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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冰心精神”

杨昌江

冰心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传统，这传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们的科学、艺术、哲学等文化产品，另一类是推动他们创造这些文化产品的精神力量，诸如科学态度、理想追求、独立人格、社会责任感等，即被人们称为“第二传统”的那些东西。我们这里说的“冰心精神”就属于这种“第二传统”。近一个世纪以来，冰心受到了几代人的热爱和敬仰，其原因，除了她文学创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外，还在于她的身上有一种精神人格力量，极富魅力，极有影响，我们可以特别名之曰“冰心精神”，就像鲁迅有“鲁迅精神”一样。“鲁迅精神”树立起对敌人憎的丰碑，“冰心精神”则树立起对人民爱的大旗，这两种精神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二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弘扬。我们应该从这个高度来看待冰心的价值。

具体地讲，“冰心精神”包含了以下四个突出的方面：一是强调终极关怀的求“道”弘“道”精神；二是充满人间情怀的社会参与精神；三是树立高尚人格的道德修养精神；四是坚持刚健有为的不断创造精神。

一、强调终极关怀的求“道”弘“道”精神

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之时起，中国知识分子就把对“道”的求索与弘扬当作自己信念的集中概括，故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说“君子志于道”。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认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是概括、阐发包含在具体事物中的一般意义和原则，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以期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认知的、道德的、审美的正确关系，把这看做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而与安享尊荣的贵族、奉旨驭民的官吏、垄断牟利的商贾区别开来。冰心也是这样，她孜孜不倦于形而上的“道”的求索与弘扬，她的作品在描绘人生图景时总是充满了对生活和生命价值的理性思考，哲理内涵十分丰富。

冰心所求索与弘扬的“道”，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她的终极关怀之“道”。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意义、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注，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的根源与痛苦最终解脱之途的关注，因而这种关注是极具人文精神的。冰心从她青年时代写《“无限之生”的界限》、《问答词》等作品到她晚年写《病榻呓语》、《施者比受者更有福》等作品，一直都在求索“生有什么用处”“死又是什么”的人生观答案，求索的结果，她认为生命的终极价值是“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万物之间的爱，即她称之为“万全的爱”，每个人有了这种“爱”，生命就有了价值和意义；即使他死了，躯壳消逝了，他的“爱”的精神可以永留人间，因而他的生命可以不朽。同时，她还认为“无爱”是造成人类痛苦、社会上有种种邪恶和不义的根源，而“爱”则是克服人类痛苦、使人类走向和谐光明的根本动力。总之，他认为“爱”是人和人类的终极价值，显示了她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甚至在她那里具有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性质，这样，她才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全力抒写、歌颂了那么多具体形态的“爱”：爱母亲、爱童年、爱家庭、爱朋友、爱故乡、爱祖国、爱草木山川和日月花鸟……以此来向读者弘扬这种终极关怀之“道”。冰心这种以“爱”为最高价值的终极关怀之“道”，由于鲜明地弘扬着人文精神，而很有反潮流的思想意义。中国古代从《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有吾身”的思虑，到《红楼梦》中警幻仙境对人生的咏叹，都体现了终极关怀、人文精神。但近现代以来，“经世致用”、“救亡图存”思潮占了思想领域的主流地位之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就被认为是无补于世的空谈，对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被对现实政治斗争急功近利的思考所取代，一切都迅速向现实政治需要认同，人的最终价值被视为实现某种政治功利的工具。而事实却是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斗争、政治需要总是纷繁多变，从而使得人们对人的存在价值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也总是朝秦暮楚、随波逐流，难有开阔的、恒久的信仰。中国要救亡，要现代化，要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这些都是合理的，但人们却忘了这一切本身不能成为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这样，终极关怀及由其而生的人文精神便被冷落，被遮蔽了。同时，近现代以来的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使享乐型的消费主义盛行，高技术的发展可以用低成本造出大量消费品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追求，日渐变为对生活数量、对物欲满足的追求，这也使得人们的终极关怀及由其而生的人文精神被冷落，被遮蔽。在这种人们过分强调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的情况下，冰心和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世界哲人一样，敢于超越狭隘的政治功利和物欲功利，以包容全人类的开阔胸襟来强调终极关怀，探讨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和人类痛苦的终极解脱之道，呼唤人文精神，应该说是很有意义很有思想勇气的。

冰心弘扬以“爱”为最高价值的终极关怀之“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合文化”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儒、道、佛、墨各家都讲“和合”，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庄子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佛教说“因缘和合”，墨子说“兼相爱”，可见“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殊途同归之“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冰心求索、弘扬的终极关怀之“道”，也可以用“仁为体，和为用”加以概括，继承了传统“和合文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自身的身心都要“和合”，强调和谐、和气、祥和、谦和、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等等。尽管冰心的这种和合之“道”早已突破了传统封建“和合文化”的阶级时代局限，具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新性质，但长期以来还是遭到了来自“左”的过分责难，认为那是与“斗争哲学”唱反调，是人性论、超

政治、回避现实的幻想。冰心自己是坚持不馁的，从早年到晚年，她都坚信“和合文化”的必要与价值。事实上，新时期以来思想界、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和合文化”的现代价值，认为“和合文化”有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平；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价值评判标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

二、充满人间情怀的社会参与精神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前途都有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在担负自己的文化创造职责以外，还以国事民瘼为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冰心继承了这个传统，她不是自我封闭、离群索居的人，她充满人间情怀，抱着忧国忧民之心，关心国家大事和周围生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五四”运动时期，她冲进时代潮流，演剧、演讲、游行示威，搞平民教育、体察并描写各种社会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她流离西南与人民同甘苦，关心战局，为抗战事业宣传呐喊，赞美在后方平凡岗位上，为抗战出力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为国际文化交流奔忙，深入生活，了解并歌颂新社会新人物；新时期以来，她的社会参与意识更其浓厚了，她不顾年迈，克服病痛，始终关心儿童、关心妇女、关心教育、关心知识分子、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关心散文创作的发展。正是这种社会参与精神赋予她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创作内容。

在社会参与中，冰心表现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的特点，仗义直言，敢说真话。她交往的朋友也多是敢说真话的人。她对国家大事常常有所臧否，外柔内刚，并非一味温情。新时期以来，她写的《我请求》、《无士则如何》、《我的家在哪里》等作品，就教育危机、知识分子待遇、社会腐败现象等热点问题向社会舆论直陈己见，社会影响很大。所以人们常说冰心新时期以来的文章都是“醒世文章”，比以前“辣”了起来，比以前“烫手”。她的思想性格，除温情之外，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对愚昧、虚伪、邪恶的嫌弃与抗争，有一股凛然的正气，而且愈到晚年愈是如此，所以萧乾说：“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向写人间之爱的笔，挥向邪恶的势力及腐朽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她的社会参与精神具有知识分子身分的特点，很有分寸。她不愿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走“官学一体”“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把自己的人格依附在权势者身上以求闻达。她也不是要当“国师”“王者师”，以为自己真有一套治国方略才去议政，做一个大言不惭的清谈家。她明白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文化职责，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知道自己适合做些什么，不适合做些什么。她的社会参与是源于对知识分子本阶层的使命的自觉意识，是知识分子本体意义上的自我需求，是用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性去评判社会现象的是非及现实政治的得失，在政府之外起舆论监督的作用。她既不越俎代疱、做政府的“代言人”，也不过分追求政治表态的“姿态”和“效果”，她只是在社会生活中因有人间情怀，有情，不忍，出于道德的良知、道德上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能不开口。

三、树立高尚人格的道德修养精神

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德性文化、伦理型文化相一致，中国知识分子又有重人格、重道德修养的传统，把自己道德人格的养成当作人生奋斗的目标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在他们看来，所谓人生“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首先就是“立德”。且他们每以“道德文章”连称，司马迁作史赞常有“读其文而想见其为人”的赞叹，无论诗文或论著最终都要求能凸现出作者本人至善的人格来，有才无德是被人瞧不起的“轻薄之徒”。冰心继承了这个传统，她不但在作品中表现了以“爱”为主旨的终极关怀之“道”，弘扬道德理想，而且对道德理想重践履，重力行，明心见性，知行合一。

冰心的道德修养显示出她道德活动的主体自觉性。冰心深知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人不是机械地接受道德准则的被动客体，而是作为道德体现者的积极主体，因而她的道德活动是“自律的”而不是“他律的”，她把自己的道德活动当做探索自我、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自我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很高的自觉性。“文革”中，她遭到辱骂，遭到欧打，进行所谓劳动改造，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就在这时候她想到的还是孩子们，痛心于这些孩子连最基本的是非、最起码的道德观念都被搞乱了，在公园里任意摘花，在马路上乱抛纸屑，对父母长辈不尊敬没礼貌，甚至打骂老师，于是“文革”一过去她就写了《三寄小读者》，对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一个人在自己横遭不幸的时候仍在想到别人，这就是自觉的道德活动。“文革”后，单位落实政策，专案组把一些抄家时抄出的东西发还她，就是所谓说明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手表、珠宝等，她把那些不是她的栽赃的东西都退了回去，六块手表两块是她的，更别说什么珠宝了，别人说她傻，既然已作为“罪证”展览了，赌气也该留下，干吗要退?她说：“因为那原本不是我的东西。”这就是自觉的道德活动。

冰心的道德修养全面地继承了各种中华传统美德，且具有时代特色。中国古代有许多标示道德规范的德目，如“仁”、“义”、“礼”、“智”、“信”等等，冰心都加以批判地继承，按现代生活的要求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很全面。比如说，她同情灾区人民和贫困地区的儿童，一次又一次把她的稿酬积蓄捐献给灾区和“希望工程”学校，这不就是“仁”吗?“文革”中造反派阴谋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想从冰心身上挖到材料，强迫她承认她建国初期是经周总理安排返回祖国有“不可告人的计划”，她坚决否认，说自己是为了爱国目的自愿决定回国的，结果遭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