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青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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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冷峻、文风更加冷峻的鲁迅,他的内心究竟有多少热情,这些热情的流向究竟在哪里,从来都是人们争说不定的话题。

由于鲁迅复杂的心境,他的文字总是传达这复杂的感情,这既对人们完整、准确的理解鲁迅造成困难,也是鲁迅的同样一段话语引来含义不同甚至相反的阐释。

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就是一个众说纷纭、歧义不断的话题。

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已经37岁,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并没有真正扮演“青年近卫军”的角色。

她比同时代的作家胡适、冰心、叶圣陶、矛盾、郭沫若、郁达夫等都要“年长”十岁以上,,比起后起的进步青年,他更像一个“长者”,这是一方面。

宁一方面或许更重要,鲁迅的思想成熟较早,他不世故,却看得清世故;他不喜欢老成,却非常吝惜自己的热情。

凡是他都会在质疑中观察、思考然后作出判断,鲁迅也有时不喜欢这样的做法和态度,时在反省中。

这种质疑的思想使他发出的声音有时并不能为人理解,并回引来一些怀疑、误解甚至攻击,“保守”、“世故老人”等等反而是鲁迅在世时很早就得到的“名号”。

如何理解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和评价,因此就称成为了研究鲁迅的一个重要课题。

1.青年应该“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行进”
鲁迅的文章里,“青年”是出现最高的词,生活早在一个“风雨如磐”的时代,一个“因袭的重担”压得人难以承受的中国,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与过去,青年不胜于老年”,(《三闲集》序言)他心目中的中国青年,应该是敢于前行、无所畏惧,勇于对“无声的中国”发出真的声音的前行者。

他们也许不无稚气,但这稚气正是他们挣脱束缚,去除羁绊的表现。

在鲁迅心目中,青年时中国未来的希望。

五四新文化运动热潮中的鲁迅,对中国青年的热血和激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狂人日记》曾把中国的历史比喻成“吃人”的历史,他在杂文中也在这样的比喻下向青年发出呼声:“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在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则是湘子啊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
青年的重要使命是为“无声的中国呐喊”。

青年应当承担怎样的使命,鲁迅并没有那样具体的指引,在表达对青年的愿望时,他更像一个文学家,希望中国的青年能够发出“真的”声音。

“青年们先查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一切内心话说出来,发表出来”。

(《无声的中国》)未了这样的“真”,鲁迅从不计较他们作出的选择是否周全,是否“合乎情理”。

“只要能达到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不是一个有些豪情的青年。

然而也有敢于坦白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

”(《新的故事》)
鲁迅是思想者,他自己的性格中有少有的早熟和冷静,这同他少年时代起就看呆“世人的真面目”有关。

他的思想很大一程度上是来自这种几乎是天生的深邃,也有时让他自己觉得一种难以挣脱的约束。

他对青年另有希望。

只要敢于前行的青年,即时他们身上有初出茅庐的幼稚,但仍然让人看到希望,所以他对幼稚不但可以原谅,甚至认为是青年区别于老年的重要标志。

“至于幼稚,尤其没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

幼稚是会成长,会成熟的,只要衰老,腐败,就好。

倘说待到成熟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

”(《无声的中国》)比起衰老和腐败,幼稚是青年性格中可贵的一部分。

在鲁迅心目中,青年就是应当敢说真话,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敢于抛弃诱人光环的人。

他们会因此受伤,会经受各种各样的打击,当青年的成长也正依赖于这样的考验。

“灵魂被风沙打击的粗暴,因为这是人的灵魂,我爱这样的灵魂;我愿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是的,青年的灵魂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野草.一觉》)作为一个背负着沉重的传统重担的“过来人”,一个青年时代在黑暗的小屋子里抄古贝
的“中年人”,鲁迅深知青年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艰辛,知道他们内心无法战胜的“毒气”,这也是他对青年人最大的当心。

“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集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

”(《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国现今的一部分人,却是很有些苦闷。

我想,这是故国青年的青年的迟暮之感。

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从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理。

”(《当陶元君的会展时》)真正的青年,应该选择没有顾忌地前行,“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忽然想到》)
2.青年应走自己的路
鲁迅的青年观里,很重要也很特别一条,是他并不希望青年苦苦寻找什么指路者。

他认为,只有那些敢于照着自己确定的目标勇往直前的青年,才能在血气方刚中见真性情。

从那个这个角度上,鲁迅被认为是“导师”或自以为“导师”的人给予无情的嘲讽。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鲁迅眼里的青年和年龄无关,并不是年纪轻的人都可以统称“青年”。

“近来很同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

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有很多。

但是,自然也有前进的。

“在这些类别里,鲁迅只欣赏纳休用于前进的青年。

鲁迅告诫的是那些要前进的青年,至于象华晓栓那样的“青年”则不在此列。

前进的青年必会面临如何在歧路选择的痛苦,他或者会找个“导师”来领路,从而走上一条自认为的捷径。

鲁迅要提醒请青年的是这样导师寻不到,也没做用,所以没必要。

“要前进的青年大抵要寻一个导师。

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

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无认为识路。

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导师》)
鲁迅为所谓的“导师”画过象这画像让人想起高老夫子和四铭等小说人物。

“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倘有带着假面具,已导师自居的,就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撕下来,互相撕下来。

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的粉碎,然后可以谈反话。


(《我还不能带住》)鲁迅的这一描述和他最为厌恶的“文人学者”、“正人君子”正好切合,他因此向青年发起忠告:“青年又何须寻找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

联合起来,同向着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是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泉井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们不必顾及“导师“劝告而执意前行,是鲁迅自始至终的态度和观点,并非从他开始有了论敌才特别指出。

早在《热风。

随感录四十一》里鲁迅集曾指出:”愿中国青年东欧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生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也就是说,青年们不要把青春和生命用来等待“火炬”,而应努力的发热发光。

3.青年的分化令人失望和警醒
如前所述,鲁迅对青年不是一概而论的。

五四初、中期,鲁迅将青年按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和“前进”的几类,1925年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对青年的“形象”表达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成的老牌的子弟,驯良的百姓。

”到后期,他更强调青年精神上的不同,这使他对青年的态度更加谨慎,更不愿以年龄简单对待。

“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
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三闲集>序言》)
本来鲁迅读青年是希望如同自己当年的理想一样,用文艺的火光去照亮国民的心灵,然而现实却并不那么令他乐观。

“我现对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都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大都是挂新拍的利己主义者。

而他们以为他们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所以“小”的地方.。

”(1926年12月2日致许广平)这样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十余年来,我所预见的文学青年也不少了,而稀奇古怪的居多。

最大的通病,是以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最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该党原谅了。

”(1933年6月18 日致曹聚仁)
后期鲁迅对某些青年的失望已不止是“文学青年”的“不作为”,而是对某些青年的品行感到失望和恶心。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温暖那是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更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其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1933年6月18 日致曹聚仁)“但我觉得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到十之八九是少年老成者,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合这种人来往。

:(1934年5月23日致曹靖华):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大抵是只呆鸟。

”(1936年10月15日致曹白)
4 鲁迅对亲青年的现实关心
鲁迅自己没有青年的姿态,更没有“导师”的做派和“架子”,他最讨厌的就是摆“架子”的自以为是者。

对青年,他有教诲,但他时常提醒自和青年,且不时将自己作为青年的榜样甚至偶像对待。

鲁迅有自我解剖的自觉,他深知自己身上有“鬼气和毒气’’,他非常担心自己”绝望“的心态和看穿一切后的沉稳太过感染有为青年。

“所以,我终于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罢。

”(《北京通信》)是否从青年身上看到被自己否定的心理特征,甚至成了鲁迅对待和评价青年的一个莫名的标准。

1924年9月24日在致李秉中的信中,鲁迅说:“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有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

但我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样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我觉得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教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这种奇怪的心理反应,正可以见出鲁迅的自省和对青年的期望。

想到青年用带着体温的钱购买自己的书,鲁迅就更会感到对青年应负的责任。

“这体温便烙印的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写在<坟>的后面》他希望中国的青年用于担起社会责任,如果没有见到令他兴奋的情景难免会失望。

”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顾忌的加以批评,因此增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借来说话的竟很少。

“(《<华盖集>题记》)但鲁迅的思想中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并不希望青年无谓的流血牺牲,他从不鼓动青年用自己的热情去碰撞残暴。

他在三。

一八惨案前不主张许广平学生前往执政府游行,一方面是他对军阀残暴有真切的认识,另一方面yyehi对青年生命的珍惜。

“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

(《<三闲集>序言》)他真心希望青年们对人生有个更加明确、长远的目标。

“若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北京通信》)对见,鲁迅对青年的忠告里又有另一番情感在里边。

实在话说,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因此有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看到青年充满激情、不顾生死的勇猛;另一方面,他又担心青年因为这份勇猛而牺牲;更同时,他怀着美好的愿望,愿有
为的、正直的青年能够保证“生存”、越过“温饱”、求得“发展”。

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时常要对青年发出自己的已意见和看法,同是又担心自己的言论、心情影响了青年进取的步伐。

他在理想的激发和现实的关心之间时有犹豫、矛盾之处。

鲁迅是一位对青年十分看重的“长者”。

他对青年的爱憎表达的十分直接。

对殷夫、叶紫、柔石等青年作家,尽管他们创作并不十分成熟,但他特别看重他们创作中的血和泪的热情与投入,赞赏他们的锋芒如“林中的响箭”。

他对萧红、萧坚等青年朋友的亲切与温和,让人看到鲁迅的另一面风采。

他同青年木刻家们亲切交谈的照片,至今让人观之动容。

同是他对周围不时出现的一些狡猾、老成,趋小利、重私心,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青年,则怀着戒心,充满厌恶,绝不以“青年”的名号原谅他们。

鲁迅的青年观,不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可以描述全面、总结到位的,并且有很多思想,渗透在并不以“青年”为主题的小说和杂文中。

但这是一扇打开鲁迅思想和情感世界的窗户,这窗户是时时闪着光的所在,让人虽是感受到一种人格的风范和思想的力量。

选自2008年9月24 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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