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立足乡土，研究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有多种多样，我们提出农业现代化这一口号已经多年，但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多为器物的现代化以及观念的现代化，而没有实现制度上的现代化。曹氏在书中也指出一些后现代的观点与当代农村实际存在着矛盾。诚然，有一些观点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它的实现必须有合适的土壤。要和具体的国情和实际密切符合，中国农村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个性，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沉淀几千年。现代文明的冲击终究只能改变表象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农村新面貌，但是扎根于农民性格之中的深层东西却无法轻易改变。曹氏的这本著作改变了以往调查报告只重规范而缺联系实际的遗憾，他用生动翔实的叙事文体和丰富多样的案例和样本为我们诠释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实际，以小见大来反映三农问题对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性，这本书通篇没有复杂的说理和对概念的演绎，但却从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刻研究。诚然，农村需要现代化，但是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农村建设改善，还是农村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的不断改进，这都值得我们今人的不断思索。

众所周知，我国城乡发展呈现出二元结构，但是农村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级差，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已经逐步实现了农业向工商业的跨越，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小康水平。而广大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却依旧处于较原始的生产生活状态，农民生活也较为艰辛，维持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依旧。仿佛市场经济的风潮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这里。东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异早已经为人们熟知，于是在发展经济的号召之下，中西部地区农村没有合理的依据自身的实际而盲目制定发展计划，只是一味的模仿东部地区进行招商引资和乡镇企业建设，但是由于自身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差异，这种投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这里依旧陷入了贫困的循环之中，如此长期以往反倒加剧了干群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思考，后发地区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我想单纯的模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农村之间的地区差异和素质差异是我们制定具体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的重要方面，现代化不是一刀切。而是一种合乎实际的发展过程。

贫困的循环

曹氏在本书中多次用具体的数字尤其是支出收入计算方法向我们呈现了该地区农民的负担情况。在曹氏的另一本著作《如何研究中国》中，他指出农民的负担构成如下：三提（供

村使用的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五统（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计划生育费、道路水利费）+义务工+涉农税。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以及罚款。据统计中部粮产区的农负率可以达到40%-50%。可以说是十分的沉重，我们再去研究农民的收入构成，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土地成为了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重要手段。纯农业收入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广大中部农村地区没有发达的乡镇企业，因此工商业收入非常有限。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不高，而农民没有自己的定价权，因此依靠纯粹的农业收入只能使得农民保持温饱的水平，曹氏在书中也详尽的介绍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一日三餐非常单调，每月仅有一次肉食，几乎没有其他的消费。当地稍微富裕的农户主要是以下类型：外出务工或者依靠知识致富。因此农业外的经济收入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单老师也曾在课堂强调单纯的农业不能使得农民致富。而农民的主要支出除了前面的三提五统之外，教育和医疗成为了农民的支出大头，还有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也成为支出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事超生罚款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超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计生工作任务沉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采取罚款的方式进行遏制，沉重的罚款往往导致农民的继续贫困，但是罚款并没有遏制超生现象，所谓的“黑孩子”依旧大量存在。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观念的延续，但是我们知道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覆盖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手段一是靠土地农业，另一就是靠子女的赡养。农民对于社会的预期较低是他们选择超生的主要原因。但是超生罚款却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相反高额的罚款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使得农民用于投入教育的经费越来越少，使得子女无法接受正规的义务教育，导致了人口素质的继续下降；另外过多的人口加剧了农村的人地矛盾，这就陷入了贫困的循环之中。而且超生罚款对于富户和当权者遏制不足，他们依旧可以凭借金钱和权力去选择逃避这一政策。因此日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逐渐的扩大到农村地区。

由于农民手头没有足够的收入，他们往往只以温饱作为生活的目标，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需求，更不用说去创业投资。因此农民增收的渠道依旧有限。外出务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工作不够稳定，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曹氏在书中曾指出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仍旧保持着小农经济的传统。农民除了和大市场进行着有限量的交换之外，大多是基于人情网络的礼尚往来，因此说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方式并没有深入到这一地区。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有限的价值并没有进行增值的渠道，而是一味的消耗，这样又进入了另一种贫困的循环之中。

民主法治之花何时盛开

现如今我们对于民主法治的渴求尤其强烈，但是民主法治这朵美丽的鲜花是否能在贫瘠

的农村大地之上马上绽放呢？民主不单纯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套用以解决社会公共事物的习惯、程序和方式①。西方式的民主法治根植与传统的市民社会，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以被需求和提倡。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过度，社会结构是一个高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因此社会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宗族共同体，农民扎根于土地之上，缺少流动性，因此形成的便是一个“熟人型的社会”。广大农村地区有着村落传统，只有在全然丧失情感和信任的地方，才需要契约和法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是契约和法制的真正基础②。我们知道传统决定习惯，因此人与人之间对于感情和人情的依赖要大于对法制和制度的依赖。农民对于民主法治的渴求并非出于制度上的偏好，而是出于是否改善自己的生活。农民一方面抱怨吏治的腐败，却另一面表现出对特权阶层的默许和羡慕。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动机也各有差异，有的只是出于形式和盲从，有的出于对改变自身生活的期待，也有的以自己的私立作为出发点。农民对于社会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吏治腐败的痛恨，但是却没有将改变现状的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对于民主法治的理解是模糊而残缺的，因此解决农村问题虽然要以法治和民主作为指导的方向，但是也要充分注重农民个体素质的差异，民主法治化的进程需要以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为先决的条件。在实现农民富裕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了带头人的重要作用，曹氏在书中也提到了几个典型，凡是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必然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们往往以身作则，并且能够以自己的影响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农民，必须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认识并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③。这在农村中不乏事例，就连东部富裕农村也有这样的典型，例如华西村的前书记吴仁宝。可以说涵盖人情、威权、关系等要素的感情依赖系统在农村的作用仍然要比民主、法治、规范为要素的制度依赖要更加明显。但是对于制度的依赖是不可偏废的，我们不能保证这样的先进典型会时时处处出现。其实在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主导的不是政府而是广大农民，如何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管理积极性，这应该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之，民主法治虽好，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却不能僵化的适用。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中所说：“自由就像美味佳肴或者甘醇美酒一样，对于能够受用它的强健体制，它能起到滋补作用，而对于虚弱娇柔的体质，不但不能滋补，反而会折磨、摧残和毒害机体”④。

政府职能变换与乡村治理模式

乡镇级别政权以及村委会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权小、位卑、责重。从曹氏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对于这一级别的干部普遍印象很差，而对于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