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郊区化，简称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指由于城市中心区地租昂贵、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环境恶劣，形成巨大的推动力，促使城市中心区人口、产业外迁，形成相对中心区而言的城市离心化现象。现代城市郊区化始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与城市化的进展相适应，首先在欧洲南部和英国大城市的近郊，城市的因素不断增加，农村的因素逐渐衰减。其后，郊区化浪潮席卷美国，并且更加突出，郊区化生活成为美国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这种现象在日本出现。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住宅需求压力使得居住用地向郊区扩展。大城市圈和地方中心城市圈内的近郊城镇，随着城市生活方式的固定和对土地需要的增大，使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利用更加混杂。近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城市也出现了郊区化现象。

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活跃，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郊区经济的发展，郊区化问题也开始出现。目前，我国的郊区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口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第三产业处于相对分散的阶段。从宏观背景方面来看，中西方的郊区化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中国郊区化开始的时间比西方晚得多，但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来衡量又比西方超前。从微观动力方面考察，则差异巨大：西方城市中心区的社会、环境状况恶化，对人口外迁产生推动作用；而中国城市是在土地市场化后，因功能置换带来的旧城改造推动人口和工业外迁，人们对城市中心区仍怀眷恋之情。西方城市人口外迁主要是追求良好的居住环境；中国居民则主要是为扩大住房面积，改善基本的社会空间。郊区化在西方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在我国，虽属自愿但主要是有组织的被动的过程和行为。

郊区城市化（suburban urbanization），是不同于城市郊区化的又一重要概念。它是指城市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乡村区域的城市化过程。具体是指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变化的职业转换过程和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离的二元政策。一方面乡村的非农产业发展被否定，另一方面城市资本、技术也因无法向乡村扩散而未能带动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广大郊区乡村区域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城市化的重点在城区而不是郊区。改革开放以后，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双重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这种结构方式中，广大郊区农村地区出现了以乡镇企业所代表的现代产业部门和传统农业经济部门的二元关系，这为郊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使得我国郊区城市化呈现新的发展势头。目前，我国一些大城市的郊区城市化已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且出现了郊区城市化与城市郊区化“两个过程”的汇合。

二、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的内涵比较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在地域空间上的延伸，也是城市发展高级阶段的一种动力机制。它是城市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以及某些城市职能由大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扩散过程。城市郊区化的核心是人口和经济要素的离心扩散导致城市郊区的发展。日本地志研究所编写的《地理学辞典》中对郊区化的定义中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即：市中心区和建成区的住宅、工厂、学校、办公楼等外迁，以及农地的住宅用地转化为景观上的郊区化；向中心市的通勤者增加和购物地发生变化等为功能上的郊区化。

作为衡量郊区化的指标主要有人口和居住郊区化、经济活动郊区化和生活空间郊区化三个方面。从人口和居住郊区化方面来看，有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城市中心区向郊区的通勤者数量以及郊区住宅销售面积占全市住宅销售面积的比例等指标。从经济活动郊区化方面来看，有郊区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全市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郊区工业园区（开发区）对郊区GDP 的贡献率、郊区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城市中心区居民购物圈半径等指标。从生活空间郊区化方面来看，有郊区超级市场与购物中心的数量、郊区金融保险业日常业务网点的数量、郊区千人拥有医生数、郊区交通通讯投资密度、郊区普通高中毕业生大学入学率等指标。

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揭示的是城市化的一个层面，是城市化在尚未实现阶段所经历的一个主要过程。它是城市向心增长的一种重要形式。从本质上讲，郊区城市化是郊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郊区的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也是逐步缩小城郊之间生产、生活条件差别，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郊区城市化的核心是郊区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即城镇化；农业产业及生产方式向城市产业及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即农业现代化和产业非农化；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即生活方式城市化。

作为衡量郊区城市化的指标主要有城镇数量及密度、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城市化和居民生活城市化四个方面。从城镇数量及密度方面来看，有城镇数量、城镇密度、中小城镇比重等指标。从人口城市化方面来看，有郊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等指标。从产业结构城市化方面来看，有郊区非农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非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等指标。从居民生活城市化方面来看，指标主要包括：（1）反映生活服务设施城市化的指标，如自来水普及率、用气普及率、用电普及率、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等。（2）反映居民生活城市化的指标，如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恩格尔系数、农民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比重、每个劳动力人均日工作时数等。

三、我国城市郊区化、郊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比较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排斥力与郊区吸引力对城市中心区的人口、产业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排斥力产生于以旧城区人口疏散、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实施更新、环境改善等为主要内容的旧城改造活动。具体而言，人口郊区化的动力主要是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与老城区的大规模危旧房改造，人口外迁的主要去向为近郊区。工业郊区化的动力来自于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最繁华的城市中心区段的地价可能是近郊或远郊同类用地地价的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地价的不同导致城市土地功能的空间置换，这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污染扰民企业的搬迁为主，它们往往是被城市环境要求的压力所迫而外迁；二是以经济结构调整、城市产业布局调整为目的的企业外迁。大量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工业、仓库用地被收益率更高的商业、贸易、金融、保险、写字楼等第三产业所替代。而与城市中心区相比，郊区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低廉的地价、有利的区位、广阔的空间等方面，这些优势对城区人口和经济要素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

郊区城市化是来自城市向心的、离心的以及本乡本土的各种力量在城郊地带共同作用的

结果（见图1）。郊区城市化的动力可概括为城市集聚扩散力与乡村内生驱动力两个方面。城市集聚扩散力主要由城市经济梯度辐射驱动力、城市外向扩展驱动力、城市郊区化驱动力等分支力所构成。城市中心区与郊区处于不同的经济梯度，随着城市中心区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对周围郊区小城镇的辐射能力也不断增强，城乡联系的日益紧密为郊区城市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的需要促使了城市要素的集中发展，城市表现为同心圆圈层式的外向扩展。这一过程突出地表现为大工厂、校园、特殊医院、集团住宅等单位先行者的作用，随后公共建筑和一般住宅相继建设，使其连成一片，由原来的城市逐渐演化为城市中心区，工厂、学校和特殊医院等又进一步被挤到更远的郊区，形成新的城市边缘区。由此可见，在城市外向扩展的动态过程中，“昨天的新郊区变成今天的成熟型郊区，以至明天的老郊区或内城”。乡村内生驱动力主要由乡镇企业驱动力、农业产业化驱动力、制度创新驱动力等分支力所构成，而产生这种内生驱动力的原因，一是农业劳动人口迅速增加与农业主要生产要素——土地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迫使农业人口向农业以外的产业部门转移；二是农产品收入弹性较低的现实促使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产业转移。

图1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示意图

四、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1、郊区城市化对城市郊区化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