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读书无禁区

沈昌文：读书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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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检察风云》2015年第15期

沈昌文，著名文化人，1931年生于上海。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对中国读书界产生重大影响。著有《阁楼人语》、《八十溯往》，译作有《控诉法西斯》等。

《检察风云》：您译过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部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部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部分），可是您又是一个很注重趣味的人，为什么会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史？

沈昌文：我从1951年到1986年，整整35年都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这决定了我的学习和兴趣。人民出版社是中国第一块招牌的政治书籍出版社，在这里要站住脚，了解和研究马克思是必需的。1954年起，我当了领导的秘书，领导中的王子野同志对我影响很大。他就鼓励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史，还同我一起学习德语。后来，我被选拔去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专门从事“灰皮书”的工作。这一来，我就同马克思主义史结缘了，直至现在。

《检察风云》：《情爱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讲情爱，有没有引起高层的声音？

沈昌文：我不知道有没有，相信是没有。一个间接证据是这本书在出版后不多年头，就被报刊评为优秀奖。说到这里，免不了要自我吹嘘几句。《情爱论》三联版删了好多，我已经忏悔过了。但是在当时，其实这是不得不删的。如果不删，又印那么多（120多万册），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有可能被非议乃至被禁。因为删去的话，大多是用明白的语言讲性爱的“实际操作”的，容易被人注意。我们这一代出版工作者，大概唯一的长处是善于从政治角度考虑事情，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坏也坏在这里，因为往往因此把文化忘记了。

讲到文化，就出版《情爱论》一书而言，其实也有一些渊源的。我在1960年翻译了蔡特金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著以后，就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等我接掌“三联”以后，我又大吃一惊：40年代三联出过好几本很有特色的有关译著，包括科伦泰的书。于是我就放心了：三联的老前辈估计不会为出这类书批一个条子下来。我当年最怕的，其实还是这个。还有，三联书店在50年代有个韬奋图书馆，收藏俄文书很多，我在那里读到过霭利斯著的俄译本，这大概是我在这方面最早受到的启蒙教育，也是同三联书店有关的。

《检察风云》：在您接任《读书》主编的十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观点，其中不乏“触碰雷区”的文章，但总能顺利过关。据说最关键的诀窍是您熟读马恩毛选，是这样的吗？

沈昌文：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从《读书》领导人两陈（陈翰伯和陈原）那里学来的。我每次向他们报告稿件情况，提到里面的新论述，他们都要反过来问我，关于这个问题，马列怎么说。我后来懂得，其实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主张，都可以在马列，特别是马老前辈那里找到根据，至少他们有不少允许后人发展和开拓他们学说的言论。例如关于出版自由，其实马已经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读书》杂志的第一期，发了一篇《读书无禁区》，惊世骇俗。其实，这一期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见附件《读书》创刊号的封面），已经是对“无禁区”问题重要的补充和说明。文章大讲马恩对待书的实事求是态度，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读。我当时还没去《读书》杂志，相信那是有意组发的。顺便说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仲民。他与我都是当年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出身的。他极有才华，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佼佼者，胜过我辈多矣。“文革”时其实已有《读书》杂志，那就是他在陈原领导下编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是我们这一代《读书》的元老。80年代重办《读书》，何以没有由他来主编，很奇怪。可能因为他在此前已调任负责文物研究工作了，脱不开身。后来他早故，是很可惜的。

《检察风云》：1953年，三联书店怎么会并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三联书店又是怎么恢复独立建制的？

沈昌文：我一点也不知道1951年（1951年8月已合并，不是1953年）那次合并的情况。相信那时当家的各位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相当到家了，同类性质的全国性出版社只能有一家，既然已有人民出版社，就不必再有三联书店，于是“三联”就并入“人民”。我也从来没有听前辈对此抱怨过。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在“文革”中，不知什么原因，三联书店遭到很大的冲击，“革命群众”对三联表现了非常大的火气。因为“文革”的冲击，使许多老前辈蒙冤，连邹韬奋都被诬蔑为“资本家”。所以，到拨乱反正的时候，一大批老革命家要求为“三联”恢复名誉，后来又提出恢复三联书店这个单位。其中我记得有胡绳等老人。当时在人民出版社里边，还专门设有一个“三联书店筹备小组”，范用任组长，许觉民是副组长，我是组员（我在行政上是人民出版社内的“三联编辑部”主任）。1985年年底，三联书店被批准于1986年年初独立建制。

《检察风云》：《读书》是怎么创刊的？当时发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后，是不是也受到一些压力？

沈昌文：《读书》创刊时，我还没有进入有关的圈子，情况不了解。《读书无禁区》发表不久，我参与进去了。我的职务是编辑部主任。尽管不是主编，但由于在我之上的各位，不是兼差，就是非党员，所以关于这篇文章，就由我代表《读书》杂志到上面做检讨。

奇怪的是，我去参加了两次出版总署召开的有关会议，带了发言稿去，总是轮不到我讲话。会议主持人是杜导正先生，是不是他网开一面，我不知道。后来交了一份书面检查，似乎也未见下文。就当时的情况说，要检查的不只这篇文章。例如那时还发了批评海关扣书太严的文章，海关抗议很凶，大意说他们实行的都是国务院的规定，你们这不是在批评国务院？接着而来的，便是上面要《读书》停刊的消息。

正在忧心忡忡之际，忽然听说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关于通俗读物的讨论会，会上胡乔木讲话，专门讲到《读书》杂志，特别强调这本杂志要继续办下去。不久又收到上级机关在1981年11月14日发来的文件，指出根据乔木同志指示，这杂志还要办好，并作了一些人事安排。于是，这就算“解放”了。我不了解其中任何内情，除了在两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杜导正。

《检察风云》：1980年您是怎么分配到《读书》编辑部的？主要还是陈原先生主持大局？什么时候你开始正式独立主持《读书》大局的？

沈昌文：我在1980年年初希望调离人民出版社，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打了报告，忽然范用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走，还在人民出版社，但可以从原来的部门调到新建立的三联编辑部当主任，具体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我同意了。大概在1980年3月正式到那里工作。《读书》杂志名义上是出版总署研究室办的，班子设在人民出版社。倪子明、包遵信是研究室的派驻人员，史枚、董秀玉、吴彬等是专职干部，范用代表人民出版社，还有像冯亦代这样的兼职专家。陈原名义是主编，实际上主要工作在商务印书馆。我喜欢编译稿，编杂志是外行，慢慢地从头学起，实际上是当“万金油”。好在我是出版社的“老土地”，人头熟，好歹做下来了。1981年升任副主编，1986年为主编，直到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