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中国民族器乐赏析之二 弹拨乐

中国民族器乐赏析之二弹拨乐

中国音乐从敲击乐器的注重节奏到吹管乐器的注重旋律，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器乐史上的第一个圆圈，奠定了音乐两大要素的基础。随着奠基的完成，必然是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这种发展和深化，首先是由弹拨乐器做出的。它的主要贡献是对音乐色彩的铺饰，使音乐的音色更为丰富和美丽。

根据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代，琴、瑟、筝等弹拨乐器已经出现，并参加音乐的演奏。尽管有伯牙的《高山流水》以及师旷等人在演奏上的卓越技巧，但它仍只在演奏中充当陪衬角色。到了汉代，弹拨乐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已有的琴、瑟、筝等乐器在形制上逐渐的完善起来，而且还新出现了一批弹拨乐器，如三弦和阮。到了隋唐，由于琵琶的引进和普遍使用，才大大的施展了弹拨乐器的魅力和威力，使弹拨乐器起而代替吹管乐器成为这一新的时代的乐器家族的主题。

在众多的弹拨乐器中，最具典型性的要数古琴和琵琶。古琴即七弦琴，在古代即称琴。它的存在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是最古老的、纯正的中国乐器之一。早在《诗经》中，就有“窈佻淑女，琴瑟友之”之句，尤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古琴音量不大，但音色丰富、演奏手法细腻,内容多表现“超脱”或“出世”之情；也有激昂慷慨的咏志之作。如伯牙鼓琴，钟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泰山)。“洋洋乎，若江海”(志在江海)，其知音者，大多不过一二。音乐的语言方式和结构手法，也大都非常自由、狂放，结构中“忘形”的成分较多。由于只是个人浮想联翩，所以无需着意考虑采用为他人所容易听懂的结构、逻辑(基本上是心到那，手到那)。当然，由于操琴者的思绪并不紊乱，所以琴曲的陈述，也总会有某些结构规律可循，只不过其结构规律比较模糊、隐蔽而已。相对而言，琴曲中采用“散起—入调—入侵—复起—散出”等音乐陈述过程者，最为多见。此外，诸段落间速度交替、材料交替循环者或叠奏者也时有所见，但均处理得相当自由。

古琴的音域宽广，共有四个八度和一个大二度。虽然音量较小，但表现力特别丰富，运用不同的弹奏手法，，可以发出很多极富特色、极有韵味的乐音。其基本音响大体可分为三类：散音(即左手不按的空弦音)、按音(也称实音，即左手按弦，右手拨弦时发出的声音)、泛音(即右手拨弦，左手轻碰琴弦所发出的较清亮的声音)。但实际操奏起来，吟、揉、绰、注以及由双弦同时拨奏的和音等，又各有自己的讲究。

古琴不仅音色优美，同时还具有精深高妙的美学内涵、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古色古香、典雅质朴的文人气度。其艺术深邃高妙而又源远流长，正是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灵魂所在。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这种过于朴素，缺少繁富多姿的先天不足随着琵琶的兴起而得到修饰。我国的琵琶最初来自波斯的梨形曲项琵琶，公元五世纪前后，经丝绸之路传人我国中原。隋唐时期已在中国宫廷中广泛运用。如官方“大乐署”、“教坊”、“梨园”等均设有专门的琵琶课(见白居易《琵琶行》)。在琵琶到中国后，无论从外形、结构还是演奏方法、演奏韵味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变化，使它终于变成了一种地道的中国民族乐器。如，原来隋唐琵琶的演奏是用拨子的，而到了明清，就改成了用五指弹奏；其乐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演奏范围由宫廷扩散向民间，琵琶的乐目也开始增多。现有的传统琵琶曲主要是清代以来的传谱。它们包括有《汉宫秋月》、《夕阳箫鼓》、《月儿高》、《塞上曲》(其中包括五首可以连续演奏，也可以分段演奏的小曲)等文曲，又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等武曲。还有一些被称为琵琶大曲者，其特点是综合文曲、武曲技术表现于一身，如《阳春古曲》等，它们都广泛地表现出自隋、唐以来，琵琶在中国生根、演化和发展的大体状况。

琵琶以其颗粒性音响见长，音色独特，演奏灵活多变，自古就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赞喻。它不仅能唱、能吟，还长于通过精美的节奏表现歌舞动作，或通过各种多音演奏技术表现复杂的戏剧性音乐内容等，所以近年来，发展尤其迅速。

艺术是时代精神、生活风貌和审美情趣的最直接的表现。弹拨乐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最初的弹拨乐器——琴，到唐代的色彩乐器——琵琶，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体现了当时人文精神的发展，体现了人对物、人对自然界征服气概的苏醒，也正因为人们思想的自由，为音乐上色调的完善和丰富提供了可能。中国的音乐从凝重、古朴中走了出来，描画了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生活风貌和自然意境，体现出了一派盛事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