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文化整合_基于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考察

在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中，文化的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互动而实现的。随着社会科学概念的进一步精炼，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概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表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充分挖掘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极意义，实现国家治理意义中的文化整合，对于现代国家的发育和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逻辑关联

一般认为，最早系统论述社会资本问题的是社会学家科尔曼。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它在结构内便利了个体的某些行动；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是否是社会资本，取决于它对参与某些行动的个人能否实现既定的目标。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只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赖于独特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

[1]

(P354)帕特南则将社会资本与民主的运作

形式有效地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特征，它们能

够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

[2]

（P195)林南在

对社会资本的论述中，强调社会资本是“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3]

(P24)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意

味着在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则体系和组织网络，个人可以利用这些规则和组织网络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交换活动中实现个人利益。在这种“嵌入”性的结构中，由于存在诸如信任体系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判断，作为以制度和组织网络(如习俗、惯例、规范和合作共同体)形式已经存在的社会资本，嵌入其他交换领域，得使社会行动者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活动中降低制度和组织资源运行的成本。

可见，社会资本在社会运行层次上，是作为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介而存在的。社会资本的有效存在可以保证和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进而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解决集体行为中存在的困境。因为，在社会共同体的运行过程中，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主体，个人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也就是说同时存在利益最大的理性和行动的

[收稿日期]2010-0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09BJY001）的成果。

[作者简介]任勇（1978-），男，河南卢氏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政

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文化整合

———基于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考察

任

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摘要]在社会运行层次上，社会资本是作为沟通个人与制度的中介而存在的。要实现其有效性，必须重

视信任建立和文化资本的应用。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在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中，进行有效的文化整合就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国家治理；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0）03-0146-06

长白学刊2010年第3期

总第153期

CHANGBAIJOURNAL No.32010

Sum No.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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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理性。为了保证社会共同体的有效运转，避免制度的僵化和滞后，就需要社会资本这样的中介为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提供可行的缓冲，并对制度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

社会资本要在共同体中体现其有效性，就必须重视普遍化信任关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福山认为，“那种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之上的社会是低信任度的社会，而高信任的社会则需要使信任超越血亲关系，建立普遍化的社会信任，是经济繁荣所需要的社会资本。”[4](P4)以普遍化信任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社会资本适应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扩展了社会共同体内政治交易的规模和范围。在原有以家庭为核心的比较狭窄的共同体内部，虽然也存在特殊化的人格信任，并有助于降低政治共同体组织内部的政治交易成本，提高其集体行动能力，但是随着以现代民族国家为重要组成形式的社会共同体的产生，边界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以及组织形态的变革，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普遍化的信任来对抗特殊信任所导致的消极影响。“与局限于某个人的家庭或群体的特殊信任相比，那种增进社会资本的信任是一种能够被推广至陌生人的信任。特殊信任往往与被巩固起来以反对局外人的各种群体特性联系在一起，这反过来增加了宗派活动，减少了冲突可能通过民主方式解决的机会。而普遍信任却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并且由于这一原因，普遍信任是发展社会资本的主要特性。因此普遍化的信任才是民主发展所需要的”[5](P132)。帕特南则通过对意大利地方政治的实证调查，发现“各种自发形成的合作性组织如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等构成了公民参与的网络，促进了社会信任和合作，加强了公民的横向联系，有助于打破垂直和等级社会结构，而后者正是专制体制的社会基础。”[2](P203)通过实际案例验证了以参与、信任和网络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生活与制度绩效具有决定性的正相关关系，一个拥有普遍信任互惠的社会，更有利于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稳健发展。

与社会资本相比较，文化资本更易受到惯习和场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化，同时能够“转换”成其他各种形态资本的运动体。例如，具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子弟尽管大都从其父母那里继承到大量“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但这些资本却往往会在各种变量，如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和行动者的态度与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转换成不同形态的资本。所以，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就是说它既可能被转换成一种制度形态的“学历资本”，也可能被转换成兴趣爱好和感性等体现行动者品味与审美倾向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

其实，无论是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都是建构在西方社会原子化个体的基础上，他们所重视的理论逻辑是从个人进行结社进而形成的社团以及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形式，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重要的影响。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建立在共同兴趣、共同职业和共同经历等共性基础上，成员之间易于形成包括普遍性信任在内的文化价值的紧密联系，凝聚为较强的力量，利于达到共同的目标，以获得更大的效益。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差序格局”为基础，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农村与城市社会结构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和血缘姻亲关系的优先地位。个体化人首先立足于家庭，其次站在单位、家乡、国家等立场上处理社会关系。社会成员的关系网是依循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形成的熟人网络，这使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继承性。

二、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对于古代的中国而言，从国家产生之初就被社会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印迹，其价值选择、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以及可以利用的治理资源，都被深深地刻上了特定文化的印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形态成为了这一逻辑进路的选择，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共同体的结构为其运行和贯穿提供了平台。这样，文化资本就成为在一定的时空中，通过个体与共同体赖以立足并获得认同的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精神创造和生活方式的有机综合。在中国传统中，“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6](P35)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系统中，由于国家对这种以家文化为基础的儒家文化的提倡，社会成员对“家文化”资本的占有程度直接影响其社会资本的积累程度，并形成具有中国人特色的精神创造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社会共同体内的成员可以通过“家文化”资本的传递，打通进入上层社会或阶层信任的观念上的阻隔，扩展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从而改变自身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地位。因此，社会成员必须先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占有具体的文化资本，才能得到社会认同，并为个人积累社会资本提供一种潜在的超常和外在的价值。在古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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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国家本身被赋予的明显的文化印记，文化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价值系统引领的，社会共同体成员只有进入到这一庞大的文化资本有机综合体中，其个体的社会资本才能通过国家建构的相关制度设计（如科举制度）得到有效的实现。

另一方面，国家的使命是要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现代民族国家“既是一个‘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7](P157)。对于前者的认同，国家机器可以凭借强制暴力力量让社会成员接受，对个人而言，是相对稳定和不可选择的；然而对于后者，文化认同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选择的，即选择特定的思维方式、文化理念和道德规范。这种体现了一定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文化认同则只能依靠共同的历史记忆、集体经验、神话传说和文化符号等来实现，个人和共同体正据此赖以立足并获得认同的价值、信仰及知识能力，而且，这种记忆在文化认同中起着核心的根本作用。“对于集体文化认同来说，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一样，对其生存非常重要。”[7] (P157)所以，国家也往往会用社会所提供的文化资源或其自身所创造的文化要素以及形成的社会记忆，如意识形态、核心价值、文化宣传、价值符号等，来教化社会成员，整合和治理社会。对于社会成员来讲，在国家创造的文化资本的引领下，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不知不觉地养成自己特有的惯习，也就是说，“国家在统一所有的规范、准则如司法、语言学、度量的同时，在实施交流方式，尤其是科层制的统一化同时，对文化市场的统一作出了贡献。”[8](P93)所以，接触到类似由国家创造的社会情景的个人，会自主地对相同的文化符号体系产生感应与认同。这种认同使他们自觉地联结成群体，群体联系也就成为他们共同享有的社会资本，在其成员与外界交往的行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由于社会记忆的影响，而进一步地得到传递和继承。因此，文化认同加强了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联系，为社会共同体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而强有力的联结又在群体内部形成规范，保持了文化认同的独特性。古代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发展过程中外部不断有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仍然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流图式。而在其中起关键支撑作用的就是文化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嵌入型社会网络。虽然历经时代的变迁，但这种社会网络却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成为连接“中华”的中轴核心。由于文化认同在一定意义上是自然的产物，是由血缘关系的拓展而形成的，从而在内心世界形成了自己和他人的区分，它“依靠着礼——

—包括仪式的象征和暗示，也包括行为伦理和生活道德的规定，还包括一整套政治制度——

—社会维持着它的秩序，而‘礼’又依凭古代中国建构的宇宙天地空间象征拥有着一切合理性。”[9](P29-30)古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稳固的社会网络使中华文明的价值符号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保存，从而延续了中华历史的文化认同。国家通过创造和培育古代文明中的文化资本，使得这种文化认同得到持续的延展，“造就了心智结构，并规定了共同的关注原则和划分原则，规定了属于原有的学养的思想的思维方式”[8] (P93)，进而形成并获得了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精神创造和生活方式，这样才有了中国社会共同体中的社会资本的创造和运用。

不仅如此，国家对于社会共同体的治理，还在努力创造和使用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体制等文化资本的具体形式来达到培育公民、整合社会、巩固政权的目的。中国国家建设的历程已经说明，国家治理的过程应该是文化资本塑造和累积的过程，国家治理的水平直接取决于文化资本积累的水平，而国家与文化的这种深刻关系决定了国家拥有文化资本形态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权力、权威和能力的大小。从社会共同体的演进来讲，文化资本是个人在社会中纵向拓展的工具，而社会资本则是个人在社会中横向联结的手段。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拥有的文化资本为创造出良好的社会资本提供条件，创造出包括为良好社会治理提供条件的普遍信任型的社会氛围，直接增进了社会的凝聚力，促进了社会整合，增加了社会资本，提升了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实现了国家的政治认同，从而形成良好的信任机制能力。这样，国家最大限度地保证共同体内部的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并以确保公民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同时，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经济联系以外的沟通手段，以非经济的形式保证了社会成员之间交换社会资源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避免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纯理性的、经济的、异化的理论模式，并且它们有助于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全面提升社会的人文精神。

三、文化整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使命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越来越对中国的改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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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要的影响，国内改革的国际因素在逐步上升，以市场化为动力的改革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化的利益结构格局已开始形成；多元的价值观念已经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社会的巨大转型给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寻找新的改革动力成为各个阶层的共识，而观念和价值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所要面临的巨大问题。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无论是民主法治还是公平正义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实际上都是从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国家自主性①的表达出发，以维护公共利益、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为目标的。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而言，要实现以上目标，必须通过现代国家进行文化整合，通过树立和确定国家的核心价值规范来实现国家精神和行动的引导，实现认同性整合，创造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等和谐社会的理想愿景，从而也就可以真正使政府的各项公共政策均衡地体现对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价值关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体系是愈整合了不同的文化特质，那么，其文化体系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而一个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整合力就愈强。无整合能力的文化，则是脆弱的，经不起历史挫折的。”[10] (P389)在具体实践中，就要通过文化资本与国家治理的互动，继而实现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和谐发展，完成时代赋予国家治理体系重塑的使命。

（一）整合和重塑文化资本

提升文化能力。在古代中国，以儒家“王道”为核心的道统、以官学、民间书院、私塾为途径的学统和古代官僚体系政统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通过这一轴心，创造了古代中国作为文化国家的形态，其雄厚的文化资本，形成了巨大的文化能力，为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保障。而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1](P291)改革开放赋予文化资本以新的形态，一方面应确立如爱国主义、民族振兴、社会公正等观念在主导意识形态中的突出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主导意识形态为主轴的国家化演进取得了初步成效，依法治国、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等观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切社会阶层与政治力量所共同拥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时，也面临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因而，提升文化能力就显得的尤为重要。在提升文化能力过程中，文化资本的创造和积累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必须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结合起来，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发展，在发展中进行有效的继承。没有文化资源继承的发展，不但形不成必要的文化资本积累，而且可能形成重大的文化资本的流失。“社会是基于意义的分享而组成的，这些分享的意义则构成了文化。如果我们所分享的意义之间毫不相干，那么就很难组成一个完善的社会。”[12](P34)所以就需要文化能力的提升，实现一种各个社会阶层“共享”意义的实现，使国家建设中的主导价值体系具有自恰性、兼容性与灵活性。通过文化的制度创新和文化资本的现代重塑，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最终获得动态的稳定性和永恒的生命力，进而实现提升文化能力的有效性。

创新文化产品，大力发展各种新形态的文化产品，适应价值多元化的公民的文化需求。近年来，由于大众文化的迅速兴起，出现了包括休闲文化、都市文化等与大众主体紧密相连的文化类型，成为普通社会大众接触最多、消费最多的文化形态，也是社会大众交往和互动的主要方式。要形成大众文化形式下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应通过创新的方式大力发展大众文化产品，适应各种需求，提升大众的文化认同意识。文化主管部门应在掌握世界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上，建立文化产业总体发展规划，树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结合中国文化传统，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创作和生产出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化产品，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从而提升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文化资本的现代性转化。

改革文化体制。作为历史的产物，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在受到苏联模式影响的同时，也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所积淀的体制传统的某些做法，是战时各根据地的文艺体制在建国后的惯性和沿续。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证明，集中管理模式可以带来很高的效率。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内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使得原来集中的文化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实践已经证明，意识形态管理不能代替文化管理。与此相类似，文化管理体制尚未有效理顺，政府与文化经营单位之间的责、权、利没有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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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过多地干预文化经营管理。所以，应当对原有的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合理区分公共性与经营性的基础上，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适当的定位，进行综合性质的文化体制配套改革，理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责权明确的文化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文化宏观管理部门现有职能的分解，强化综合管理职能，弱化行业管理职能，将行业管理与自律、市场管理与监督等方面的职能逐步分解到相关行业协会，为新时期加快我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体制保证和宏观政策支持。

（二）社会资本的整合

作为一种网络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网络性的特点。古代中国通过“王者之政”与“霸者之政”创造了伦理色彩浓重的共同体秩序，形成了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丰富社会资本存量。建国以后，国家通过单位制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和治理，形成了基于单位基础之上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关系，进而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规制，单位成为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主要供给者。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资本的总体构成中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诸如契约关系、民间组织等多种形式的现代要素，单位制逐渐解体，原有的社会供给渠道发生了变化。同时社会资本在地域之间和社会层级之间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部分地区和部分社会层次的现代公民意识还相当缺失。在社会资本存量丰富的地区和较多拥有经济、文化资源的社会阶层，公民的参与意识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公民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也较大；而在社会资本贫乏的地区和较少拥有经济文化资源的社会阶层中，由于受臣民意识的影响，难以形成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我国在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中生长出诸多的现代社会资本要素。这些要素强调公民的主体、权利和参与意识，提倡团结、合作和信任的公共精神，它们的出现为我国合作型治理模式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要实现文化整合，就需要对当前社会资本构成中的传统社会资本进行改造，弥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的状态。由于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资本是由文化资本创造的，社会共同体的群体认同可以成为整合的关联点，有效认同使他们自觉地联结成群体，群体联系也就成为他们共同享有的社会资本，并在其成员与外界交往的行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而，需要大力挖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在发挥传统社会资本实现社会资本积累、推动社会资本流动方面正向功能的同时，强化制度建设，规范政治权力的使用，降低人际关系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重要性，使社会资本成为法治的弥补和社会良性运转的润滑剂，防止社会资本成为既得利益的代名词，增强其文化认同，通过认同性整合②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加速传统社会资本转型。因此，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的发展，逐步培育起公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形成良好的人际沟通网络和互信的价值观，这既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社会资本与治理良性互动的关键。

（三）通过文化资本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建立现代意义的公民精神，实现文化整合与社会和谐的统一

从历史来看，在现代国家发展中，只有当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了包含信任、团结、宽容等价值内涵的文化资本，才有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③。在帕特南所论述的“公民共同体”的概念中，就包含了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以及社团活动情况这四项内容。在这种共同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平等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就构成了共同体的“公共精神”。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指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2](P100)这样，在社会共同体中，公民才会对共同体公共事务积极参与，并且对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公共原则进行维护，公民增强了对国家以及政府的信任感，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容易使得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和谐理念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得到有效实现。

所以，通过有效的文化整合，发掘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的积极要素，进行公民教育，形成公民的现代社会美德，是现时代的文化整合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在社会共同体中，文化的传承不是可以简单移植的，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迅速建设起来的，它必须在公民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加以贯彻，逐渐获得训练，公共精神就成了自然的思维、态度和行为方式，形成整个社会共识的认同网络。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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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中，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民美德教育包括教育、诱导和说服等多种方式，并且规则只有与美德联系时才有意义，因为“规则作为自然法的消极戒律，仅仅起着对某种类型的生活划定边界的作用，而这么做，只能部分地定义所追求的善的种类。”[13](P117)

因此，当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民和官员受到美德教育并内化为其自身的价值，从而自愿地全心全意地为公民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共识，国家提供更多的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在合作中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公民在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体会到公共精神的价值，就会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和创造精神。通过公共事务的公民参与，能够促进公民间的交流和了解，增强公民的归属感，整个社会共同体中的团结、互助、合作与信任的公共精神开始形成，就能够建立起以共同理想和价值为基础、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团结和谐为基调的新型人际关系，这样整体的社会和谐才能有效地实现。

结语

世界所有大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国家要获得有效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与时代保持同步，必须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这就要求国家作为主体在面临各种危机和冲突面前，必须能不断而有效地充实自身的价值追求、理念建构以及培育现代国家公民精神，实现现代意义的文化资本的累积，进而实现国家的自主性。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也不例外，重建文化资本，实现文化整合，就成为中国重塑国家治理体系应该也必须选择的道路。

注释：

①关于国家自主性，实际上就是强调国家权力的公共层面，相关研究参见任勇：《国家自主性：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变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85页。

②认同性整合概念由林尚立教授在论述政党对社会的整合中提出，认为这种类型的整合是从发挥政党的轴心作用、协调社会关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出发而形成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凝聚和开拓，从而使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都能在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和一体化的现代国家框架中整合为一个和谐共同个体。参见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虽然概念提出时是用来分析政党和社会关系，但是作者认为也适合来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文化整合，两者有很强的相通性）。

③信任文化有两种类型：一是低信任度文化,一是高信任度文化。前者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是法国、意大利、韩国、台湾、香港等,后者的代表性国家是日本、德国、二战前的美国等。在低信任度文化中,社会结构以家庭、家族为主,社会资本成为“私人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家庭关系、乡里关系、血缘关系,而对外部人持高度的不信任感。在高信任度文化中,社会结构以某种公开、开放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为主，如早期的北美以教会、教堂为合作基础,德国人以同业公会为中介,日本人则产生了拟制家庭关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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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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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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