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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十口

南方日报：“跑马圈地”不是共享经济 (1)

不能让所谓的收视率愚弄观众 (2)

逼教师停课扶贫，那谁来给农村孩子“扶智”？ (3)

对于霸座男女不能止于劝说无效 (5)

网贷警示教育怎能蜻蜓点水 (6)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加强对租房平台监管维护租客切身利益 (7)

南方日报：“跑马圈地”不是共享经济

子长

2019年09月18日08:26 来源：南方日报

“滴滴事件会成为压垮共享经济概念的稻草吗？”前不久，滴滴

顺风车事件引发争议，不仅让企业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同时也将话题延伸至共享经济这一“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有媒体日前刊发文章指出，进入2019年，以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为代表的共享经

济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暴露出许多问题，说明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火热”后，共享经济发展已进入拐点，面临着重构调整。

很显然，“拐点论”的提出，与共享经济近年来的一系列表现直接相关。自2019年以来，以网约车为代表，共享经济一下子就进入了高歌猛进阶段，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如雨后春笋般“疯长”，形成了新的“风口”。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便风云突变：共享单车领域，不少企业尚未完全站稳脚跟，便在激烈的竞争中相继倒下；共享雨伞、充电宝等领域，看似站在风口，却未能成功“起飞”就遭遇“伪共享”的质疑，处在尴尬境地；还有一些企业，把“共享”当成了标签，炒作“共享卫生巾”“共享睡眠舱”等概念，不但沦为笑柄，更伤害了用户对共享经济的认同。

表面上看，上述很多企业的倒下是经营管理上出了问题，或者说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但追根溯源，共同点则在于其扭曲了“共享经济”的本意。通常认为，共享经济是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琼·斯潘思在1978年发表的一篇合著论文中提出的，其核心在于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撮合供需双方交易，从而增进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可见，共享经济的关键是建立基于信息技术的资源配置新机制。反观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之所以最终变成了一个重资产型行业，关键在于其在创建发展过程中专注的并不是匹配供需，而是致力于增量供给，更像是把传统的出租车行业改头换面，贴上了新标签。抛开需要大量的资产和管理投入不论，仅从名义上就难免有“伪创新”“伪共享”之嫌。

应该看到，诸如网约车等部分共享经济形态，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用户的现实需求，体现了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趋势。对于这样的共享经济而言，理应突出的是平台管理和责任。然而，回望其发展，在资本的“催熟”之下，走的却是“同行拼杀—谋求独大—收割用户”之路。这背后遵循的是“跑马圈地”的资本扩张逻辑，看重的是保持一家独大的体量地位，却偏离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重视和强化的用户权益和社会责任。实践证明，对于共享经济第三方平台来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效率和责任是不可偏废的两块基石。离开了用户的认可，在资本轻易就可以催生出另一个竞争者以及趋于严格的监管条件下，所谓的“垄断地位”终究也只是一道脆弱的护城河。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示，2019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2019年增长47.2%。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重中之重就是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由此而论，共享经济不仅在当下而且在将来，应该也一定会大有可为。因此，如果说共享经济发展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拐点，那么这个拐点所昭示的，并非是行业衰退的趋势，而是对整个行业必须回归理性的警醒。共享经济发展，固然允许试错，但更需要向着正确的方向调整变革，如此才能更具生命力，不负创新之名。

不能让所谓的收视率愚弄观众

李勤余

2019年09月16日09:13 来源：

一些电影明明质量平平，票房却动辄十几亿。一些电视剧并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点击量却超出全国人口总和。影视圈，为何总让公众大呼看不懂？其实，这可能是造假惹的祸。

近日，电视剧《娘道》导演郭靖宇在微博上爆料，声称曾被某卫视总监要挟购买收视率，否则作品就无法播出。这总监给的价码也令人咋舌——每集90万，而该卫视购买《娘道》的价格是130万一集。也就是说，导演必须先出七成保护费，才能让自己的作品顺利播出。

这还不算，根据郭靖宇的说法，这总监背后还有一位能操控收视率的“大神”。这“大神”神通广大到了何种地步？他不无得意地对郭靖宇表示，曾经公开反对购买收视率的尤小刚导演，就曾惨遭他的戏弄——直接让尤小刚作品的收视率跌到0.2。听闻此言，直冒冷汗的想必不止是郭靖宇导演，还有屏幕前的广大观众。怎么，平日里播放的都是假电视剧？

乍看之下，上述乱象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但细细想来，又不难理解。目前，各大卫视每年的广告额都与收视率挂钩。每提高一分收视率，就能多一分广告收入，何乐而不为？如此，广告收入的金额，才能年复一年水涨船高。说到底，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催生购买收视率现象的主因。

可问题是，修改收视率为何这般轻松？按理说，统计收视率应由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完成，如此，方可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地方卫视既拥有电视剧的播出权，又能和所谓“大神”狼狈为奸，随意修改收视率，这就好比将球场上裁判和球员的角色合二为一。试问，这样的比赛，还有多少公平、公正可言？相关部门若不能及时进行监管，真不知那位“大神”还将嚣张多久。

最无辜的无疑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收视率越高，说明该剧也越受老百姓的欢迎，这本是毋庸置疑的道理。可现在，摆在观众眼前的一切数字，都有可能只是某“大神”手中的玩物，这让广大观众如何抉择？“大神”究竟是何方神圣，被愚弄的观众、被要挟的导演都有权得到明确的答案。

如此乱象，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前被曝光的视频网站虚假点击量。不同的造假伎俩，却出于同一种行事逻辑——创作让位于谋利。若放眼整个影视圈、娱乐圈，我们还能看到：金融资本涉足电影制作，造就一笔笔糊涂账；各类排行榜、热搜榜层出不穷，让“买榜”成为公开的秘密。可以说，在“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环境下，造假在所难免。文艺作品的创作导向，本应以人民为中心，可那些造假者的心灵早已被欲望和利益填满，哪还有人民的一席之地？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诚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化产品要实现价值，离不开市场的帮助，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这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和从业人员应该时刻牢记的原则。应该看到，造假带来的“破窗效应”，已经大大伤害了行业的公信力，主管部门和各地方台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一些地方台对于提升作品质量兴趣索然，倒是一心想把影视剧市场当成“提款机”，导致种种积弊，进一步恶化了影视圈环境、降低了服务水平。

逼教师停课扶贫，那谁来给农村孩子“扶智”？

胡印斌

澎湃新闻网

扶贫领域中的形式主义花样繁多、屡禁不绝，根本原因仍在于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形式主义积习已深入骨髓，是一种病，更是一种瘾，很难短时间内得到矫正。

《半月谈》近日发布了一封教师的来信。这名来自安徽某乡镇中学的数学老师称，从2019年三四月开始，上级就要求农村教师与学校所在村的贫困户一对一结对帮扶。之后，任务不断加码，甚至要求“包户”老师不上课也要去扶贫。2019年5月以后，上级直接从农村教师中抽调人员，与学校脱钩，吃住在村。这名教师发问：教师的阵地在三尺讲台，丢下学生去扶贫，是否过分？

这名教师的疑惑，不难理解。正如此前参与过扶贫工作的教师吐槽，一个普通教师，“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怎么扶贫？三填表格四凭嘴巴五靠跑脚，如何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