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提要：对古代小说史的历来存有着文体混杂的。本文则试图从小说作为叙事文体出发，对叙事的内在特征——深层叙述结构实行，从这个角度梳理中国叙事文学的内在趋势和文化意义。文中探讨了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种深层结构：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和作为欲望宣泄的民间文化叙述结构。这三种深层结构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展开，形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文化发展中从正统到精英、而后又到民间的内在趋势。

关键词：深层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情感逻辑民间文化

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学者在探究叙事起源时，常常从神话算起。不过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古代神话，都是散落在后代文章中的残片，充其量只能算作后代叙事素材中的故事原型。从能够考察的历史来看，上古只有史官的叙述能够找到与后代叙事活动之间的联系线索。所以只能说，中国古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直到宋代开始繁荣起来的白话小说，也是以讲史为各种小说之首。如罗烨在描述当时小说的内容时说：

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 (1)

这些话中所提到的小说内容都与历史相关。要理解中国小说叙述的起源，就不能不注意历史叙述的意义及其对小说叙事的，特别是历史叙述和小说叙述在表面的故事叙述背后隐藏着的深层叙述结构的关系方面。

中国历史著作中的“正史”通常是指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的“二十四史”。但要认真研究历史叙述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更能够体现

正史叙述特征的早期著作理应说是《左传》而不是《史记》。《左传》虽然被归入依附于“经”的阐释性著作，但就其实质来说与所依附的

经典《春秋》同属于历史著作。这不但因为《春秋》和《左传》的内

容都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而且因为在叙述中隐含着后代正史所共有

的深层叙述结构。

《春秋》作为历史著作显然是简单粗糙了一点：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

仅仅极其简略的一两句，没有具体的对事件发生过程和因果关系的理解。所谓的春秋笔法也仅仅表达叙述者对事件意义的态度，并不是对

事件本身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的理解，换句话说，还没有形成真正意

义上历史著作所需要的历史意识。

《左传》就不同了。从表面上看，《左传》似乎仅仅把《春秋》中所

提到的事件讲述得具体细致了一些，一如新闻报道的标题与文章内容

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左传》不但仅是把事件讲得具体一些，更重

要的是，把一种历史意识贯穿、渗透到了叙述中，从而使得所叙述的

事件不再是单纯的客观事件，而是成为历史观点的表现。从这种历史

叙述开始，一种隐藏在具体叙述文本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逐渐成熟起来。我们能够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分析这种深层叙述结构的产生。比

如《春秋》记载的第一段历史，隐公元年的事件是这样叙述的：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

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段简单而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兄弟相残的故事，即“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个叙述句中一“克”字隐藏着对郑庄公的批评之义。但这仅仅叙述者的批评态度，

与事件本身并无关系。

而在《左传》中就不同了。这句话所涉及的史实被具体细致地展开来，而且还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关于郑庄公和

兄弟共叔段之间矛盾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左传》不但详细地叙述

过程，而且对事件发生的内在根据实行了解释。按照《左传》中的叙述，郑庄公在回答祭仲的担心时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句话实际上既从郑庄公的角度解释了共叔公必然失败的道德

原因，也暗示了庄公自己居心叵测的一面。整个事件的发展就是按照

这种解释实行的：一方面是骄横的共叔段步步扩张、叛逆之心逐渐显露；另一方面是郑庄公步步为营、小心戒备并积聚着自己的力量。随

着事件的发展，两方面的力量就这样相反地消长着，直到最后共叔段

的反叛和郑庄公的致命一击，便成为整个事件最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不是像《春秋》那样仅仅对人物行为的道德意

义作事后的评判，而是把道德意义作为事件发展的逻辑根据。“郑伯

克段于鄢”不是个特殊的例子，这种叙述是《左传》的重要特点。在

隐公五年四月的一段战事记载中是这样叙述的：

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

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

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能够师。”

这场战事描述得很简略，但也很典型。讲到战事的过程只有三句话，

第一句是郑人的战术，第二句是燕人应战的心态，第三句便是战争的

结局。就在这短短的三句话中，不但叙述了事件的基本过程，而且更

重要的是解释了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就是后面“君子”的评述中

所的：“不备不虞，不能够师。”他们的行为和观点违背了战争，不

懂得必须小心谨慎的道理。小心谨慎不是一般工具意义上的智慧，而

是道德层次的智慧。也就是说，燕人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道德方面的

问题。

这个思想也体现在对楚晋城濮之战的叙述中。这次战事在《春秋》的

僖公二十八年记载里是完全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叙述的：“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

夫得臣。”这段叙述对战事所做的简短而客观的报道中没有道德评价，更没有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左传》就不同了。城濮之战是《左传》叙述中最详尽而精彩的故事之一，从晋文公伐曹开始，将晋、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