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

当代文学研究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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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闯琦文章来源：左岸会馆点击数：386 更新时间：2005-1-22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思路的分析，清理出近二十年来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并对这四种文学史观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对抗事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本文进而认为，除过传统左翼文学史观之外的三种文学史观，在若干年内将继续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传统左翼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
新左派文学史观启蒙现代性“救亡”现代性欲望现代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发生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论战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次思想论争，它在公开了中国学术界的分化的同时，也公开了许多潜在的思想和学术传统，开启了新的学术格局和研究思路。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思路的分析，本文清理出了近二十年来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

在九十年代的文学史家看来，八十年代的文学是建立在一种自觉建构起来的断裂文学史观上的。

这一断裂史观集中地体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提出和“人道主义文学”、“文学的主体性”等理论的建构上，在思想史上，则集中地体现在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理论中。

这种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学思潮认为，1949年至文革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对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严重倒退，是对“纯粹”的文学传统的背叛和断裂，而“文革”连同“文革文学”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这样，新时期文学的任务就是要“回到‘五四’”，接续被断裂的“现代”文学传统。

因此，在这样一种文学史观基础上的二十世纪文学史叙述中，十七年文学、尤其是文革文学就成为被严重压抑的部分，使之成为文学史上的“空白”。

这种文学史叙述一直持续至今，在许多学者那里依然是不证自明的“合法叙述”。

本文姑且称之为“启蒙主义”文学史观。

这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潮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可以被大致笼统地归结于强调“积极自由”、与“大众暴力”有内在联系的法俄式激进主义思潮，成为一种倡导“消极自由”的自由主义强势话语的反思和批判对象。

[1]它在欧美思想界以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激进思潮的反思和批判为特征，倡导一种渐进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历史发展模式。

在中国则对从“五四”
开始直到“文革”、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和批判，倡导一种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渐进发展观念和社会发展模式。

在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中，倡导转化中国传统思想的学者余英时、林毓生等也对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思潮进行了反思，批判了从“五四”到“文革”的激进的思想史发展线索[2]。

另一方面，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则挖掘和倡导一种自从晚清以来在中国出现、并在此后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的“现代性”，构建了一条从晚清到三十年代的上海、到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大陆的“另类现代性”线索[3]。

这两种叙事一破一立，对于中国“五四”以来的主流思想史和文学史叙事进行了巨大的颠覆。

事实上，八十年代大陆的主流思想叙事也处于这种叙事的颠覆力量之下，虽然二者在许多学者看来，其相似性远大于其差异性，比如对于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西方民主政治观念的认同等。

与这种叙事相呼应的文学史也就相应地建构起了从《海上花列传》、“鸳鸯蝴蝶派”小说到三十年代的张爱玲、到九十年代的“私人”写作的一个文学史叙事。

对这种“消极”自由主义思潮和文学史观的对抗是在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战而浮出水面的。

在中国，“新左派”本身是一个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却被普遍使用的概念。

被归于这一思想流派之下的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刘康、陈燕谷、韩毓海、李陀以及美国汉学家德里克等[4]。

虽然这些学者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水准参差不齐，但是在对待如何看待中国左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具有一致的立场和看法。

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和“新左派”有着很深渊源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其实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就出现在海外学者和大陆新锐学者的论著中。

刘禾、孟悦、戴锦华、周蕾、黄子平、汪晖、韩毓海、李杨等学者都已经发表了他们至今有着持续影响的论文和论著。

但是在当时的大陆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新左派”思潮的理论资源主要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卢卡契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左派理论，并融合了解构主义、弗洛伊德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新兴学说，成为一个不但具有理论深度、而且与时代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世界性思潮，在二十世纪晚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新左派”在中国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持续发展而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在自由主义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并将“市场”推向“神话”境地的时候，它针对“消极”自由主义对社会公正的忽视而采取了尖锐的批判性立场，并逐渐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面对新启蒙主义自从八十年代以来的所形成的强大历史和现实叙事，“新左派”首先在理论上以对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重新阐释为突破口，从而将“新启蒙主义”颠倒过来的历史再一次地颠倒过来。

而汪晖的长篇论文《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5]正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经典性文献。

虽然汪晖批评了韦伯对于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采取了双重的标准，但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事实上成为诊断中国的现代性的一个理论标准。

韦伯认为社会的理性化是一个“目的——工具合理性”日益增长的霸权过程，这一理性的设计将导致非理性的经济力量和官僚化的社会组织对个人的控制。

这样，依据“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被“新启蒙主义”叙事命名为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的50至70年代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6]而二十世纪左翼传统和左翼文学、包括十七年和文革传统与文学，就具有了比较资本主义更具“现代性”的选择，并且在建立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也就具有了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

刘禾、孟悦、戴锦华等学者对于延安时期文学的重新阐释、黄子平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再解读、李杨对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解读、韩毓海对于当代文学的发生和现代性问题的阐释等，都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新启蒙主义文学叙事的有力反击。

这些学者的共同努力事实上已经确立了一种可以大致命名为“新左派”的文学史观。

与此相应，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九十年代末，随着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世，使得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从以前的受冷落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并在客观上意外地使得“新左派”的文学史观得到了社会性的关注。

虽然这部文学史著作宣称一种中立的客观的著史立场，并且在事实上，著者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立场，但是由于受到卢卡契、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的影响，加之吸收了刘禾、黄子平等学者对于左翼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这样就比较客观地突显出了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重要文学史价值和地位，甚至因此引发了一场研究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潮流，使得久已被压抑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重新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

事实上，“新左派”学者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就已经对八十年代思想和文学主流观念进行系统地清理和反驳。

汪晖首先对作为八十年代思想根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发起了挑战。

他认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启蒙压倒救亡或者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形，事实上，二者始终是统一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目的之中的。

这一观点后来在韩毓海、李杨等学者的论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在韩毓海近年的论著中，已经暗含着一整套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左派”文学史观。

目前，有些学者已经自觉地对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进行了细致地清理。

李杨和旷新年分别在《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上撰文，对八十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纯文学”观念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提出了尖锐地批评。

李杨认为正是八十年代所倡导的“纯文学”观念应该为当下泛滥的“私人”和“欲望”写作负责[7]。

而旷新年则宣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已经耗尽了自己的革命性和活力，目前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极端保守力量，现在应该彻底放弃这一过时了的文学史观[8]。

目前，对文学、尤其是二十世纪左翼文学的重视与意识形态研究已经成为学术潮流。

与文学研究领域的风气转变相呼应，更多的学者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向了“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

这种在学术资源上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左翼有着密切关系的学术风气甚至达到了让许多学者担忧的地步，他们在以各种方式呼吁重新回到对文学自身的研究中来。

这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就会清理出四种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即传统左翼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新左派”的文学史观。

这四种文学史观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叉和对抗关系。

比如，传统左翼文学史观和“新左派”文学史观有着内在的一致之处，但是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站在传统左翼立场上看，“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可以都笼统地归结于自由主义文学史观，但事实上，后者对前者具有明显地颠覆作用。

从历史观上考察，传统左翼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都相信线性时间观、历史目的论和进化史观，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态度上都持一种比较激进的态度。

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则反对中心和历史目的论、对社会历史发展持一种渐进和改良的态度。

“新左派”文学史观则看起来更复杂一些。

在思潮上，传统左翼文学史观和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可以大致归于现代主义思潮，而后两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更多的内在关系。

下面本文将对九十年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和新左派文学史观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进行一番简要的梳理。

从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在八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很快取代传统左翼文学史观，成为正统和主流的文学史叙事，并且至今仍然在广大的文学研究界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且不说九十年代出版的几十部当代文学史几乎都持这种文学史观，单从近几年出版的主要几部当代文学史的文学史观就可以明显看出来，比如影响很大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而唯一一部倾向于“中立立场”的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李杨看来也事实上依然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史立场。

这一点洪子诚在给李杨关于文学史通信的回信中也坦然承认。

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写作、欲望写作、消费主义文化等日益成为文化市场上的主流，而张爱玲等以前受到传统左翼叙事和启蒙主义叙事压抑的作家作品纷纷也被挖掘出来，并形成了持续的热潮。

接着，海外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对于晚清的鸳鸯蝴蝶派、三十年代上海文学的现代性解读，使这种以欲望——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文学现象成为一种与传统左翼文学史叙事、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并立的文学史叙事。

在这种重新被挖掘出来的文学史叙事看来，传统左翼文学史叙事和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都属于宏大叙事，是应该被颠覆掉的，而它自己则是应该受到肯定的“日常生活叙事”。

事实上，面对这种新的叙事和它对自己的颠覆，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一直处于非常被动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即使有限的反抗也基本上是停留在比较无力的情绪层面，因为许多基础的观念和资源是二者共同拥有的，甚至可以说，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是对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的一种进一步的“发展”。

李杨就敏锐地指出作为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核心观念之一的“纯文学”观念就应该对九十年代的私人化欲望化写作负责。

可以补充的是，启蒙主义追求的“个人解放”、“个人自由”等观念恰恰为九十年代的“私人写作”、“欲望写作”从理论上开辟了道路。

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九十年代的林白、陈染、“美女作家”之间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内在线索的。

而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已经上升为经典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也是这两种文学史观的共同资源。

这样，虽然持启蒙主义文学史观的学者非常敏锐的感受到了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巨大威胁，但是由于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准备和清晰的梳理，加上阵营内部在九十年代的巨大分裂，就造成了反抗的软弱性和情绪性，没有上升到有力的理论层面。

比如九十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二张”、“二王”之争，就是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对于新兴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的一次充满激愤的“自卫反击战”。

由于反击者一开始就将自己设立为与“市场历史潮流”相一致的“欲望——消费写作”的对立面，这就注定了这次反击的悲壮性和失败性。

后来讨论和争论的不了了之事实上使得“欲望——消费”写作成为一种“历史潮流”被反击者、观望者和赞成者所共同认可。

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的迅速传播，并在事实上成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主流叙事。

而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则成为一种合法性可疑、但是又本能般的被广大知识分子认为必须坚持的一种文学史观。

这种状况直到“新左派”的出现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并使得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在理论上受到了有力的反抗。

“新左派”首先在理论层面对“消极自由主义”只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的理论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动摇了九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所建构的“市场神话”。

同时以韦伯的“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为理论基石，在“元话语”层面对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和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使得“古典自由主义”所神化的“现代化道路”还原为各种现代性方案中的一种，动摇了这种方案作为唯一一种现代化道路所具有的“历史潮流”特征。

然后，着力挖掘、论证“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合法性和优越性。

这样
一破一立，就使得“新左派”成为“自由主义”的主要平衡者。

并且，这种理论上的对抗也为“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出现在学理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左派文学史叙事主要针对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进行了反击，通过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历史和现实的重新解读和阐释，以使得被前两种叙事颠覆了的历史和现实重新颠倒过来。

针对启蒙主义文学史观的反击，除了本文上面已经介绍的之外，近年来引起普遍关注的是李杨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批评和李杨对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史观念的商榷。

对前者的批评引发了激烈的反批评，对后者的商榷引起了关于文学史观的深层次思索。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旗帜鲜明地坚持“根据新的文化特点来继续发扬五四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传统，其中也包括了原有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

”[9]因此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在九十年代的代表性著作。

针对支撑该文学史的主要理论“潜在写作”和“民间意识”，李杨在经过细致分析后认为，“对‘民间意识’的非历史化理解则忽略了‘民间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构。

”[10]在李杨看来，“民间意识”和“潜在写作”内含的恰恰是“纯文学”的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念，这种文学史叙事的明显弊端在于它用“潜在写作”构成的作家作品遮蔽了五十至七十年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三红一创”，因此是“非历史化”的理解。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李杨指出“撰写者的观点、方法存在矛盾，另外，上下编显得不平衡；指出福柯的那种‘系谱学’的方法没能在分析80年代以后文学的部分得到贯彻，并质疑以‘一体’和‘多元’对立的框架来结构当代文学史的合理性。

”[11]对此，洪子诚在回信中坦承自己著史时立场的矛盾，“原因是，对于启蒙主义的‘信仰’和对它在现实中的意义，我并不愿轻易放弃”。

[12]但是另一方面，他已经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精神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13]洪子诚的态度和立场对于九十年代以后的大多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具有很大代表性。

在李杨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内在观念依然是“纯文学”的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所谓“一体化”的进程即是“纯文学”被“一体化”和走向消失的进程。

而这也同样是一种“非历史化”的文学史叙事。

对于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的有力反击主要是由韩毓海进行的，虽然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的一个基本支撑点是与“宏大叙事”对立的、可以大致称为“日常生活叙事”的现代性叙事。

对这种“小传统”的坚持和表现正是《海上花列传》、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人的小说的主题。

并且，这种叙事还与四十年代的国学研究关注的“新儒学”理论相互呼应。

它们的共同点是既可以解决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危机，又可以渐进式的、稳妥地把中国带入一个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

另一个基本支撑点是由李欧梵等学者发现的上海租界所具有的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特征。

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可以通过不断的交往、讨论而最终合理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而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最终将把中国引向现代化。

李欧梵进而认为，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左翼文学界、尤其是鲁迅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公共空间，反而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破坏了这种难得的公共空间。

[14]韩毓海正是针对这两个基本的支撑点，对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韩毓海认为，张爱玲小说在实质上“是用一种现代都市的个人主义，来反抗晚近以来追求意义的乌托邦的中国现代性主导叙事。

”“她认为中国城市民间的内在的合理主义，要比外在的乌托邦意义理性的强加更有利于中国的现代进程。

”[15]这种看法和四十年代冯友兰、陈寅恪、钱穆等国学大师对新儒学的关注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也与四十年代国统区
主流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两个极端中的英国经验合理主义一端的选择这种大的文化背景有关。

韩毓海认为，根据朱光潜的表述，西方现代进程的内在分裂表现为“肇始于英国经验主义，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世俗化进程’，与德国式的追求‘对更高级假定的假设’的‘文化革命’，即为摆脱内在焦虑而进行的‘创造历史’的伟大叙事的分裂。

”[16]而中国知识分子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悲剧在于，总是把这两个极端中一端本质化为西方现代性的全部。

“一般说来，在40年代以前，中国人倾向于把西方现代性理解为与追求不可见的意义秩序相关的文化叙事，而在政治、经济上，法国的‘公民精神’和德国的‘国民经济’被当作‘现代’之核心。

而在40年代的短暂时期里，追求‘直接满足的有限价值’的世俗化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才在通商口岸被表述；正像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感到她在历史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一样，‘历史’和‘真理’这些不可见的意义秩序不再被强调，在政治经济上，生活情趣代替了公民精神，民间社会代替了国家经济。

[17]”但是在西方，这两个极端则是统一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并没有互相偏废。

中国单纯对其中任何一极的强调必将带来巨大的悲剧。

在国学领域，具有“文化激进主义特征”的、以朱熹学说为代表的理学思潮，被具有“温和现实主义”特征的王阳明的心学思潮所代替，因为“一方面，晚近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地方的自主性加大，使儒学越来越具体化和地方化，从而影响了其普遍性；另一方面儒家的普遍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才达成的，这样的结合造成的体制的低效和脆弱有目共睹，特别是与新儒学所倡导的地方民间结构调整，日常世俗生活方面所造成的活力相比，经典儒学从‘大理’出发的文化激进主义，在社会调节方面远没有新儒学肯定‘人欲’的温和的现实主义立场有效。

”[18]
在韩毓海看来，虽然“‘新儒学’对于民间世俗生活的肯定和内在调节的作用，可以避免西方现代体制合理化所造成的高高在上的‘理性’对于人间世的‘僭妄’，而且它也支持了通商口岸中国现代都市的繁荣，”但是，由于它一开始就不得不悲观地放弃儒家的道德普遍主义精神的大同国家理想，因此它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只是想象性的。

按照深受钱穆影响的美国汉学家墨子刻的看法，只有“毛泽东思想成功地整合了道德伦理秩序和国家法律制度，在这种重建普遍主义的意义上，从而使新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墨子刻认为这也是经典儒家的在现代的伟大成功。

而新儒学最终可能导致的地方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使它无法作到这一点。

”[19]
韩毓海的结论是：“因此，当我们今天‘回到’市场特别是‘民间社会’时，我们就不应该片面地回到‘四十年代’，回到通商口岸，起码在‘回到’之前，我们应该要认识到：①通商口岸的弱点是国家主权脆弱，理性价值荡然，在最终意义上，这一点不是有利于其发展，而是阻碍了其发展；②中国的‘江湖’思想与‘天下’观一样有害于体制合理化；③中国民间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焦虑的能力，最多只能是一种‘发散式’的现代功能，而非集约式功能，中国民间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现代合理化功能，这是民间社会与哈贝马斯之公民社会之本质不同。

”[20]而张爱玲小说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出了所谓的“都市民间社会”和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界所希望的“日常生活现代性方案”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所具有的想象性和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