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背后的对赌协议

中国好声音背后的对赌协议

商界导读：是什么让《中国好声音》一夕爆红，如果拂去表面的光华与纷争，我们便会发现《中国好声音》成功背后的道理，以及它的生意经的意义。

7月23日，《中国好声音》的副总导演沈宁在微博上抒发了一下心情：“感谢各位兄弟姐妹！我们是最牛的！无敌了！”他所指的无敌，是当天刚刚统计得出的《中国好声音》的收视率。很快，名为“中国蓝大家庭”的加V官方微博也发布了一条收视捷报：“7月20日周五浙江卫视全天收视0.447，位列省级卫视第一，@中国好声音收视2.773%，以绝对优势位居同时段所有节目榜首，当晚重播收视1.11排名第一。”沈宁在微博上打出了一长串的“嘿嘿”，开心地说“不枉我天天不睡觉”。

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7月20日的42城统计数据，《中国好声音》第二集首播收视率达到2.717，位列同时段第一。

音乐选秀2.0的黑马

抛开万恶的收视率，谈谈最重要的观众。在北京东城区某栋居民楼里，从一楼走到五楼，家家户户传出的《中国好声音》能够接上趟。“上一个，还是《甄传》的时候。”网友sylvia_狸在某个与《中国好声音》无关的贴吧里这样写道。

在2012年的7月下旬，《中国好声音》确如一记响雷，重新点燃了中国观众对好声音的期待。

是因为它够特别？2012年7月，中国电视荧幕上“好声音”频发。7日，山东卫视“中国第一档音乐教育类真人秀”《天籁之声》总决赛开播。11日，东方卫视“大型国际音乐交流节目”《声动亚洲》登台。13日，浙江卫视“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首秀。这三档节目都放弃了海选，出战的“好声音”中不乏专业或从业背景，他们将和导师紧密合作，或将捉对PK。他们不再设立投票、排名环节，并在旌旗上书“公益”、“交流”、“教育”、“励志”一类光明字眼。

这类节目，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音乐选秀2.0”，他们的终极目的，还是打造出新一代的音乐明星，来借此获利。他们的升级换代，全因“音乐选秀1.0”的穷途末路。

在《中国好声音》一夕爆红之前，上一波由中国电视引发的全民听唱追星热潮，要追溯到7

年前。2004年第一届《超级女声》红遍中国。此后数年，神州大地皆选秀，为夺收视，低级手段层出不穷。2011年9月，湖南卫视宣布停办2012年《快乐女声》，当年10月，广电总局再度下发“限娱令”，硬性规定“全国卫视选秀节目一年加起来总量不超过10档，类型不得重复”，音乐选秀热度骤降。

对此依依不舍的各大卫视，领会完精神，调整好定位，重新出发，再度厮杀。《中国好声音》事前无甚波澜，播出前一个月，确定了超强“导师阵容”的它，在2012年度十大歌曲类选秀节目网络人气总指数中仅排名第四，还不到排名第一的《天籁之声》的1/6（据中传艾利艾网络影响力评估有限公司统计数据，6月8日至6月14日）。《中国好声音》首集播出收视率，只是还算不错的1.5，但“激动得难以入睡”的网友们让《中国好声音》迅速占据了微博实时热词排行榜第一名，其选手演唱视频迅速蔓延，并随即涌出两股同样浩大的质疑与追捧之声，媒体跟进后，拉抬起《中国好声音》第二集人气，于是诞生了接近2.8的首播收视率，创下2012年截至目前音乐类节目的最高峰。

在音乐类选秀节目几乎走到绝境，《中国好声音》的突然爆红，算不算一个偶然？遥遥领先于其他“音乐选秀2.0版”节目，如果拂去表面的光华与纷争，便会发现它成功背后的道理，以及它的“生意经”的意义。

“体制外”的制作

西方人吃到了好吃的大餐，总不能免俗地要和大厨见见面。中国人吃到了不错的菜，也想问问厨师是怎么个做法。《中国好声音》的播出平台是浙江卫视，但它的主厨另有其人，叫做“灿星制作”。

“灿星制作”的荣誉墙上，除了最新的《中国好声音》外，几乎都是属于东方卫视的节目。《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华语音乐榜中榜》，这些响当当的综艺秀就出自这个原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团队之手。为何集体跳槽到原星空卫视的“灿星制作”，又将红火的《中国好声音》拱手让给浙江卫视？网络上出现不少疑问。

要捋清灿星制作的根源，对一个非业内人士来讲不太容易。现在的灿星制作总裁由田明兼任，他1992年加入刚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一路做到东方卫视总监，后成为SMG副总裁。2010年，CMC（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与美国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战略并购星空卫视的电视业务，成立星空华文传媒公司，于2011年任命田明为总裁。值得一提的是，CMC 的两大股东之一，就是SMG。

简单地说，SMG投资CMC，CMC控股星空，星空下辖灿星制作。田明执掌星空华文后，原SMG制作团队的部分核心人物填充进入当时已无制作力的灿星，从“体制内”走向了“体制外”，继续为东方卫视打造《中国达人秀》和《舞林大会》，也酿出了《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上播出。

“和过往的区别主要是，在体制外的运作模式里，能规避一些体制内消耗时间与精力的事情，譬如太多的会议。现在有专人负责事务性工作，我们只要专心致志地做节目就可以了。”深夜开会到11点后，星空传媒（中国）制作总监、灿星制作制作总监、《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给记者打回电话。

在“体制外”轻松上阵屡创佳绩的灿星制作，所赢得的利润与口碑，都将回流。“灿星制作的成功，其实也是SMG的成功。”陆伟说。

制与播分离

在关于《中国好声音》的各类解读、赞美和质疑的声浪中，田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被掩盖了。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创立了一个中国电视制作合作模式的先河”，他又说：“《中国好声音》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

陆伟详细解读了这种说法，他将中国到目前为止卫视的“制播分离”划分了三种模式：“最原始、最基础的所谓‘制播分离’阶段，本质就是‘劳务输出’，电视台人手紧张，把一部分工作交给电视台以外的人来做，但是总的控制权在电视台，有时还会下派导演负责。它只是把一些纯粹劳务，包括剪辑师、编导等基层工作请外人完成，但核心技术和节目内容都是电视台掌控的。”

第二种模式是目前的主流：“目前常见的是，由某制作公司负责创意、理念、制作，独立完成一档节目。制作公司先拿出一个样片，交由电视台的审片委员会审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电视台才首次参与其中。”陆伟说：“审片委员会由电视台领导、部门主任、相关节目制片人和导演组成，他们会预估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和广告吸附力，再考虑是否购买。如果预估广告吸附力是1000万元，电视台通常希望以较低的价格，譬如600万元购买。”

这种主流方式简单来说，就是电视台负责审查、付费和播出，制作公司全职生产。如果说原始阶段制作公司赚的是劳务费的话，主流模式的制作公司利润则来自于“节流”。“广告收益是归电视台的，制作公司的利润是封顶的，他们需要考虑在电视台给予的制作费内拿出多少作为成本，”陆伟说，“为了提高利润空间，会使得制作公司有意识地节约成本，节目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田明所说的历史性的制播分离，指的是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根据报道，灿星制作和浙江电视台之间有一道线的约定，低于这道线，灿星赔偿，高于这道线，二者分红。对于灿星而言，这有些类似“对赌协议”。

“它的优势在于上不封顶，如果节目很成功，广告价格翻倍。节目收视率越高，获取的利润越大，双方可以分成的利益就越大。另外它不会限制你的投入，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必须请到非常专业的明星、制作人员。这个投入是不能省的，因为省了之后，节目品质会下降，收视率就会往下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这种制播分离的模式，就不是有意识节流，而是去开源。制作成本上不会吝啬，而要想办法把节目质量做高。”

严格来说，《中国好声音》并非因为“特别”才得到成功，而在于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几乎都做到了“极致”才爆红。观众们所看到的顶级导师、原版转椅、高级音箱、零点乐队贝斯手王笑东和黄金调音师金少刚等“顶级元素”，其催生根源都是制播分离所带来的压力和动力。“优势是，你可能赚到很多钱，劣势是节目一旦不那么成功，亏钱的风险就很大。以前那种合作方式几乎没有风险，收入完全是可控的。”这种首创的真正制播分离的模式，应该也是《中国好声音》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找不到“婆家”的原因，也是浙江卫视考量后做下决定的筹码。

导师们的“分红”

在关于《中国好声音》的众多报道中，有一则消息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好声音，导师酬劳2000万》。那英、刘欢、庾澄庆、杨坤四位导师的收入，也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陆伟否认了这一说法，并对时代周报记者披露了四位导师的收入模式—技术入股，彩铃分红。

“我们没有跟他们谈钱的问题，跟导师的合作也是创新模式。以往请嘉宾过来很简单，你来做几场，跟你打报价，或者按场算，来一场算一场。我们这一次不是这样，我们把整个导师