流发展为网际交流，自媒体也已成为当前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

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

其中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尤其手机微博的增长幅度明显，用户数量由2011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增速达到2
4.2%。

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4.45亿，比2011年底增长3005万，增长率为7.2%。

即时通信使用率为82.8%，我国微博总用户数达到2.74亿，网民使用率为50.9%，中国社交网站用户数增长至2.51亿，网民使用率为46.6%。

[5]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自媒体传播的推动下人们社会交往方式所发生的深刻改变。

3.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信息关注重点由他我中心转向自我中心。

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由于缺乏自主化的信息渠道，民众的信息需求往往依赖于媒体机构或者舆论领袖，其发布的信息对人们的认知理念、思想情感、行为方式有着巨大影响，往往成为民众工作生活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的权威。

因此，媒体机构和舆论领袖受关注度极高，人们对其保
持着高度的依赖性和追随度，使得人们的信息关注呈现“他我化”的态势。

但进入自媒体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数字化之父尼葛洛庞帝教授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后信息时代，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在是人口统计学中的…子集‟。

”[6]在自媒体传播平台上，“自我化”态势十分明显，即每一个用户都是既可以发布信息同时又接受其他用户信息的节点，他们之间的互动又会增加新的信息，改变信息的传播路径和状态，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全面开放共享的，每一个用户无论是自媒体信息的提供者还是索取者，都会以自己为中心形成规模各异的“节点共享”的信息传播网络。

[7]“自我化”的传播态势使得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得到空前释放，能满足受众在过去传统媒体长期约束下的自由表达欲望及某些心理或社会的需求，以实现自我呈现的满足，正如麦克纳和巴奇强调的那样，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人格面貌、人们需要“把自己…真实‟或…内在‟的自我展示给外部世界”。

[8]自媒体赋予了民众海量的、五花八门的信息以及在这些信息中用户所拥有的自由攫取、编辑、发布的权力，个人的价值理念、心理情感、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等等都随着个体化的信息活动表露出来，形成千差万别的极具个人化风格和魅力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这种差异化的信息吸引并聚集着不同的人群加入其中，如微博中的“加关注”、QQ中的“加好友”，这使得自媒体信息发布者成为关注焦点，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关注者的反映，呈现出“自我中心化”的传播态势。

可见，自媒体传播进一步消解了传统媒体传播中以传媒机构及舆论领袖为重点的“他我中心化”状态，同时个人的意愿表达被众人瞩目所带来的受重视感和成就感成为自媒体传播的源动力，达到了个体对自媒体使用的一种满足。

二、自媒体传播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
现代社会，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能力的强弱，信息质量的好坏、信息效率的高低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地位。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不同受众群体间的信息差距日渐凸显，造成其社会差距进一步拉大，使得整个社会结构的分化进一步加剧。

1.自媒体传播使社会群体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凸显。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往往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掌握与未掌握数字技术的群体之间的数字信息差距。

自媒体的出现在赋予人们更大的信息自由和信息权利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数字鸿沟”。

自媒体技术的扩散和使用造成社会信息资源分配的进一步失衡，弱势阶层对于自媒体技术的运用远不及强势阶层，这种矛盾与冲突突出表现为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在信息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的巨大差距。

一是由于自媒体传播的技术手段和物质平台等“硬件”建设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间的“数字鸿沟”。

比如，截止2012年6月全国城市网民的比例为7
2.9%，农村网民的比例仅为27.1%；而IP地址数量分布比例北京为25.60%，广东为9.61%，浙江为5.31%；而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如甘肃为0.48%，贵州为0.44%，宁夏为0.24%，青海为0.18%，西藏为0.13%；[5]二是由于人们在自媒体传播技术的掌握运用等“软件”上的差异而造成的“数字鸿沟”。

在2012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目前54.8%的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是因为“不懂电脑和网络”，相比2010年6月，比例上升近十个百分点，信息技能的缺失仍然是阻碍自媒体深入普及的重要障碍。

而信息技能的差异往往又与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自媒体的出现实际是将人们的社会差距反映并放大了出来。

正如德国学者海因利希·施莱曼认为：“当一个
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增长时，社会中那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的人在接受信息方面要比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社会群体强。

其结果是信息的增加反而扩大而不是缩小了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

”[9]
2.自媒体的“圈子化”传播态势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

在自媒体传播过程中，人们根据自己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认知理念、兴趣爱好而自由地进行信息选择，在选择过程中文化背景、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相同或相似的群体会逐步形成一个“圈子”，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自媒体“圈子化”的传播态势可以帮助人们在虚拟网络中跨越现实关系的羁绊，在更为广泛的世界里找到可相互拥趸、彼此取暖的友人、强化着个性和自我。

当前，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自媒体的出现为这些利益诉求表达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人们在利用自媒体表达意愿的同时也在寻找并聚合着相同或相似意见看法，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强化意愿表达。

自媒体的“圈子化”传播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助推下的互利性的社交关系，是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而结成的交往方式，而无论这种需要是一种利益还是情感。

需要指出的是，自媒体的“圈子化”传播在促进互利性的人群交往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排斥或阻碍了与其他社会人群的交往，即圈子内的人群交往相对固化，而与圈子外人群则相对割裂，隔离了圈外信息、隔离了异于自己的社会观点和价值取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不同利益人群间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甚至会产生对立和冲突，加剧社会分化。

三、自媒体传播使社会政治生态日渐呈现公民化态势
1961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首次提出了“公民化政治”的概念，强调“公民化政治”是公众对统治权力依附程度的降低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增强。

[10]自媒体传播的出现赋予了民众高度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个人意愿的自由表达和对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极大地释放了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和动力，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态日渐呈现公民化态势。

1.自媒体传播使民众的主体意识显著增强。

自媒体削弱并分享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媒介权力。

所谓媒介权力即选择、加工、突显框架的权力，在传统媒体时代，从信源到成品的新闻报道存在着重重把关，每一道把关流程都会筛选掉一部分信息，这种筛选甚至可能变成断章取义。

但自媒体的出现取消与颠覆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垄断，传统媒体无法再对信源加以任意裁剪，打破了管理者的严格管制。

自媒体打破了不同主体间的权力界限，拉近了精英与平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地实现着传播平等。

[11]自媒体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其公开、便捷和互动的特点更强化了民众的这种平等性与自主性。

通过自媒体，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选择自己所关心、喜爱的场域投入对话和沟通，自由、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而不论社会背景、阶级或理念观点的差异，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退出，地位平等，行动自由。

在自媒体的世界里“我”就是主角，“我”可以有所作为。

这种主体意识的增强使民众感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功效感，从而提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2.自媒体传播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渠道。

自由而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的重要内容，自媒体的出现使其成为现实。

一是自媒体传播在技术上使人人参与成为可能。

传统媒体条件下很难做到让每个公民都参政、议政，只能靠推选人民代表商议国事、讨论政治问题。

自媒体的出现在技术上赋予了所有社会公众发表意见的机会，互动式的媒体环境也极大地强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它给每一个民众提供了更为开放的释放自我的空间，是真正意见的“自由市场”。

二是自媒体成为公民利益诉求表达的重要手段和民意的释放出口。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社会矛盾凸显，各种利益主体不断分化，由此导致民情民意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利益诉求如果被压制或者得不到顺畅的表达，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为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提供了崭新而便捷的路径和平台。

三是自媒体强化了民主监督的功能。

作为一种新的监督形式，自媒体监督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

与传统舆论监督相比，自媒体监督主体分布更广，监督形式更加方便快捷并且产生的舆论压力更大。

可以说自媒体中的每个民众都握有一把“利剑”，可以随时随地向黑暗现象和腐败势力开刀。

比如：南京江宁抽天价烟戴名贵表的“史上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事件，“表哥”杨达才事件等等，都是自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监督作用。

3.自媒体传播成为改进社会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

现代政治学认为，良好的社会公共管理依赖于全面有效的信息占有和高效顺畅的沟通交流，自媒体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是自媒体使每个民众都有自主发表意见的机会和场所，这使得社会政治信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全面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到了有效提升，打破了以往社会政治信息仅在科层体制内部流动的缺陷，有效地克服了政治决策的封闭性与政治服务开放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参考，为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

二是自媒体改变了政府工作的方式方法，使社会管理变得更加高效和谐。

一方面自媒体实时互动沟通的方式一改以往政府管理生硬的话语体系，以平等的姿态和口吻面对民众，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感情距离，提高了认同度，促进了社会管理的和谐。

比如，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言人王惠在其微博“北京王惠”中写道：“我是北京的新闻官。

我开微博的原则是不当僵尸不作秀，要的就是一个真诚。

我知道的信息会赶快发布，能回答的就马上回答，实在不知道的也请原谅。

来当惠粉吧！”[12]这种生活化的表述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关注，微博开设仅三天后她的粉丝数已达到14156人，而像“成都发布”、“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等热门官方微博的粉丝则达到了500万人以上。

正是这种人性化生活化的沟通方式吸引着众多的民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充分体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广泛性。

另一方面，自媒体为政府工作聚合了大量社会力量，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比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就开设了“打拐微博”，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公安部的打拐行动，目前他总共拥有470余万粉丝，正是在广大粉丝提供的线索帮助下，一大批被拐儿童得以解救。

他的微博被评为全国十大个人政务微博之首，赢得了“微博最具影响力公务员”的名号。

[13]再比如，从2013年新年伊始，网络发起了“豪华军车随手拍”行动，全国各地网友纷纷响应，用自媒体手段将违章违纪的豪华军车纷纷曝光，为相关部门查处军车乱象提供了广泛线索，也为落实中央规定厉行清正廉洁之风开了个好头。

总之，自媒体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并且正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如传播学者麦奎尔指出的那样：媒介技术不只是一种传递符号内容或者在某
次交换中联系参与者的应用工具，它同时也包括一套与新技术特质互动的社会关系。

[14]尽管自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技术潜力，并且受制于现实的体制环境，但必须看到的是，自媒体凭借所拥有的广泛民众基础以及强大的影响力必将成为未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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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