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_论语_翻译思想探析_文化翻译的范例_王东波

辜鸿铭《论语》翻译思想探析*
———文化翻译的范例
王东波
摘要《论语》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和体现，自其面世以后，即开始了不断的传播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翻译最为主要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进行文化交流。

辜鸿铭的《论语》译本抛却了“形式对等”的桎梏，采用损益、衔接、类比等策略，充分实现了文
化传播这一原始和终极的翻译目的。

关键词《论语》辜鸿铭翻译思想传播
中图分类号B222.1；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11）02－0121－06
作者：王东波，男，1964年生，山东龙口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济南250100
儒学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它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儒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体现在《论语》中，换言之，《论语》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作，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中国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比拟的。

因此，从明末清初开始，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了对《论语》的翻译。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对《论语》的英译和传播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而辜鸿铭作为华人独自全译《论语》的第一人，以其独步神州的英语造诣以及对儒家学说的精到的理解，在其译本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准确的再现，充分实现了传播儒家思想的原始目的。

一、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心路历程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论语》英译研究”（项目编号：10BWXJ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和发展。

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必将相互碰撞并不断汇合。

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中西文明冲撞
交汇的特殊时期，
不仅有西学东渐的浪潮，也有东学西渐的暗流。

在这两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译始终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人放眼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

辜鸿铭正是生活在这一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年代。

作为我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倾毕生精力于阐扬传播东方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西
方人对之甚为推崇，
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惨败，被迫割地赔款，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思索中
国的发展道路。

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追逐西方的变法浪潮。

而在西方游历多年、受过西方教育的辜鸿铭，对西方的政治、经济、
文化及社会风俗习惯有着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西方文明有种种弊端，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才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

他指出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中国旧的秩序正在消亡，他们欢呼新知和进步文明进入中国。

但我个人却不相信在中国古老的秩序会过时，因为我知道旧式秩序、中国文明和社会秩序是一个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会秩序，它符合事
物的本性，因此不会消亡。

”①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这样一种信念，辜鸿铭全力
以赴地投入到儒经的翻译中。

他要让世界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

他在《论语》译序中表
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
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
际交往的态度。

”②“诚如托尔斯泰伯爵所言，这些人向中国、日本，如今又向遥远的西藏出口文明，他们倒是应当认真地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
③他希望通过对儒家道德文化的推介，弘扬中华文明，改变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及中国文明的蛮横态度，抛弃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

辜鸿铭翻译《论语》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直接的动因。

理雅各及其他西方传教士及汉
学家译经，其终极目的是更好地向中国传输基督教义，正如被誉为《论语》“标准译本”的
译者理雅各所称：“藉此，世界可以了解中国，在华传教工作也可以知己知彼，收到永久成
效。

系统、全面译注出版儒经，必将大大惠及以后的传教工作。

”④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是要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真谛传播到西方。

在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辜鸿铭看来，西方传教士及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并没有反映出儒家思想的精髓。

他在1884年发表的·
221·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①③
④②
辜鸿铭著，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510，
346—347页。

王辉：《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载《外国语言文学》2006年第3期。

转引自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载
《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

《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令人满意。

另外，辜鸿铭还引用英国汉学家巴尔福的评论来表达自己对理雅各译
本的不满：“理雅各博士所选用的术语很粗糙、拙劣、不恰当，并且有些地方几乎不符合语
言习惯。

”①他认为，这些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意义，糟蹋了中国文
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

由此看来，对理雅各及西方传教
士、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的不满是辜鸿铭翻译《论语》的直接动因。

辜鸿铭对包括理雅各在内的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译经工作的指责，尽管有其个人性格因素的影响和偏执性②，但他力主全面、准确地译介儒家文化的良苦用心却昭然若揭。

以此，其《论语》英译本中的文化翻译的显著特性也就有了注解。

二、文化翻译的内涵
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 ）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
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
义。

”③此言堪称一语中的。

表面看来，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语言的转换，即将原语（source language ）转换成的语（target language ），但实质上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需要跨越语言、知识、文化等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障碍。

因为只有深谙“的语”文化
和原语文化的译者，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原语的文化意蕴，达到“文化对等”，实现
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

因此，从本质上而言，翻译的核心即是文化翻译。

在翻译理论界长期存在
“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 ）理论。

这一理论强调语言形式的逐一对应，却忽略了文化差异，结果为了体现与原文词及语言形式对应的译文，常常使译文词不达意、生涩怪僻，读者读后不知所云。

有鉴于此，尤金·奈达以乔姆斯基的转
换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等一系列翻译理论。

他认为，要解释译者怎样才能把原语言中独特的信息在译语中同等地再现出来，这就需要
用转换生成的观点来看待语言。

他把所有语言分为6 12个基本结构，
通过转换，生成语言中更为深层的表现形式，传递出原作者及译者的意图。

奈达认为运用转换生成方法可
以使译者更客观地理解原文，使译文与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图达到“对等”，从而使译文读
者的感受与原文读者的感受大致等同。

奈达还通过译文形式和功能的关系来阐明他的“动态对等”理论。

他认为最理想的翻译境界应是“译文的形式与功能与原文的功能对·321·辜鸿铭《论语》翻译思想探析—
——文化翻译的范例①②③
辜鸿铭著，杨华青译：《中国人的精神》，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1页。

Eugene A．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p．27．
应”；其次是“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应，而它们的形式不对应”，换言之，当语言形式与功能发生矛盾时，应把语言功能放在第一位而舍弃语言形式；而最失败的翻译是“译文与原文
的形式对应，而它们的功能不对应”或“译文与原文的形式与功能均不对应”，因为这两种
类型的翻译均丧失了语言功能，即文化传递的原始目的。

关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巴斯奈特（Bassnett ）有个形象的比喻。

他将译者—语言—文化的关系比喻为外科医生—心脏—肌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时不能忽视身体周围的组织一样，译者在翻译时也不能忽视文化这个肌体①。

哈特姆（Hatim ）和梅森（Mason ）则强调翻译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译者不仅
要通晓两种语言，
更要具有两种文化视野，要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发挥协调者（mediator ）的作用②。

显然，在翻译实践中，文化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作的成功与否，与其说与语言有关，毋宁说主要与文化有关。

在《论语》的英译过程中，辜鸿铭正是时刻牢记文化传递这一翻译的核心，处处为读者的文化接受而考虑，采用了损益、衔接、类比等各种翻译技巧，使其译本为西方广大读者
所接受，
也使其成为文化翻译的典范。

三、辜鸿铭英译《论语》的策略及文化体现
汉语，尤其是古汉语，有其显著的特点：遣词造句采用意合法，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少用或不用关联词语，词语之间的关系常在不言之中，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常隐含在字里行间，让读者和听者领悟其中的意义和关系；而英语遣词造句的最大特点是采用形合
法，重形式结构协调，多用或常用关联词语，显性衔接，以形显义③。

以《论语·学而》的开
篇第一章为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辜氏译文：Confucius remarked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
这是《论语》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篇章。

原文语句简洁，无有任何赘词，这也正符合·
421·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①②③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0，p．14．
廖七一等：《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301页。

连淑能：《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兼论汉英语言常用的表达方式》，载《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年第7期。

辜鸿铭《论语》翻译思想探析———文化翻译的范例
了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的特点。

而在译文中，辜鸿铭却添加了greater，still，of congenial minds，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but等词语。

而greater和still是在原“说”（pleasure）基础之上的增强，可见两种快乐之间的程度，表明了独学与切磋之间的递进关系。

“有朋自远方来”中的“朋”指的是哪一类的“朋友”？是“狐朋狗友”还是“酒肉朋友”？一个“of congenial minds（志同道合）”就说得很明白了。

再加上“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仰慕你的学识）”而非为“财”而来，使得“朋自远方来”的“乐”显得清清白白。

最后一句加上“but”一词，可知该句是站在第二句的反面来论述的。

这样一来，三句就一气呵成，起承转合严丝合缝，构成一个完整自足的体系，俨然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将孔子的“学”、“习”之“说”，“朋聚”之“乐”以及中国的“君子”之风范完完整整、清清楚楚地传达了出来。

在语言上，也完全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和特点，让读者“一目”便能“了然”。

再如《论语·八佾》第22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
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辜氏译文：Confucius，speaking of a famous statesman（the Bismarck of the time），re-marked，“Kuan Chung was by no means a great-minded man！”
“But，”said somebody，“Kuan Chung was simple in life：was he not？”
“Why，”replied Confucius，“Kuan Chung had that magnificent Sansouci Pleasaunce of his．Besides，he had a special officer appointed to every function in his household．How can one say that he was simple in his life？”
“Well，”rejoined the enquirer，“but still，Kuan Chung was a man of taste who observed the correct form：was he not？”
“No，”answered Confucius，“The reigning princes have walls built before their palace gates．Kuan Chung also had a wall built before his door．When two reigning princes meet，each has a special buffet．Kuan Chung also had his special buffet．If you say Kuan Chung was a man of taste，who is not a man of taste？”
在此，孔子以与人论辩的形式谈及自己对管仲的负面看法。

在译文中，辜鸿铭再次使用损益的方法，通过在多处添加原文中所没有的词语这一衔接手段，使得该章读来连贯流畅，在语言上能够立即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

首先，辜鸿铭添加了“speaking of a famous statesman”，附加了有关管仲的重要的信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让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立即明了了管仲的身份；他还通过“the Bismarck of the time（当代的俾斯麦）”的括注，使读者可以非常直观和形象地获得关于管仲个性与历史作用的认知，堪称神来之笔。

其次，通过添加“but，well，but still”等衔接性词语，突出地表明了论辩双方的不同观
·
·
521
点和逻辑思维过程，把这场围绕着管仲人品的争论活生生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在
第一时间完整地了解双方的立场，产生一种连贯的认识。

其中“but ”等表示转折的衔接词
语凸显论辩一方对自己观点的坚持，
而“well ”等表示让步的词语则传达出该方对孔子的论述的认可，但进一步的“but still ”又把论引向了深入。

如此一来，整个这一章的逻辑过
程便显露无疑了。

最后，辜鸿铭所添加的“why ，besides ”等表示语气衔接或顺序衔接的词语消除了思维
过程的突兀感，
使得行文读来流畅自然。

如前所述，在本章的译文中，对于管仲，辜鸿铭添加了“the Bismarck of the time （当代的俾斯麦）”这一附加信息。

这不仅使读者能够直观地了解管仲其人，更重要的是可以产生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这是辜鸿铭为了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而在译文中显露的另一特征。

《论语》大部分是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弟子的名字时常出现。

为了消除西方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辜鸿铭将大部分的人名和地名删除掉了，代之以“孔子的一个弟子”等。

不可否认，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文化传播的效果，如对于闵子骞的省删，就有损
西方读者对中国
“孝文化”的了解。

这或许是“强势语下的无奈”①，但无损于对儒家文化大意的传播，而且对此，辜鸿铭也作了很好的补救，在其译文中，辜鸿铭大量引用西方哲人
或政治家的名字或名言或
《圣经》内容，与原文中的人物或情节进行类比。

如在提到颜回时，辜鸿铭就将其比喻为“the St．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 （孔教的圣约翰）”，一个纯
洁、勇敢、理想的人物形象于是映入人们脑海。

这样一来，不仅消除了读者的文化陌生感，而且还能够引起他们的文化认同，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原始和终极目的。

四、结语
辜鸿铭翻译儒经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儒学，传播中国文化。

在当时基督教和英语明显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首次独立和主动地向西方翻译儒经，他的译本无疑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起到了以前译本所起不到的作用，在很
大程度上实现了其原本的目的。

《清史稿》也称：辜鸿铭
“译四子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

·621·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①张小波：《强势语下的无奈———辜鸿铭古籍英译的归化》，载《湛江海洋大学学报》
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