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方铜版画艺术在中国明清时期的传播_黄雅玲

第28卷　总第166期攀　登(双月刊)Ｖｏｌ28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166 2009年第3期　2009年6月出版Ａｓｃｅｎｔ(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Ｎｏ.3.2009Ｊｕｎｅ.2009

中图分类号:Ｊ209.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1—5647(2009)03—0098—03

略论西方铜版画艺术在中国明清时期的传播

黄雅玲

(江苏省国画院,江苏　南京　100017)

摘　要:本文从西方铜版画艺术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引发的西画东渐入手,分析了西方铜版画在华从传播到出

版的历程,最终揭示了外来文化艺术熔融于中国社会的关键所在:即必须建立在适合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基础之上。

关键词:西洋铜版画;艺术;明清时期;传播

15世纪末至16世纪欧洲大陆兴起文艺复兴,随着航海地理大发现和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西方绘画艺术也随之传入了中国。

一、西方铜版画传播之初始

西方绘画在中国传播具有开创性的和建功立业性的当首推当罗明坚。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前往广东肇庆传教时,广东地方官员“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这应该视为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绘画。西方绘画也从此开始传入了中国。从1595年起,在广东韶州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接受了江南名士瞿太素的建议,带着西洋绘画艺术品与科技文化等类的书籍,通过结交官宦名绅走出了广东,先后到达江西的南昌、江南的南京等地,利玛窦最终的目标是进入北京。他深知通过展示有关耶稣事迹的绘画就很容易向中国人解释基督教义,正是处于这样的认知,他把有铜版画插图的书籍带入了中国。在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奇珍异宝中,有三幅西洋油画引起万历帝较大兴趣。它们是《时画天主图像》、《古画天主母图像》、《时画天主圣母像》。据与利玛窦同上北京的传教士庞迪的记载,这三幅画都是西洋油画的精品。万历皇帝甚为喜爱,其对西洋绘画的好奇心和玩赏兴趣也由此骤然大增,万历皇帝向传教士提出了自己很想知道欧洲宫廷的式样的想法。恰巧在利玛窦、庞迪的礼物中就有一幅以西班牙圣劳伦索宫为题的铜版画,除这幅铜版画外,利玛窦他们还将一幅威尼斯圣马可宫的画片一并呈递给万历皇帝。当万历皇帝提出要了解西方皇帝的丧葬礼仪时,庞迪当即将刚刚收到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殡葬图呈示给太监,并让他们转示万历皇帝。在利玛窦呈献给万历皇帝的这些绘画中尤其值得注意的那幅以圣劳伦索宫为题的铜版画,利玛窦特别在这幅铜版画上附上简单的文字说明。由于中国最高统治者第一次看到如此精美的西洋铜版画,这就勾引起他对西方绘画的兴趣和喜爱,万历皇帝甚至诏令宫廷画师在利玛窦的指导下用色彩放大复制了这幅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复制或言出版西洋的铜版画,至于是用什么色彩复制,是油画色彩还是别的色彩,今已无从考证。这导致了西方绘画艺术在华的传入。这其间,西洋绘画在中国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有两部西洋铜版画书籍影响尤甚:其一是《圣经故事》。它是由16世纪欧洲著名的印刷中心安特卫普(Ａｎｔｗｅｒｐ)印刷,并由当时西欧最有实力的出版商普朗坦·克里斯托夫出版。从出版与传播的角度来看,当时在西欧出版后的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就传到了中国,在当时中西交通尚未敞开,交往不畅的情况下,如此先进的出版印刷技术和精美的图书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惊异。其二是《福音史事图解》,它的出版比《圣经故事》稍晚,但比《圣经故事》更有魅力。该书以铜版画的形式将圣经的内容连续描绘出来,插图总共达153页。它的铜版画主要由雕版名家威力克斯三兄弟依照当时安特卫普经营工场的著名美术家帕里斯

〔收稿日期〕2009-04-10

〔作者简介〕黄雅琴(1962-),女,江苏省国画院高级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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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澳斯的画制作。一流的画家、一流的雕刻家和一流的出版商“共育”出的一流的西洋绘画艺术图书,它的艺术效果与美术价值更高。

综观明代西画东渐的整体状况来讲,主要画种是油画及其复制品———铜版画,正如胡光华先生所说:“明代西洋绘画在中国的转承影响,主要是通过油画之铜版画复制品。”

二、清代对铜版刻印技术的“引进”及铜版画在华的出版和传播

在清代宫廷中涌现出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安德义、潘廷章和贺清泰等一批西洋派画家及其他们所形成的“郎世宁画风”,在清代宫廷画院中产生了以焦秉贞、冷枚等为代表的受西洋绘画艺术影响的“新型”画家。从清代的西画种类来看,不仅有油画、铜版画,还有壁画、镜子画、珐琅画等等,这远比明代丰富多样。而就画种的影响范围而言恐怕仍以铜版画为最大。

西洋铜版画的“原底”是西洋油画,其构图以焦点透视为主,色彩鲜明,栩栩如生,仿佛置于真景之中。清初耶稣会聘请了一位世俗的西洋画家切拉蒂尼来华装饰北京的教堂,切拉蒂尼用典型的巴洛克风格装饰耶稣会教堂的墙壁与天花板。传教士曾描述:参观的中国人如何用手去摸墙,他们不能相信那柱子是画出来的。当他们抬起头看天花板时,那些按照透视方法描绘出来的巨大空间,那些似乎在天国中漂浮的人物,令他们惊叹不已。正因为油画和它的复制品铜版画具有渲染场面与“定格”情景的特殊功效,它与统治者宣扬“文功武治”与天下歌舞升平的特殊政治需要与帝王们的猎奇心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康熙对西画的喜欢比起万历来说其意义要积极得多。康熙喜欢学习西方文化,他不仅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等,后来还喜欢上了西洋绘画。康熙赏识传教士画家马国贤的绘画才能,让他在宫廷侍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马国贤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版画的绘制全部完成,并付之印刷,当时满文版印有30部。“皇帝高兴地命颁赐给他的子孙和皇亲贵戚”。与此差不多同时,康熙皇帝还命令马国贤着手将有名的《皇舆全览图》制成铜版。该地图后来被分成四十四块由马国贤雕成铜版并予以印刷,这是西洋铜版地图制作和印刷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应用。作为画家的马国贤服务于清廷,他上承热拉蒂诺,下启郎世宁,在西画东渐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他不仅与中国宫廷画家一起创作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描绘了中华帝国皇家园林的美妙与精巧,渲染了“成教化,助人伦”的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特殊功效,而且还将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和《皇舆全览图》制成铜版画,因此可以说他是正式向中国人介绍和传播西洋铜版画制作技术的第一人。以后,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潘廷璋等一批西洋传教士画家相继东入华域,进入清廷,创作了一系列中西合璧的绘画艺术品,形成“郎世宁画风”,将西画东渐和西洋铜版画的东输推向了“顶峰”。

三、郎世宁画风与铜版画的出版和传播

所谓“郎世宁画风”是指在清康熙后期至嘉庆初年清朝宫廷内以郎世宁为首的,包括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潘廷章、贺清泰等一批西洋传教士画家担任清朝宫廷画师,创作出《聚瑞图》、《百骏图》、《平定准回两部得胜图》、《圆明园图》等一系列的中西合璧的绘画艺术品,形成了独特的中西合璧的绘画风格。尤其是郎世宁不但自己在宫廷内作画,而且还将欧洲绘画的技艺传授于中国的同行与学生。他的中国学生多达十余人,如斑达里沙、孙威风、永泰、张为邦、丁观鹏等等。“这些画家连同他们的老师郎世宁等,在宫廷中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以往的宫廷绘画,又不同于同时代的文人绘画及民间绘画的新颖、别致的流派,并使之成为雍正、乾隆时宫廷绘画的主要风格。”“郎世宁画风”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明清之际西画东渐达到了顶峰。

综观“郎世宁画风”百年的兴衰历程,就“郎世宁画风”发展与演变本身而言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为清康熙和雍正两朝,相对而言,西画味较浓;后期以乾隆当政为起点,其画作品风格有所变化,作品更适宜东方民族欣赏的“口味”,且与中国画家合画的作品增多。在相当程度上郎世宁画风迎合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需要,它与“康乾盛世”几乎同命运共呼吸。其代表作是《平定准回两部得胜图》。由此可见“郎世宁画风”的形成与发展,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为西画东渐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催化了中国本土铜版画的诞生、出版与发展。

1760年即乾隆二十五年,当平定西北叛乱的清朝军队凯旋返回京师时,乾隆皇帝为永远追念这平乱中英勇奋战的将士,命令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等人要将这场战争图制成铜版画。200套铜版画终于在1774年全部出版完工,并于第二年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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