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孔子的历史形象

浅析孔子的历史形象
张文婧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710062）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更是被人们以宗教或其它形式,抬到了一个极其崇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它规范了中华民族各阶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成为一种理念，使中华文化传播全球。

作为儒家文化创始人的孔子更是被称为“先王”、“圣人”、“教主”……于是还原孔子的真实形象,对我们全面了解孔子的人格、思想及他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都有着极其深刻意义。

《论语》是一部以孔子言行为中心收集的材料，为我们客观地把握孔子的形象提供了依据，拼成了一个较完整真实的孔子形象。

关键词:儒家孔子《论语》真实形象
Abstrac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great and deep, As religious or other form ,Confucianism is lifted a very highest position. It is that morals norm and the behavior standards of each rank of Chinese nation, and become a kind of principle, make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disseminate world.Confucius, the initiater of the Confucianism cultuer, was be called" royal ancestors"、" sage"、" religious leader" ……So it have the very deep meaning that restoring the true image of the Confucius,we can understand the personality, thought of the Confucius and the historical value and positions of the confucius complety.《Analects 》is a material that collects words and actions of the Confucius , providing the basis for the image that we hold the Confucius objectively, a more complete true Confucius image.
Keyword: Confucianism,Confucius,《Analects 》,true image
一、儒学与儒教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所在，它创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极其辉煌灿烂的“盛世景象”。

而传统的儒家文化则可以说是这一精神的“核心”，它潜移默化但却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给予了每个中国人以无尚的荣誉感和优越感，将整个中国都完全网罗到它广阔而深厚的怀抱中。

然而也正是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这种高度统一的凝聚力，严格规范的约束力，以及人们将其视为至高无上的精神寄托和目标追求的特点，有些人将传统的儒学称为“儒教”，将它看作是扎根于中国黄土上，与“道教”相当的一种宗教形式。

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儒教，就像佛教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即道，相当于印度的法，不过，与佛教形式强列对比的是，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

与佛教形式更加显明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政治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

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治世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种大法典。

”[1]（P178）
在大陆，关于“儒教是否宗教”这个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学术界几乎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儒教非宗教”说，但1978年任继愈先生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后，在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从此，对这一问题争论不断，且范围不断扩大。

任继愈先生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继承了商周时代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经过汉代和宋代两次大的改造，孔子被作为宗教教主，儒家学说被改造成了儒教，儒教以天地君亲师为崇拜对象，以六经为经典；它有祭天祀孔宗教礼仪,有儒家的道统论的传法世系；它不讲出世，但追求一个精神性的天国；它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但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

儒教的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

儒教没有入教的仪式，没有精确的教徒数目，但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有大量信徒。

儒教把宗教社会化，使宗教生活渗入到每一个家庭。

因此，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宗教神权的统治，因为儒教本身就是宗教。

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具有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的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

正如他在《论儒教的形成》中所说，“为了使儒家更好地发挥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工改造，逐渐使它完备细密，并在一个很久的时间内，进行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学搞成了神学，这种神学化了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一直在意识领域占据正统地位，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和延长其寿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2]（P5）
而认为“儒教非教说”的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也不可能被任何人变成宗教，就是康有为也没有那个能力，因为儒家是不信且批判宗教迷信的。

”
[3]（P237）指出，宗教宣扬彼岸世界，总是伴之以“三世论”(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而儒家始终反对；大凡宗教都有其基本经典，主要记录宗教活动情况和教义、教规，不仅内容芜杂，而且非常粗俗，儒家著作中则没有一部宣传粗俗的信仰主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儒家六经”等同于宗教的经典教义；在宗教经典中开宗明义宣布耶和华、穆罕默德等受命于天，要教徒无条件地听从这些独一的神的摆布，在儒家著作中，从未宣布孔夫子受命于天训导人们超尘出世……作为一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只是因其学说普遍流传，名气很高，从而被捧上“至圣先师”的宝座。

当然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其他观点，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宗教信仰成分或因素)，不是纯粹的哲学，但由于强调入世，又缺乏宗教组织仪式，所以也不是宗教，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思想体系。

比如，李泽厚认为，儒学所发挥的作用是一种准宗教的作用；虽然儒学不是宗教，但它却超越了伦理，达到与宗教经验相当的最高境界，即所谓“天人合一”,可称为审美境界。

虽然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不论是“儒教非教说”、“儒教宗教说”，亦或其他，都把儒家抬到了一个极其崇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它规范了中华民族各阶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成为一种理念，使中华文化传播全球。

因此，我认为更多地应将儒家文化视为一种高度规范化的“习惯模式”，一种由伦理道德构架起来的信仰（belief），而不是一种宗教（religion）。

二、孔子在历史中的地位
每一种文化都包含有其深刻的精神之所在，而每一种精神背后必然会有一个或几个“名世者”将其“间架”起来。

因此若要研究儒家文化则必须要从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谈起。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

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
[4]确实如其所言，孔子创立了儒家文化，并为其后世的发展间架起一整套儒家所独特的思维模式，使得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发展一直向着“孔子模式”向前推进。

孔子是古代东方文化巨人，孔子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曾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国外，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这些国家从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直至风俗习惯、社会风貌等方面都打上了孔子思想的深刻烙印。

“朝鲜也是孔子思想输入时间最早，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而且是中国以外孔子庙历史记载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国家。

”[5]（P219）约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六七五年，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漫长过程中，孔子思想逐步在朝鲜传播、扎根而成为统治思想，成为民族文化、思想的主体，对于朝鲜民族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李朝京城文庙碑上刻有：‘圣莫如夫子，师莫如夫子。

大而国学以至术序
皆有夫子庙。

……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也。

’（《朝鲜金石总览》下）”[6]（P116）从碑文就可见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对朝鲜影响之大。

孔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至少也有一千七百年的历史，若依《史记·秦始皇本纪》徐福东渡之说算起，那就更早了。

可以说孔子的思想几乎深入到日本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对日本的道德观和教育观影响最为深刻。

儒家的著作，最早是由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传教士带到欧洲，一五九三年，利玛窦第一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

一六八七年，《四书》拉丁文本在巴黎出版，书中附有孔子传及孔子画像。

正如赫伯特•芬格莱特所说，“可是，他们往往这样推崇孔子——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教会过去常常推崇苏格拉底那样——尽管孔子是异教徒，他们却把他作为一个近乎神圣的人，孜孜矻矻于追寻最崇高的真理和最完善的人生。

”[7]（P2）随后，“在欧洲，正当众所周知的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逐渐获得了名声和美誉，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兹（Leibniz），沃尔夫（Wolff），伏尔泰（V oltaire），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进他们各自的主张。

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们本人也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

”[8]（P5）
直到现在，孔子及其思想依然受到的重视。

西班牙最高科学研究会近年出版了《教育家—孔子》一书。

法国为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出版了巨著《圣人的四书》。

《美利坚百科全书》则为孔子列有专条，介绍了孔子的生平、思想，高度评价了孔子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称孔子是一个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哲学家和中国古代的圣贤。

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孔子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孔子的教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在世界少数几个文明古国里很难找出能和孔子相提并论的历史人物。

1991年，“孔子被美国权威机构列为世界文化之父”，在其评选的“世界最有影响的一百人”（从地球出现人类到1991年）名单中，孔子列世界排名第五。

前面四位都是外国人，有三位是世界三大宗教领袖（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还有一位是世界科学之父爱因斯坦。

作为中国对世界最有影响的人，孔子可以说是排名第一。

那么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如何呢？其实不必我在此多说，因为从小我们就在不断地学习《论语》，学习孔子的思想，下面就让我们从孔子的谥号来简单看看他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

孔子在他生前，就因为他的博学多识而名声很大。

《论语》中记载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他的弟子子贡说，孔子是“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论语·子张》）
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后，葬于沫、泅水边。

次年鲁哀公亲临致祭。

孔子被鲁哀公尊称为“尼父”。

在诗文中鲁哀公称:“昊天不吊，不愁慭遗一老，师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

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9]（P98）“尼父”是当时诸侯国国君为孔子所加的第一个尊号，也是孔子得到的第一尊号。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六月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封建帝王授予孔子的第一个封号，也是孔子封“公”的开始。

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孝文帝在首都平城伶山西大同)建立了曲阜孔庙以外
的第一个孔庙：宣圣庙(《孔氏祖庭广记》卷3)。

太和十六年(492)二月孝文帝下诏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首开尊孔子为“圣”的先河。

北齐(479-501)太祖高皇帝诏封孔子为“素王”，(《孔府档案》)这是孔子被封“王”之始。

西夏国人庆三年(1146)仁孝皇帝下诏尊孔子为“文宣帝”。

尊孔子为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是最高等级的封赐。

因为孔子生活在西周，西周君王只称王，如周文王、周武王，或称天子，而不称帝。

元代至大元年(1308)武宗皇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碑文中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可加封大成至圣文宜王”[10]（P147）这可以说是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加封。

封谥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于是对于孔子的封谥也随着封建制度的废除而废除。

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短短的三十八年，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次伟大革命运动。

伴随着这两次伟大革命，兴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其主要矛头是指向孔子和儒家思想。

从辛亥革命算起，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尊孔与反孔的思想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但是，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封谥的意义不可否认，如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供奉孔子为“先圣先师”，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各民族的不断统一。

三、《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康有为说：‘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范围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

……汉以来皆以孔子为先圣也。

唐贞观乃以周公为先圣，黜孔子为先师。

孔子以圣被黜，可谓极背谬矣。

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删赞之列。

孔子之仅为先师而不为先圣，比于伏生，申公，岂不宜哉？然……六经皆孔子所作也。

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

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反为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

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

’（《孔子改制考·卷十》）”[11]（P202）
孔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也是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人格、教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就如同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述的那样，历史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执政者都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变化甚至重塑孔子的形象来为自己服务，从而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或为许多传统乃至神话附会的对象，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变形。

因此还原孔子的真实形象.对我们全面了解孔子的人格、思想及他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都有着极其深刻意义。

《论语》是一部以孔子言行为中心收集的材料，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关于孔子弟子的材料，但写孔子的弟子也主要是为了从侧面表现和映衬孔子的形象。

且《论
语》记述的孔子的话，都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见闻和记忆记述下来的，因此他们是以充满敬仰、虔诚、思慕、感念的心情，回忆或记录孔子对自己和别人的教诲。

这种充满敬仰和虔诚的心情使他们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下孔子的话，不敢“妄以己意诬师言”。

同时，这种充满思慕和感念的心情使他们在记述孔子的话时想起了孔子的音容笑貌，从而不仅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还逼真地记述了孔子当时说话的态度、表情和语气，甚至将孔子开玩笑的话或孔子生气时的举动都记述了下来。

这就为我们形象客观地把握孔子的形象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

以下我便要将孔子的形象分为三个侧面：博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进而通过对《论语》的浅析，来描绘出真实生动的孔子形象。

一、勤奋理性的博学家
孔子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勤奋不倦的学习是贯穿孔子一生的主题。

《论语》中关于他的好学勤奋多有记载: 孔子很早便立下学习的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而学”(《论语·学而》)。

孔子学习如饥似渴，不断的寻找机会充实自己，善于在现实生活中汲取知识，多听多记，不耻下问，“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

孔子认为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

孔子以学习为乐，并对学习有很深的体会，“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孔子对学习要求极其严格，他常常担心自己的学习不进则退，因此时时策勉自己，“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

《论语·述而》曾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史记·孔子世家》所记略有不同：“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齐人称之。

”太史公多了“学之”两字。

但综合这两段记述可以看出，孔子在齐国与太师讨论音乐，欣赏了《韶》音之后被其所吸引，然后孜孜不倦的学习，以致“三月不知肉味”，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

这正符合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的精神。

孔子把学习作为终身的事业，在学习上不断修养自己，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
此外,《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对社会、人生、政治、礼仪、治学、修业、文学、艺术、人物、社会风习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品评、理解与论断也是他博学多识的最好说明。

孔子有着强烈的以人为本的理性精神，这便使得孔子对鬼神采取十分谨慎的理性态度，根据《论语·为政》中所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

”以及《论语·述而》中所言：“子曰：‘如我数年，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可将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以50岁为界分为两段：50岁以前，孔子对鬼神多采取回避的态度。

如季路问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答曰：“未只生，焉知死？”从孔子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不是不言鬼，而是将鬼事置于人事之后，先谈人事，后谈鬼事，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后谈”的鬼也是那些“合乎于礼”的鬼神而已，对于那些“不合乎礼”的鬼神则是坚决抵制。

如《论语·述而》中：“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将怪异妖孽之事，大力之事，叛乱之事，鬼神迷信之事放在一起，将他们完全排斥出其思想体系。

而在五十岁之后孔子“理性主义鬼神观”则更好的体现了他是一位理性的智者。

之所以说其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鬼神观”，是因为孔子所注重的是人们祭鬼神之“礼”，注重的是鬼神其自身体系中所包含的“礼”，如《礼记·礼运》中所指：“是故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

相对于前期回避鬼神的态度，孔子在五十岁之后转为较为重视鬼神。

但这正如上面所述，孔子的重鬼仅仅限于重视祭鬼神之礼以及重视鬼神内部之礼，其目的也是为了在现世的社会，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礼”的观念，从而实现其恢复“周礼”的理想。

此外，祭鬼神的仪式由世俗政权所把持，且祭祀中所祈求的内容也并非为了来世的轮回，而仅仅是为了此世的幸福。

正如《墨子·公孟》中所述：“执无鬼而学祭祀，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置也。

”因此，可以说孔子对鬼神，所看重的只是其“外”（祭祀之礼），而非其“内”（鬼神自身）。

不过我们仍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由于当时历史发展水平的限制，孔子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无神论”观，但其所表现的一种“理性主义鬼神观”则更能极好的表现出他是一位极其理性的博学者。

正如顾颉刚所说，“在这种地方，都可见他是一个最诚实的学者，不说一句玄妙的话，他决不是一个宗教家。

”[12]（P487）
二、积极进取的政治家
作为春秋时期的“士”阶层的代表人物，孔子将积极争取现实的政治权利视为他一生中最大的志愿，一方面，他不断奔走于齐鲁宋卫陈诸国，企图登上政治舞台，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积极招收弟子，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扩充成为教育集团，以培养“士”即“君子”，准备作为统治者的佐治人才。

孔子平生志向远大，然而“君子固穷”，郁郁不得志。

但是只要稍有机会，孔子就会显示出政治上的非凡才气。

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家境贫寒。

二十六、七岁时,在鲁国执政大夫季氏门下,孔子当上了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并表现出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这就是孔子常说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

到三十岁时，由于他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已有些名气。

但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

直到鲁定公九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五十一岁了。

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

而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 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

此时他已五十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十四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险些丧命。

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君终不用孔子。

鲁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三岁，患重病，不愈而卒。

孔子将“为政以德”作为其政治主张的基本出发点提出：“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此外孔子将“为政以礼”作为其政治主张的基本参照点，进而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意思就是开导人们以法制禁令，
使他们不为恶，若导而不从，则用刑罚以齐之，但是如果这样的话百姓虽然多方趋避，却仅能免于刑罚，而不知羞恶，但导民以德性，齐民以礼仪，则民众不仅能耻于不善，而且能至于为善，这便为君主指示了一条治理国家的明确道路。

其次在经济方面，《论语·子路》中提出，“子适卫，冉有朴。

子曰，‘庶矣哉！’冉有，‘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即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众多的人口，富足的财富，发达的教育，三者都具备，这样国家便大有希望了！由此也可看到孔子对教育的重视，特别是在其不能将政见付诸实践的情况下，更是将教育视为其间接从政的一种手段，主张学而优则仕，一方面吸收和重用社会上已有的贤能之士，一方面致力于教育来培养贤士和君子，从而实现自己“建国君民”的政治目的。

三、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虽然说孔子终身致力于政治活动，但最终却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时间都花费在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上，并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首先，是孔子针对“学在官府”转变为“学在四夷”的社会现实，创办了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从而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关于“类”，东汉的马融和梁朝的皇侃均作过注。

马融注，“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

”皇侃称，“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也，教之则善，本无类。

”这就是主张经济上和时间上允许的人，不论贫富、贵贱以及国别等等，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从而打破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文化垄断的现实，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给予了所有愿意学习的人以学习的机会。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孔子以前之教育事业，在家塾、党庠、乡序、国学，大率为家族地方长老所兼顾或国家官吏所主持。

私人而以教育为专业者，未之前闻，有之自孔子始。

孔子以一布衣养徒三千，本其‘有教无类’之精神，自缙绅子弟以至驵侩大盗，皆‘归斯受之’以智、仁、勇为教本，《诗》、《书》、执礼、执射、执御等为教条，‘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13]（P196-197）正因为如此，孔子在创办私学过程中，聚徒讲学，广收门徒达三千，其中有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成为贱人的仲子父和鄙家的子张，有以贷致富、家累千金的子贡，也蓬户瓮镛，捉襟见肘的原宪等等。

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大儒’；他开战国讲学游说之风；他创立，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级。

”[11]另一方面，孔子主张培养“仁”、“知（智）”、“勇”、“美”、“才”全方面的“君子”，其以“仁”、“礼”为立足点，以“修身”、“安人”为目的，教之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一系列全面且符合实际的内容，使之成为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溺于艺”的贤能之士。

孔子一生勤奋好学，从不知满足；对于学生的成长一直给与极大的关注，始终不知疲倦的教诲学生。

学生们称颂他为“圣人”，他仍非常谦虚的推辞道：“若圣与仁，则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