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庸”与古希腊“中道”之比较

儒家“中庸”与古希腊“中道”之比较

摘要：孔子从济世安民的目标出发而创建以”仁”为宗旨、以”中庸”为方法的儒家学说，他的学说既具有理论上的高度，又切合社会现实、切合日常生活而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亚里士多德从他的”研究哲学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实用”的本旨出发，他的学说不考虑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用性和可行性，而完全是作为纯思辨的理论而存在。因此二者在”中道”的理论上形成了很大差异。

关键词：中庸；中道

如果说”仁”是儒学的宗旨、内容或总目标，”礼”是为了实行”仁”的宗旨而必须遵循的具体条文，或者儒学的外在形式或实施”仁”的具体手段，那么”中庸”则是贯穿于”仁”与”礼”两者之间的方法论。

一、儒家的”中庸”思想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远古圣帝尧、舜、禹相传的”允执其中”，乃是适用于处理一切事物的基本法则，于是加以继承发展而创建了全面而系统的方法论中庸之道。

所谓”中”，它是一种体现处理事物正确性的基本原则，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行为与事物的客观实际适相符合，从而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故含有合乎客观规律的”真理”之意。若从”庸”字的通常意义中引申出来的哲学意义而言，历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作为常理或定理解。其二是作为运用解。它体现了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普遍性。所谓”中庸”，就是正确而普遍的真理。

二、古希腊的”中道”观

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系统

的”中道”理论。

首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所谓”居间者”的观点。他说：”在每一种连续而可分的事物里面，都能够多取、少取或取一均等的量，并且这样做可以是就该事物本身而言，也可以是就其相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相等，就是过多和不足之间的居间者，我的意思是指与两端距离均等的、对于一切人都相同的东西；所谓相对于我们的居间者，我是指既不太多也不太少的东西，--而这不只是一个，也不是对一切人都相同的。”①这里所谓”就该事物本身而言”的”居间者”，就是机械地对事物进行对半折中；所谓”相对于我们的居间者”，就是”我”所需要的最适当的量。亚里士多德主张人应该以自己的需要为标准，去选取”既不太多也不太少的东西”，并认为”任何一种技艺的大师，都避免过多或不足，而寻求那对于我们而言的居间者”。

其次，根据”居间者”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适中是美德，过度和不足是恶行”的观点。他说：”美德是一种适应，因为它是以居间者为目的的。”从这一理论出发，亚里士多德给美德作了严格的规定：”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有适当的动机和以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就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这乃是美德所特具的。”②

其三，又从”居间者”的理论出发，在政治上提出了”中等阶级

统治的国家最好，所以很显然，拥有适度的财产是最好的；因为，在那种生活状况中，人们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他主张：”一个城邦应该尽可能由平等和相同的人们组成，而这种人一般地就是中等阶级。”由此而做出结论：”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③

在亚里士多德的中道理论中，”居间者”可谓是他在哲学上的理论基础，”适中是美德”是他的伦理学说，而”中等阶级统治的国家”是他的政治学说。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道理论体系，并极力加以推崇。然而奇怪的是，中道不但没有经由亚里士多德的提倡而发展起来，相反的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竟成绝响，不仅理论上无人继承，实现中无人践履，更连以前所推崇的适中观念也到此为人们所抛弃殆尽。其原因一部分是客观环境的因素，但主要还应归结为亚里士多德理论本身的缺陷。

三、儒家的”中庸”思想与古希腊”中道”观的对比

孔子从济世安民的目标出发而创建以”仁”为宗旨、以”中庸”为方法的儒家学说，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既要具有理论上的高度，又必须切合社会现实；而亚里士多德从他的”研究哲学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实用”④的本旨出发，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不必考虑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用性和可行性，而完全可以作为纯思辨的理论而存在。由于二者主旨不同，故在”中道”的理论上也形成了很大的差异。

首先，亚里士多德所谓”居间者”的理论，是指以”我”的需要

为标准取其适当的量，却没有”我”如何运用适当的方法去适应客观事物的内容，因而在现实中就无法应付事物的变化。而儒家的中庸之道，既包括有”我”如何选取适当的客观事物的内容，也包括有”我”如何适应客观事物的内容，所以面对任何事物都可以应付裕如。

其次，亚里士多德对实行”善”亦即”美德”有所谓”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有适当的动机和以适当的方式”五个”适当”的严格规定。而在孔子那里，若要实行”美德”，除了”适当的动机”及其后果可以预先用一个”仁”字概括而外，对其他数项一般是不作预先规定的，而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对任何人；即使是方式，也并非预设一个固定的”适当的方式”，而是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而”临时从宜”的。即如穿衣服，在孔子那里，冬天可以穿棉袄，夏天可以穿单衣，春秋可以穿夹衣，这样用随时增减衣服的方式来适应时令的变化，就可使身体达到冷暖适中的感觉。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必须预先选定一件既非棉袄又非单衣的不厚不薄的最”适当”的

夹衣，再在那里坐等最”适当”的时令之到来，然后把它穿上，认为这才是”最好的”；而在其他一切时间所穿的其他一切衣服则都是不好的。这种死板的理论如果产生于中国，不但要受到儒家的批评，同时也将受到其他各家的批评。法家韩子曾斥固执不通者为”守株待兔”，杂家《吕氏春秋》曾斥顽固不知变者为”刻舟求剑”。再次，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从他的理想出发，预先选定一个”

中等阶级统治的国家最好”的标准，认定富有的人会”变成狂暴的大罪犯”，贫穷的人”则变成无赖和下贱的流氓”；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不谋害别人，本身又不遭别人的谋害，所以他们很安全地过活”⑤。这种想当然地光从财产的多少来划分”过”与”不及”而取其”中”的方法，不言而喻乃是一种违背现实的、极端机械的执一不通之论。诚然，中产阶级比较有利于政治的稳定，亦属常理。孔子也认为若要施行”教之”的道德教化，必须先有”富之”的物质建设作为基础；孟子也认为”无恒产，因无恒心”，故主张行王道必先”制民之产”。但是孔、孟绝对不会以资产的”中”与”过”或”不及”的差别来机械地划分善恶。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⑥作为政治家，其任务就在于必须面对贫富不均的无序社会。而亚里士多德竟想当然地预先假设一个”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然后进行施治，这样的政治理论，不仅脱离现实，也违背常理，因而毫无经世致用的意义。

注释：

①《尼各马可伦理学》

②同上

③《政治学》

④《形而上学》

⑤《政治学》

⑥《论语·微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