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党”现象的调研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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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在我国现行的经济条件下,“黄牛党”的活动固然不能被一概否定,但也不该被一概肯定。作为一种凭恃体力或不正当手法来囤积稀缺资源和相关票证,将其价格哄高以赚取差价的团体,黄牛党无疑会加重某些稀缺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价格虚高,社会福利蒙受较大损失。
我们认为,评价“黄牛党”的活动在某一时期内的某一领域的作用到底是以正面为主还是负面为主,应当结合在当时当种情况下,不同人群对稀缺资源的不同评价,同时结合这一时期内稀缺资源的供给状况,对比这种供给状况与“黄牛党”最终炒高的价格之间的关系,来评价“黄牛党”的活动是否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
就我们的前期观察而言,北医三院“黄牛党”倒卖专家号的活动在一个时期内显得相当的猖獗。据我组一些同学的亲身观察,以及通过了解相关情况的同学介绍,一些“黄牛党”在前一天晚上,医院门诊部下班之后,就等候在门诊部大厅外,晚上等候一夜,取得号位后,在第二天高价转卖给亟需专家号的患者。
在这一过程中,该医院门诊部的“黄牛党”符合我们对于“黄牛党”凭恃体力或不法手段抢购稀缺资源并倒卖牟利的群体的定义。
同时由于不同人群的时间价值不同,时间价值更高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寻求更高的花费以更快更安全地获得资源,同时,由于资源的紧缺,排在队伍后面的消费者失去交易机会的风险也随之提高,所以,更多的人愿意通过黄牛党来尽快安全地获得资源。
黄牛号价格的形成
黄牛号的出现,其本质还是市场主体通过中介调节供求关系的产物。由于限价导致的医院专家号供给短缺,消费者能够得到的资源有限,黄牛号的价格可能相对于均衡状态要高得多,如下图2所示。
一般而言,在世界范围内,“黄牛党”的活动都受到政府的制止与打击,但其活动又在各国长期存在,这不但暴露了这些领域市场供求关系与实际价格的偏差,也促使我们更理性地看待“黄牛党”的作用,通过对一些个例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黄牛党”活动的评价标准,获得评价他们行为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的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现象本质,了解社会现状,有着重要的作用。
价格实际价格
A需求供给
均衡价格
B限价
数量
图2
如图所示,如果“黄牛党”的活动是绝对有效率的,患者就必须负担比均衡价格高A的价格,这个价格要比相关部门负担的限价高(A+B)的数量,整个市场所蒙受的福利的损失要大于限价而不存在黄牛党的状态。
但“黄牛党”的活动明显不会是绝对有效率的。
众所周知,在医院以及其他“黄牛党”活动的区域,往往存在着“黄牛”活动的规模效益,成群的“黄牛党”比单独活动的“黄牛”要有效率得多,所以更多情况下,“黄牛党”服务的供给往往形成垄断。而垄断的结果就是黄牛党从中要获取更多的利润,所以最终形成的价格要比上述模型中推出的价格(限价+A+B)更高,消费者负担的价格也就更高。
就现代社会被普遍接受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而言,商品的价格由完全竞争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无疑是最优的。但由于公共品的提供必需考虑到公众对其价格的承受能力,其实际价格往往要低于其本身应有的价格,这就导致众多消费者不得不用排队的方式来竞争稀缺的资源。在排队的过程中,一些对商品的评价比较高的消费者,愿意花费更高的价钱去尽快地获得这类产品。同时,一些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评价与商品的定价差别并不大。面对同一种资源,在资源的供给缺口并不大的时候,前一种消费者能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而当资源缺口加大,两种消费者面对同样的无法获得该资源的风险时,前一种消费者所蒙受的损失也就更大。
调研报告独创性声明1
前言1
背景3
实践地背景3
课题社会背景4
成员分工5
相关的理论分析5
医院专家号供求的经济学模型6
黄牛号价格的形成7
不同人群对“黄牛党”活动评价8
问卷调查结果9
1:是否在医院挂号过程中接受过专家黄牛号:9
2.在不得不选择黄牛号的情况下,您所能接受的转手费用的价位:10
3.对医院黄牛党的态度:11
4.基于此种情况,忽视技术层面的问题,黄牛党应不应该取缔:12
数据结果分析13
结论与对策15
黄牛党存在的合理性15
黄牛党的危害15
对策16
结语17
致谢17
参考文献17
调研报告独创性声明
本组声明:本报告是本组成员在两位指导老师及特别提出感谢的老师指导下进行的调研工作和取得的调研成果。据我们所知,除了文中特别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报告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们一同工作或对我们调研工作作出帮助的同学和老师所作的任何贡献已在报告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建国以后,由于特殊的经济体制,“票证”成为那一时期我国消费品供求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交换媒介,拥有更多票证的居民有可能将票证转卖给其他人,从而形成一种学界所谓“自发”的“黄牛党”行为。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供求关系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在特殊时期内,形成了严重的“官倒”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典型的黄牛党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上世纪九十年代,“官倒”现象逐渐销声匿迹,民间自发的,凭借体力和其他手段囤积稀缺资源并倒卖赚取差价的“黄牛党”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就我们的观察而言,该医院对于“黄牛党”的活动也做出了相应的对策,比如开放价格相对较高,能够筛除一些对专家号需求并不急切的的患者,保证更需要专家号的患者享受医疗资源的“特需门诊”。这样的举措及其实行效果,对于我们观察“黄牛党”活动的规律以及医院“黄牛”号价格的形成、不同人群对于“黄牛”的评价背景有着极大的帮助。
课题社会背景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逐步融入世界市场经济的潮流,面对市场上各项稀缺资源的供求矛盾,“黄牛党”在市场上纵横捭阖,在百余年来的中国经济舞台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国“黄牛党”最早起源于二十世纪初叶的上海,在上海方言语境下,“党”作为城市无业游民合伙作恶,危害一方的形象,往往包含一定的贬义,如清末葛元熙在其《沪游杂记》中记载:“沪上无业游民串诈乡民孤客,或乘机局骗,或无债索偿,遇者受其欺凌,旁人莫辨真伪,谓之‘拆梢党’城中又有‘豆腐党’,系失业豆腐店伙成群作恶,屡经巡防局惩治,此风稍戢。”在此处,“拆梢党”、“豆腐党”的“党”与“黄牛党”的“党”意思相同,都含有“遇事生风、串诈乡民”的流氓无产者集团的含义。
“黄牛党”,是一种游离于正常的市场规则甚至法律法规之外的,以倒卖票证和稀缺资源为途径的中介投机行为。一般而言,黄牛党是产生于资源稀缺领域的一种自发的中介行为。由于市场交易价格与市场供求关系之间的偏差,而导致的供求短缺或过剩,导致了黄牛党——这种特殊的中介群体——得以产生,并快速地发展起来。
“黄牛党”这一词汇本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地区惯用的概念,在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持力气或采取不正当手法抢购稀缺资源以及车票、门票,高价出售并从中获利的人。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方言语境下,“党”作为一种城市无业游民的概念,往往包含着一定的贬义。但从实际经济社会运行的现状来看,黄牛党的活动并不能被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专家号目前供需关系紧张,黄牛活动猖獗,该医院推出“特需门诊”服务来应对黄牛党对就诊秩序的挑战的具体情况为背景,结合学校关于本专业认识实习的统一安排和相关要求,于2014年7月7日至7月18日在该医院做了关于“不同群体对北医三院门诊黄牛号的态度及其经济学解释”的主题调研。旨在通过北医三院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的分析,对“黄牛党”行为进行经济学范畴内的初步评价与分析。
成员分工
统筹工作:刘思泽
调查问卷设计:郝娜、赵黎钰
文字整理编辑:高金河、牟思宇
PPT制作:高金河、吴睿
定性定量调查:刘思泽、郝娜、赵黎钰、高金河、牟思宇、吴睿
相关的理论分析
在资源配置的相关领域内,一般而言,完全竞争市场的供求关系所确定的价格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但实际上,由于具体经济运行条件和相关政策现状的制约,市场上所实行的价格并不完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当市场上的价格——不管是出于政府强制的定价,或是市场运行中所形成的实际价格粘性(stickyprice)制约导致的价格变化滞后于供求关系价格——低于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一种资源应该有的价格时,将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资源的短缺。
截止2012年,我国共有各类医疗机构950297所,医院23170所,其中综合医院15021所,服务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134735万人。平均每所医院服务5.8151万人,每所综合性医院服务8.9698万人。同时,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区域、城乡医疗卫生水平的具体差异,我国医疗资源相对比较贫乏,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远远大于现阶段医疗服务的供给。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及相关环境问题的影响,我国居民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还将明显的加大,供求关系也许会变得更加紧张。同时,由于作为公共品提供的医疗服务定价不可避免的偏低,在各大城市大型综合性医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猖獗的“黄牛党”的活动。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接受我们调查问卷的很多患者表示,经常遇到辛辛苦苦排到号码,但医生因故未能出诊的情况,有一位多次遭遇这种情况的患者甚至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上写下了相当过激的言辞来评价医院和专家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所蒙受的损失明显要大于医院,所以,本来出于保护消费者目的的限价行为,反而导致了消费者蒙受更大的损失。
医院专家号供求的经济学模型
为简化模型起见,我们用一次函数建立了下图1的经济学模型。
价格
需求供给
限价数量
图1
不言而喻的,在医疗服务业的供求关系中,我国居民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弹性较小,而医院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弹性保持在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在价格相对较低时,医院可能减少医疗服务的供应,医疗专家也缺乏激励去进行收益微薄的应诊服务,可能会更多的把精力投入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去,导致供求矛盾更加严峻,造成更大程度的医疗资源短缺。
就全国而言,北医三院无疑是一所有着较高诊疗能力,深受患者信赖的综合性医院。同时,这所医院的很多科室在全国范围内也享有盛名。所以,该院专家号的供求矛盾也显得相对突出一些。
就我们前期采访到的一些同学、老师的亲身经历而言,他们在北医三院的就诊过程中,在普通门诊遭遇到号源不足的问题相对较少,而上午的专家号供求关系就比较紧张。由于专家的接诊能力有限,每天接诊的专家人数也并不多,黄牛党的活动也主要地集中在这一领域。
背景
实践地背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成立于1958年,是卫生部部管的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定点医院。据网络资料显示,该医院拥有床位1264张,设有34个临床科室、10个医技科室,有26个硕士点、27个博士点、1个临床博士后流动站。在岗博士生导师近57人,中科院院士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长江学者1人。
在这种供求关系与实际定价相矛盾中,医院专家号的供求与定价无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和医疗发展水平具体现状的制约,为了保证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看得起病,保证更多人民群众对于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的得到满足,我国对各类门诊挂号的价格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但同时,由于医疗技术、教育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医疗资源还相对稀缺。截止2012年,我国共有各类医院23170所,其中公立医院13384所,占总数的57.76%;综合医院15021所,占总数的64.82%;三级医院1624所,仅占总数的7.01%(其中三甲级医院989所,占总数的4.27%)。同时,2012年,我国有卫生从业人员9115705人,其中执业医师2138836人。按我国人口14亿人计算,平均每1500人中才有一名执业医师,而专家更是凤毛麟角。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我们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媒体的大量报道而言,我国居民似乎对专家门诊的偏好程度更高,市场对于专家门诊的需求也就更加高涨。明显地,在这样的情境下,“黄牛党”进入这一领域无疑将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帕累托改进。
组长Leabharlann Baidu字:
日期: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各种稀缺资源的供求状况有所好转,人民支付能力普遍提高。但在一些领域,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制约,资源的供求关系仍然相对紧张,使得资源的需求方不得不寻求其他的途径,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更稳定安全地获得这些稀缺资源,这就导致了黄牛党——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市场上的交易中介,同时也作为某种意义上市场秩序的破坏者——的产生与猖獗。
我们认为,评价“黄牛党”的活动在某一时期内的某一领域的作用到底是以正面为主还是负面为主,应当结合在当时当种情况下,不同人群对稀缺资源的不同评价,同时结合这一时期内稀缺资源的供给状况,对比这种供给状况与“黄牛党”最终炒高的价格之间的关系,来评价“黄牛党”的活动是否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
就我们的前期观察而言,北医三院“黄牛党”倒卖专家号的活动在一个时期内显得相当的猖獗。据我组一些同学的亲身观察,以及通过了解相关情况的同学介绍,一些“黄牛党”在前一天晚上,医院门诊部下班之后,就等候在门诊部大厅外,晚上等候一夜,取得号位后,在第二天高价转卖给亟需专家号的患者。
在这一过程中,该医院门诊部的“黄牛党”符合我们对于“黄牛党”凭恃体力或不法手段抢购稀缺资源并倒卖牟利的群体的定义。
同时由于不同人群的时间价值不同,时间价值更高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寻求更高的花费以更快更安全地获得资源,同时,由于资源的紧缺,排在队伍后面的消费者失去交易机会的风险也随之提高,所以,更多的人愿意通过黄牛党来尽快安全地获得资源。
黄牛号价格的形成
黄牛号的出现,其本质还是市场主体通过中介调节供求关系的产物。由于限价导致的医院专家号供给短缺,消费者能够得到的资源有限,黄牛号的价格可能相对于均衡状态要高得多,如下图2所示。
一般而言,在世界范围内,“黄牛党”的活动都受到政府的制止与打击,但其活动又在各国长期存在,这不但暴露了这些领域市场供求关系与实际价格的偏差,也促使我们更理性地看待“黄牛党”的作用,通过对一些个例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黄牛党”活动的评价标准,获得评价他们行为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的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现象本质,了解社会现状,有着重要的作用。
价格实际价格
A需求供给
均衡价格
B限价
数量
图2
如图所示,如果“黄牛党”的活动是绝对有效率的,患者就必须负担比均衡价格高A的价格,这个价格要比相关部门负担的限价高(A+B)的数量,整个市场所蒙受的福利的损失要大于限价而不存在黄牛党的状态。
但“黄牛党”的活动明显不会是绝对有效率的。
众所周知,在医院以及其他“黄牛党”活动的区域,往往存在着“黄牛”活动的规模效益,成群的“黄牛党”比单独活动的“黄牛”要有效率得多,所以更多情况下,“黄牛党”服务的供给往往形成垄断。而垄断的结果就是黄牛党从中要获取更多的利润,所以最终形成的价格要比上述模型中推出的价格(限价+A+B)更高,消费者负担的价格也就更高。
就现代社会被普遍接受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而言,商品的价格由完全竞争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无疑是最优的。但由于公共品的提供必需考虑到公众对其价格的承受能力,其实际价格往往要低于其本身应有的价格,这就导致众多消费者不得不用排队的方式来竞争稀缺的资源。在排队的过程中,一些对商品的评价比较高的消费者,愿意花费更高的价钱去尽快地获得这类产品。同时,一些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评价与商品的定价差别并不大。面对同一种资源,在资源的供给缺口并不大的时候,前一种消费者能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而当资源缺口加大,两种消费者面对同样的无法获得该资源的风险时,前一种消费者所蒙受的损失也就更大。
调研报告独创性声明1
前言1
背景3
实践地背景3
课题社会背景4
成员分工5
相关的理论分析5
医院专家号供求的经济学模型6
黄牛号价格的形成7
不同人群对“黄牛党”活动评价8
问卷调查结果9
1:是否在医院挂号过程中接受过专家黄牛号:9
2.在不得不选择黄牛号的情况下,您所能接受的转手费用的价位:10
3.对医院黄牛党的态度:11
4.基于此种情况,忽视技术层面的问题,黄牛党应不应该取缔:12
数据结果分析13
结论与对策15
黄牛党存在的合理性15
黄牛党的危害15
对策16
结语17
致谢17
参考文献17
调研报告独创性声明
本组声明:本报告是本组成员在两位指导老师及特别提出感谢的老师指导下进行的调研工作和取得的调研成果。据我们所知,除了文中特别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报告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们一同工作或对我们调研工作作出帮助的同学和老师所作的任何贡献已在报告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建国以后,由于特殊的经济体制,“票证”成为那一时期我国消费品供求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交换媒介,拥有更多票证的居民有可能将票证转卖给其他人,从而形成一种学界所谓“自发”的“黄牛党”行为。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供求关系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在特殊时期内,形成了严重的“官倒”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典型的黄牛党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上世纪九十年代,“官倒”现象逐渐销声匿迹,民间自发的,凭借体力和其他手段囤积稀缺资源并倒卖赚取差价的“黄牛党”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就我们的观察而言,该医院对于“黄牛党”的活动也做出了相应的对策,比如开放价格相对较高,能够筛除一些对专家号需求并不急切的的患者,保证更需要专家号的患者享受医疗资源的“特需门诊”。这样的举措及其实行效果,对于我们观察“黄牛党”活动的规律以及医院“黄牛”号价格的形成、不同人群对于“黄牛”的评价背景有着极大的帮助。
课题社会背景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逐步融入世界市场经济的潮流,面对市场上各项稀缺资源的供求矛盾,“黄牛党”在市场上纵横捭阖,在百余年来的中国经济舞台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国“黄牛党”最早起源于二十世纪初叶的上海,在上海方言语境下,“党”作为城市无业游民合伙作恶,危害一方的形象,往往包含一定的贬义,如清末葛元熙在其《沪游杂记》中记载:“沪上无业游民串诈乡民孤客,或乘机局骗,或无债索偿,遇者受其欺凌,旁人莫辨真伪,谓之‘拆梢党’城中又有‘豆腐党’,系失业豆腐店伙成群作恶,屡经巡防局惩治,此风稍戢。”在此处,“拆梢党”、“豆腐党”的“党”与“黄牛党”的“党”意思相同,都含有“遇事生风、串诈乡民”的流氓无产者集团的含义。
“黄牛党”,是一种游离于正常的市场规则甚至法律法规之外的,以倒卖票证和稀缺资源为途径的中介投机行为。一般而言,黄牛党是产生于资源稀缺领域的一种自发的中介行为。由于市场交易价格与市场供求关系之间的偏差,而导致的供求短缺或过剩,导致了黄牛党——这种特殊的中介群体——得以产生,并快速地发展起来。
“黄牛党”这一词汇本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地区惯用的概念,在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持力气或采取不正当手法抢购稀缺资源以及车票、门票,高价出售并从中获利的人。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方言语境下,“党”作为一种城市无业游民的概念,往往包含着一定的贬义。但从实际经济社会运行的现状来看,黄牛党的活动并不能被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专家号目前供需关系紧张,黄牛活动猖獗,该医院推出“特需门诊”服务来应对黄牛党对就诊秩序的挑战的具体情况为背景,结合学校关于本专业认识实习的统一安排和相关要求,于2014年7月7日至7月18日在该医院做了关于“不同群体对北医三院门诊黄牛号的态度及其经济学解释”的主题调研。旨在通过北医三院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的分析,对“黄牛党”行为进行经济学范畴内的初步评价与分析。
成员分工
统筹工作:刘思泽
调查问卷设计:郝娜、赵黎钰
文字整理编辑:高金河、牟思宇
PPT制作:高金河、吴睿
定性定量调查:刘思泽、郝娜、赵黎钰、高金河、牟思宇、吴睿
相关的理论分析
在资源配置的相关领域内,一般而言,完全竞争市场的供求关系所确定的价格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但实际上,由于具体经济运行条件和相关政策现状的制约,市场上所实行的价格并不完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当市场上的价格——不管是出于政府强制的定价,或是市场运行中所形成的实际价格粘性(stickyprice)制约导致的价格变化滞后于供求关系价格——低于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一种资源应该有的价格时,将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资源的短缺。
截止2012年,我国共有各类医疗机构950297所,医院23170所,其中综合医院15021所,服务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134735万人。平均每所医院服务5.8151万人,每所综合性医院服务8.9698万人。同时,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区域、城乡医疗卫生水平的具体差异,我国医疗资源相对比较贫乏,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远远大于现阶段医疗服务的供给。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及相关环境问题的影响,我国居民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还将明显的加大,供求关系也许会变得更加紧张。同时,由于作为公共品提供的医疗服务定价不可避免的偏低,在各大城市大型综合性医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猖獗的“黄牛党”的活动。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接受我们调查问卷的很多患者表示,经常遇到辛辛苦苦排到号码,但医生因故未能出诊的情况,有一位多次遭遇这种情况的患者甚至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上写下了相当过激的言辞来评价医院和专家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所蒙受的损失明显要大于医院,所以,本来出于保护消费者目的的限价行为,反而导致了消费者蒙受更大的损失。
医院专家号供求的经济学模型
为简化模型起见,我们用一次函数建立了下图1的经济学模型。
价格
需求供给
限价数量
图1
不言而喻的,在医疗服务业的供求关系中,我国居民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弹性较小,而医院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弹性保持在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在价格相对较低时,医院可能减少医疗服务的供应,医疗专家也缺乏激励去进行收益微薄的应诊服务,可能会更多的把精力投入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去,导致供求矛盾更加严峻,造成更大程度的医疗资源短缺。
就全国而言,北医三院无疑是一所有着较高诊疗能力,深受患者信赖的综合性医院。同时,这所医院的很多科室在全国范围内也享有盛名。所以,该院专家号的供求矛盾也显得相对突出一些。
就我们前期采访到的一些同学、老师的亲身经历而言,他们在北医三院的就诊过程中,在普通门诊遭遇到号源不足的问题相对较少,而上午的专家号供求关系就比较紧张。由于专家的接诊能力有限,每天接诊的专家人数也并不多,黄牛党的活动也主要地集中在这一领域。
背景
实践地背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成立于1958年,是卫生部部管的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定点医院。据网络资料显示,该医院拥有床位1264张,设有34个临床科室、10个医技科室,有26个硕士点、27个博士点、1个临床博士后流动站。在岗博士生导师近57人,中科院院士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长江学者1人。
在这种供求关系与实际定价相矛盾中,医院专家号的供求与定价无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和医疗发展水平具体现状的制约,为了保证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看得起病,保证更多人民群众对于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的得到满足,我国对各类门诊挂号的价格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但同时,由于医疗技术、教育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医疗资源还相对稀缺。截止2012年,我国共有各类医院23170所,其中公立医院13384所,占总数的57.76%;综合医院15021所,占总数的64.82%;三级医院1624所,仅占总数的7.01%(其中三甲级医院989所,占总数的4.27%)。同时,2012年,我国有卫生从业人员9115705人,其中执业医师2138836人。按我国人口14亿人计算,平均每1500人中才有一名执业医师,而专家更是凤毛麟角。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我们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媒体的大量报道而言,我国居民似乎对专家门诊的偏好程度更高,市场对于专家门诊的需求也就更加高涨。明显地,在这样的情境下,“黄牛党”进入这一领域无疑将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帕累托改进。
组长Leabharlann Baidu字:
日期: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各种稀缺资源的供求状况有所好转,人民支付能力普遍提高。但在一些领域,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制约,资源的供求关系仍然相对紧张,使得资源的需求方不得不寻求其他的途径,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更稳定安全地获得这些稀缺资源,这就导致了黄牛党——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市场上的交易中介,同时也作为某种意义上市场秩序的破坏者——的产生与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