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

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经历的两千多年的发展和盛之后，终于走向了自己尽头。

但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和教育也造就了一大批“爱国忠君”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他们不甘心眼看着清政府的没落，在屡遭侵略的情况下，开始吸取教训，放眼世界，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洋务新政”来“富国强兵”，试图以此来挽救“中华大清朝”的命运。

在继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之后，洋务派赫赫声势大见衰落之际，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清朝中央政府支持下，在担任总督的江西、两广和湖北都主持了“新政”，以振兴实业、编练新军、举办文教设施，耸动朝野视听，造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格局。

其中，振兴实业又是这个新格局的基础。

对于张之洞“振兴实业”，在湖北等地兴办近代工业的成败得失，当时就众说纷纭，近年来史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看法。

笔者在查阅了史学界前辈们的许多大作之后，也想就张之洞在“振兴实业”方面做一番评议，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又字孝达，谥文襄，直隶河北南皮人。

出生封建官僚家庭。

“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辞章，记颂绝人。

”（1）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为秀才，十六岁考中头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的张之洞又考中一甲三名进士（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1867年）起，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后调朝廷任司经局洗马等职。

饱读经书和长期的翰林生涯使早期的张之洞成为一个标准的封建文人、封建官僚。

在他身上浸透着恪守祖训的陈旧政治品性。

但是西方侵略对中国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平稳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也随着社会潮流一涌而进，冲击着中国社会经济和中国政界、思想界，也冲开了张之洞那封建的“顽而不固”的脑袋，使他从一个“清流派”的代表人物慢慢地转变成洋务派的中坚力量。

这种身份的转变也决定了张之洞从事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与众不同。

关于张之洞终生从事洋务事业，致力于“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可以从他那“风行海内”的《劝学篇》集中地体现出来。

《劝学篇》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

张之洞既然出身士大夫，就必然极力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能去触动封建的政治体系和宗法制度，反对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

他认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的巨变中，因此必亟图自保，要“保国保教保种”（2），而这种“保国保教保种”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学，拒为根本。

他认为作为中学（旧学）的“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事地图”（3）是正人心、治国家的大经大法，是不能变的。

这就是他的“中学为体”的思想。

但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并非如顽固派那样全盘地否定和抛弃西学，他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中学为体的原则下还有承认西学、积极兴治西学的一面。

他认为徒恃圣教，坐井自囿，不足以自保自强，只有辅以西学，才能应敌治变。

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经文，而必先无饽于经义。

如其心圣人之决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

虽朝运汽机，夕弛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4）这也就是他“西学为用”的思想。

张之洞所指的“西学”比只追求制器学械的早期洋务派要进步。

他认为“西学”不仅指学习西艺，即西方的技艺、科学，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历史，了解世界的大事，还要学习西政。

虽然它的西政并非后来维新派所提出的立宪法、开制度局等，但也表露了他在不更变封建政体前提下的一种政治改革的愿望，也就是只限于政令的变革。

但仅就这一点来说，张之洞的思想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已算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正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决定的张之洞在他所进行的长达二十多年的
“振兴实业”中一方面从不触及封建制度和大清朝统治，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对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进行改革，用建工厂、修建铁路的具体“实业”来使落后的中国逐渐强盛起来，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正是本着这种愿望，投入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有分量的一笔。

尽管张之洞终生积极从事的洋务活动涉及军事、经济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但能对他事业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经济思想了。

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正在形成中，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和观念当然也会对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张之洞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就他个人来说，他首先有了“西学为用”的思想基础，而且直接投身到近代工商业活动中，长期的洋务实践和经济活动的经历就常常不自觉地促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规律有所认识，使他的经济思想形成了一系列明显高于其他封建士大夫的新特点。

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体系中，最有特色的当数他的“工本商末”的思想。

他在1895年的一本奏章中指出:要使土货价值提高，出口增加，不受外洋挟持，唯发展先进的制造工业。

“世人皆言外洋以洋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

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5）“盖机器愈备则出货愈速，制造愈精，所值愈多，成本愈轻。

”（6）从这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提高机器的生产效率以追求更多的价值这条经济规律已有了深刻而且正确的认识。

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生产领域，重视生产对流通的作用了。

应当说，张之洞对于工业和商业两者关系的理解是基本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流通规律的，他的“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

以工为体，以商为用”（7）的思想即所谓的“工本商末”的具体体现，这种对近代工业和商业之间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决定了他在日后的兴办企业过程中重视振兴基础工业的特点，因此就不难理解他在开采煤铁矿产和冶铁业上投下的大量精力物力了。

张之洞的经济思想的另一特色是“引进外资”和“招商助官”。

张之洞曾提出一个包括练陆军、修铁路、开学堂、办公政等一系列内容的庞大洋务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是需要巨额资金的。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每年用于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赔款等钱款已远远超出政府年收入的数倍，要想依靠国库拨款是肯定行不通的，因此，他就必须为实现他的这个庞大计划而绞尽脑汁去筹备资金了。

从一些史料来看，张之洞的资金筹集除了中央财政少数拨款外，还挪用了以增税为主要收入的地方财政，强令派捐，运用政权力量向私人派款，用这种“敲竹杠”似的派捐仅能解决部分问题，形势迫使他另谋他策，“引进外资”和“招商助官”、吸收商股的做法便应运而生了。

对于张之洞引进外资的思想和作法，有人认为导致了他的买办性，其实不然。

从记载看，张之洞的对外借款主要有以下几笔:为办汉阳铁厂和织布局曾两度向英购买机器，向汇丰洋行分别借了13万和16万两白银，但日后都由广东的“闱姓”捐款归还了；为办湖北的“四局”和枪炮厂分别两次向瑞记洋行借51万和60万两白银，但后来也分别还清了。

最主要的一次是筹建芦汉铁路是由于资金不足须向外贷款，当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都争着向张贷款，企图通过贷款控制芦汉铁路。

张之洞权衡再三，决定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

铁路修成后，收入累增，到1908年就还清了。

张之所以选择了比利时不仅仅是因为比提出的利息低于美英等国，更主要的是他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样帝国主义对芦汉铁路也就无从下手了。

这几笔贷款均属于高利贷性质，不附加政治条件，况且也都如期如数归还了，并不因此丧失主权，所以就根本不能说他具有买办性了。

一般来说，落后国家采用引进外资的办法以补充资金不足是可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

张之洞的这种利用外资解决资金困难、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张之洞筹集资金的另一个办法，也是他经济思想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他的“招商助官”的思
想。

具体作法是吸收商股、将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起来，转为工业投资，使他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

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思想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综而观之，到了19世纪90年代，由于张之洞直接投身于近代工商业活动，他的经济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挣脱了其政治目的的束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和主张，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是比较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张之洞从事洋务活动并不太保守的理论依据，也是他从事洋务运动的根本原因。

而“工本商末”、“引进外资”和“借商助官”等经济思想则在他的洋务运动中起了指导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