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矛盾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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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就业转型期的中国，同稳态市场社会相比，就业问题异常复杂。由于政府基本退出了一般竞争性生产领域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体制内，这个计划经济时代下传统的就业空间，迅猛地向体制外溢出劳动力，从主力位置一路后退到对新增劳动力的宏观就业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同时，各类就业人口规模逐年增加，“隐量”、“存量”和“增量”并存，交织成“新债老债一起还”的本土性就业问题。这就是转型期中国就业问题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发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那些特定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本身又是动态和演进着的，并且它们会持续地影响和约束甚至决定着就业问题在下一阶段的走向。因此，只有意识到大学生就业问题“上下文联系”的演进性质，把握那些演进着的约束条件，才能更加正确地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从而有了可能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精准“诊断”和“对症下药”。

一、总量矛盾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方面

回顾二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体制改革，对大学生们来说，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事件有两个：（１）权利，即被交还了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２）身份，即从“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不确定性危机”再到“普通劳动

者”的最终认同。当大学生群体能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行使选择权并重新找到在社会中的“身份”以后，当“权利”和“身份”认知（就业观念）都不再成为障碍的时候，市场的力量和就业需求的刚性决定了他们为避免失业必定会在市场中及时调整自身，包括就业期望值与知识结构，以应对竞争和分工对他们提出的挑战。因此，当人才标准持续走高而工资持续走低，当大范围地出现大学生无论怎样调整自身都不能避免失业的时候，总量矛盾就应当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矛盾，即在大学生这一知识型“普通劳动者”层次上的供大于求，除非我们认为他们大范围地转移到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层次的就业市场是正常的要素流动。

认识大学生就业问题，尽管有如此的复杂性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纠缠，其真正本质性的总量矛盾也不应该被错怪或被其它矛盾所遮蔽。在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中，往往把本质性的矛盾和其它非本质性矛盾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不仅如此，在大部分的总量分析中，也充满了不能自恰的逻辑甚至首尾间自相矛盾，读起来只能令人更加费解。这些令人费解的分析最常见的思路是：由于大学扩招使大学生数量激增，因此就业变得困难起来，但是参考发达国家单位人群大学生的比例，中国的大学生又不是多了而是

□　邹云龙　杨雨龙

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矛盾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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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这些分析一般到此为止，至于发达国家中每单位人群拥有企业的比例和中国当前对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全部语焉不详。既然辩识不出大学生是多还是少，或者需求总量不详，剩下的原因自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大学生期望值过高（有业不就）”、“供需结构错位”、“用人单位追求高学历”、“学校思想教育（包括就业指导）问题”、“社会潜规则”、“户籍制度”、“缺乏择业技巧”等等，这些大量并且是雷同的分析期许“一言以兴邦”，似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功败垂成完全依赖于大学生们的观念转变或一些计策技巧的得逞与否。作为一家之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类分析。中国改革，长路漫漫，步履维艰，其本质性的矛盾（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足引致的需求不足）决不是仅仅靠了观念上的弹性和计谋上的聪明就可以绕过的，智慧游戏走不出时代困境，不从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根本问题出发，所得出的任何观点都难免失于偏颇。这一点，正如汪丁丁在谈论经济学的中国实践时所说的那样，他绝不相信“历史会这样廉价地被创造出来”。

在思考总量矛盾的时候，我曾经闪念过一个多快好省的求解方法：何不统计一下全国总需求中对大学生的有效数量，然后和大学生的总量进行比较并加以调控呢？马上，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了“理性的狂妄”之中，我立刻回想起哈耶克在批评社会工程学的态度时一再告诫我们的话，“人类社会复杂到不是我们的理性能够把握的”。如果能够实证出大学生的就业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当然就可以做到对资源进行定量的配置，从而实现对就业问题的有效控制。如此，计划经济就只能比现实（非彻底的）竞争经济更加有效率，我们也就失去了改革的理由，几代人就原本不必为改革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二、“就业期望值过高”、结构性矛盾等原因只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次要方面

“就业期望值过高”，在一系列就业观念导致“就业难”的分析中占有主要比例，和者甚多。为什么“就业期望值过高（在本文中等同于有业不就）”不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矛盾？

“就业期望值过高”分两种，一为市场过程的，一为市场结果的。对于前者，凡在人力资本市场中求过职的人，甚至所有在市场中有过“杀价”经历的人都会有相同或类似的体验。像任何买者都希望物美价廉，卖者都希望待价而沽的心理一样，作为初次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学生，在他们尚未洞悉市场供求曲线之前，最初的就业期望值即使过高也是完全正常合理的。就业是一个或长或短的市场过程，在这个市场过程中，他们会依据不断出现的新的市场信息，自发自愿地调整期望值（主要是向下），甚至只有在“有业不就（大学生对岗位不满意）”和“无业可就（用人单位对大学生不满意）”之间，他们才能找到自己在市场中较为准确的位置，找到理性和感性能够统一起来的心理平衡，直至实现合理就业。所以，我们应当理

解，作为过程的“有业不就”正是通过市场来配置人力资源的合理成本之一，甚至在应当在一般意义上承认它是每个个体合理就业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虽然过程的“就业期望值过高”合理必要，但是它不会成为主要矛盾的真正原因是：“就业期望值过高”并不是大学生们共谋的集体行动，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特定的沿时间方向变化的就业期望值曲线。当一部分人的期望值过高而选择了“有业不就”的时候，就立刻会有较低期望值的人自动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并不能发现大范围的岗位（非体力劳动性质的）闲置，过程性质的“就业期望值过高”因此并不会降低就业规模而导致较大程度的就业矛盾。

像能够在商品市场中买到“最不坏”的物品一样，就业的前提，是必要合理的搜寻时间和洽谈过程。必要合理的边界，因人而异。只有当求职者经历并超出了这个必要合理的时间与过程，才能称之为结果性质的“就业期望值过高”。那么，究竟是谁基于什么样的心理基础选择了可以称之为结果的“就业期望值过高”呢？

最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求职者对未来工作的更高收益抱有信心，因此他要理性地把自己对未来收益（物质和精神双重的）的预期以较低的贴现率（未来的价值在今天的价值）折算为当下的利益。如果折现后的收益仍然大于现在可选择工作的收益，那么他当然选择继续等待。或者，也可以把其等待的成本（继续搜寻、洽谈的时间与过程）理解成为获得更高收益工作的投资。这正像我们在市场中经常看到的那样，基于对更高价格的预期，精明的商家有时宁可暂时卖不掉也不肯降价的道理。当然，预期并不一定会成为现实。不过，在市场的不确定性面前，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和理性的局限，人们都会在决策上表现出一定的风险态度，做出一些不同程度的风险行为。无论这些风险行为的结果如何，即便在事后看，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他们的选择也仍然是理性的。根据上述逻辑，我们不难推断出是哪些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正是那些在市场过程中至少已经部分地洞察了市场供求曲线的人，并且据此对自己的未来仍然抱有比当前更高收益的预期。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在能力结构和心理结构上必定属于优势群体，他们有自己特定的就业偏好，不愿意“骑驴找马”，从而在市场中一再选择了“有业不就”。　这样看来，如果非要说他们在就业上存在难处不免过于勉强，顶多可以算作“选择难”的一族而已。

既然过程的“就业期望值过高”在就业中是合理必要的，既然结果的“就业期望值过高”是优势就业群体的理性的风险行为，那么，“就业期望值过高”和“就业难”尽管在表面上符合了一些人的“因果性联想”，但却实在构不成经得起推敲的因果关系。所以，“就业期望值过高”导致“就业难”之论是否当休矣，“就业期望值过高”是否属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矛盾，请读者自明。

关于结构性矛盾，我当然承认它一定程度和范围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