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写作 共时的结构

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

南帆

内容提要通过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现状的考察，认为迄今多数当代文学史著作仍将时序作为组织文学事实的主轴，文章提出并着重阐述了对当代文学史进行共时的结构研究——擅长将众多文学事实从时序之中转换到共时的平面上，在其相互关系的网络内部发现特定的结构，或者在特定的结构内部分析各种文学事实的特征。结构、因素、关系，成为可能构思另一种当代文学史的三个有效的关键词。

一

“当代文学”似乎已经演变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划定

某一个时间段落的文学。据考，这个概念最初出现于20世

纪5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研究逐渐放弃了五四

文学革命之后的习惯表述“新文学”。这个改变隐含了社会

以及文化性质的一套完整阐释：“‘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提

出，不仅是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

学的性质的指认和预设的内涵。”①

现在，这些阐释成为常识，

“当代文学”亦作为一个固定的称谓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相对地说，“当代文学史”的概念仍然立足未稳。现今

看来，最为彻底的质疑显然来自一个观点——“当代文学

不宜写史”。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唐弢。

争论开始之后，施蛰存曾经出面为之助阵。他们否认当代

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理由是：“当代”与“史”即是矛盾。当

代文学处于“现在进行式”，一切都在未定之数，匆匆忙忙

地冠以“历史”多少有些轻率。“历史需要稳定”，“当代事，

不成‘史’”——以历史的名义做出结论必须拥有特殊的权

威，通常意义上的一家之言算不上合格的历史著作②。

尽管唐弢与施蛰存均为学术泰斗，他们还是无法为当代文学

史写作降温。人们至少可以争辩说，文学史著作具有多种

模式，包括对于时间距离的多种理解和处理。当代文学史

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现场的情绪、带有参与者的体温，

漫长的时间距离可能修正作者的偏激、盲视或者个人恩怨

引起的不公，然而，人们必须偿付代价。史料丢失、无法

还原事件的脉络、局外人的冷漠、因为时过境迁而察觉不

到当时的气氛——这些都可能成为时间距离造成的损失。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史”的合法性无可非议，必须

推敲的是另一点：哪些人是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合格作者?

据统计，截止1999年，“以‘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史’

命名的著作共有48部之多”③

。当代文学史数量如此之多，

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种写作是否慎重。相对于通常意

义上的历史厌倦症，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畸形繁荣令人不

安——似乎没有多少作者深刻地考虑过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提供教材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最为常见的动因。现成

的订单常常冲淡了必要的追问——文学史写作的根本目的

是什么?另一些作者似乎更多地因为学术等级的压力而介

入文学史写作。相当长的时间里，学院内部无形地认可了

一批观念：训诂考据的学术含量高于义理阐发，古典文学

研究的学术含量高于现代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含

量高于文学批评。屈从于这种学术等级的产物即是，许多

人将由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写作视为学术成熟的标志。

历史写作历来是传统文化之中的重大事件。历史著作

远远不止于收集资料、留存档案。历史写作的意义同时还

在于立规矩，明是非，褒扬传统，为后人提供一面镜子。

永驻史册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文学史写作显然

包含了巨大的文化权力：确立文学经典，倡导文学规范，

区分一流作家或者三流作家，主宰学院内部的文学教育，

如此等等。许多时候，文学史写作隐含了指点江山、臧否

人物的巨大快感。然而，如果作者未曾拥有足够的“史识”，那么，文学史写作很可能成为权力的滥用。正如一个民族

的历史常常是民族自我认同的归宿，文学史写作也是文学

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这通常包含了某一个时段文学成就、价值和功能的评价，包含了文学理想的倡导以及对未来文

学的展望。总之，文学史不仅汇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同时还汇聚了自我、社会、历史。显然，这两方面交织将

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纬线。

“当代文学”是一个宽泛的时间限定。然而，“当代文

学史”必须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界桩。这涉及通常所说的

文学史分期问题——一个争讼不断的焦点。许多时候，人

们因为不同的文学史分期辩论得面红耳赤。我更愿意认为，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文学史分期。各种文学史分期观念

表明了处理历史资料的不同视野、参照坐标以及认识目的。进入历史的角度肯定不只一个，重要的是，每一个角度如

何提供与众不同而且又令人信服的解读。一种相当普遍的

观点认为，“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必须上溯至1942年毛泽

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如洪子诚指出的那样，20世纪40年代前期“是一个文学共生的时期”。左翼

文学、革命文学与“纯文学”、通俗文学以及种种“自由主义”作家均占有一席之地

④

。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左

翼文学、革命文学，包括种种涵义相近的概念，例如“无

产阶级文学”、“工农兵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急速

地晋升到支配地位，并且具有愈来愈强的排他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然是一个确立方向的历史标志。

这种文学史分期的依据聚焦于文学“内部”，聚焦于文

化风格、美学类型或者文学潮流的动向。相对地说，另一

种更为常见的观点是，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视为“当代文学史”的开端。这种文

学史分期的依据在于，强调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转折对于

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众多的历史著作之中，1949年是一个

新纪元的开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起源。文学始终是革命

运动之中的一个活跃因素。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权体系，文

学功不可没；一个崭新的国家隆重崛起之后，文学必然跨

入了另一个不寻常的阶段。显然，这种叙述有助于“把文

学史的写作更为准确地契入到革命历史的论述当中”

⑤

。

然而，这种文学史分期的依据通常隐含了一个要求：

更多地阐述政权体系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如果说，一个崭

新的国家崛起意味着一套行政体系的确立，那么，这一套

行政体系如何介入文学生产是当代文学史描述的重要内容。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独具的显著特征。20世

纪上半叶，各种文学主张曾经争论不休，但是，当时的行

政体系对于文学鞭长莫及。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多数当代

文学史著作并未对这个主题投入足够的精力。相形之下，

洪子诚对于文学体制如何细致地控制文学生产的考察尤为

令人瞩目。从文学机构的设立、出版业和报刊的状况到作

家的身份，洪子诚分析了一整套管理和监督文学生产的严

密体制，分析这一套体制如何保证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

持续。如同一张隐蔽的网络愈收愈紧，公共领域的消亡、

批判运动的巨大杀伤力以及众多作家噤若寒蝉的精神状态

无不可以追溯到这一套体制。洪子诚指出：“在‘当代’，

文学‘一体化’这样一种文学格局的构造，从一个比较长

的时间上看，最主要的，并不一定是对作家和读者所实行

的思想净化运动。可能更加重要的，或者更有保证的，是

相应的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体制’的问题，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可能是不可见的。复杂的‘体制’所构成的网，使当

代这种‘一体化’的文学生产得到有效的保证。为什么说

有的是不可见的呢?因为有的事情、规定，并没有形成文

字，也没有相应的实施的机构，但靠成员之间的‘默契’(不

管是自动地，还是被迫的)所达成的‘协议’来实现。”

⑥

这一套严密的文学生产体制显示，当代文学力图承担

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宏大使命。这时的宏大使命，意识

形态不惮于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并且与行政机构密切合

作。文学以及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如何具有类似于国家机

器的强大功能，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解决的新

型问题。文化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

色。晚清以来，文学逐渐抛弃了吟风弄月的传统，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